對我而言，韓少功這一時期作品最大的討論價值，便在於它們呈現了一個作家思想意識逐步轉變的過程。雖然大量的評論資料都關注了韓少功在1985年左右的創作突破和轉型，但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於這一轉變的描述，普遍依賴一種簡單化的對照批評模式：比較韓少功1985年之前和之後的創作，分析文本內涵和形式的差異，對轉型給予肯定。比如劉紹銘在將韓少功的早期作品與《爸爸爸》等尋根小說相比之後，高度評價了這一創作的轉型意義：在持續一段時間的較少的政府幹預下，一個有才華的作家可以在自我超越中創作許多令人驚訝的作品。很少有新時期的作家經曆了這樣根本性的轉變：從既有觀念的腹語者、重複者向個人焦慮的獨語者的轉變。他為我們提供了當客觀環境允許下的一種成長的可能性。
劉紹銘的概括切中了韓少功創作轉型的關鍵點，然而我認為，這種考察和評價所透露出的是一種斷裂的批評方式。該方式將早期作品默認為轉變前的創作，作家在經曆一個抽象的“超越”過程後，呈現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種創作。這種批評方式忽視了文本本身所傳達的轉型信息，作家的轉型不應被視為一種跳躍，而是一個充滿真實苦痛的漸進過程。韓少功的早期創作所展示的正是一種“轉變中”的寫作狀態。在困惑和矛盾的書寫中，作家如實記錄了自己的思考軌跡。而在我看來，作為批評者，隻有切實把握這一點，才能完成對韓少功這一時期作品的完整描述。
我們首先來看看韓少功在這種轉變之前的書寫。1975年第5期的《湘江文藝》上，當時還在當知青的韓少功發表了一篇短論《從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義的組織路線》，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可奇怪的是，《水滸》這本露骨的鼓吹投降主義的反麵教材，在過去不少評論文章中，卻把它吹捧為一本“農民起義的史詩”，把宋江美化為一個有“卓越的領導和組織才能”、“有貢獻”的“農民起義領袖”。請問：宋江的“貢獻”在哪裏？“組織才能”是一種什麼樣的才能？顯然，他的“貢獻”是斷送革命，他的“組織才能”是組織一支反革命的別動隊、使革命隊伍改變顏色的才能！古今叛徒，一脈相承。他們正是要用這種“才能”奪去無數革命誌士的生命，把億萬勞苦大眾推到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怎能把這種“才能”稱之“卓越”呢？
這樣的極左思維模式下的文字，便是韓少功的學步習作。可以想見，和韓少功同代的大多數作家都是在如此的極左話語默寫中開始學習寫作的，學習這樣的思維、這樣的語言、這樣的文體，學習如何遮蔽、扭曲自我來迎合話語的製造者，而之後隻有極少數得以從這種畸形的狀態中掙脫出來。曾鎮南談到韓少功1976年前創作的《紅爐上山》、《七月洪峰》等作品時說，“作家韓少功尚未問世”。因為這些歌功頌德的作品仍然隻是在複製那個時代的聲音，而非真正的創作。
韓少功“文革”後初期的小說創作，向我們呈現的便是一種轉變以及轉變的艱難。剛剛從批判《水滸》的極左思維中有所掙脫，在多種價值標準的取舍麵前，在響亮的官方話語引導下，在“新時期”“如何現代”的諸多新問題的纏繞中，這個頭緒紛繁的思考過程必然伴隨著困惑和迷茫。無論是擺脫、尋找，還是確立，都尚處於未完成之中。
質疑與佐證並存，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文本現象。矛盾的表達，同樣也是韓少功創作轉變中的特征之一。在逐漸萌生的個人意識和不容置疑的官方話語之間，作家的立場遊移不定，在對官方邏輯有所懷疑的同時，伴隨著同樣強烈的自我懷疑。因此在閱讀這些意味曖昧的小說時，文本表層所直接傳達的信息有時並不可靠。創作於1978年的中篇小說《戰俘》便是這樣一個有待重新解讀的作品。
《紅爐上山》、《七月洪峰》、《夜宿清江浦》等作品創作於1974到1977年間，是韓少功創作最初期的應聲之作，絕大多數評論文章談及這些作品都一筆帶過。小說《戰俘》從表麵上看，也屬於同一階段的創作。在我翻閱的有關資料中，沒有一篇提到或分析過這部小說。可以猜測，在評論者的先決判定中，《戰俘》和上述作品一樣，已被認定是一篇毫無探討價值的官樣文章，從而被忽視。
《戰俘》以國共戰爭為背景。國民黨旅長趙漢笙被紅軍俘虜之後，受到了良好的待遇。雖然起初報以強烈的敵視態度，但他最終被紅軍種種優秀的作風所感化，加入到紅軍的隊伍之中。第二年，在他帶兵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因缺乏支援，戰敗被俘。在國民黨的審判中，他拒絕了勸降歸順的要求而被殺害。
小說主題鮮明，通過一個敵軍將領的投誠故事來佐證“我軍”優越的俘虜政策以及顛撲不破的正義立場。雖是敵方將領，趙漢笙卻是一個正麵的角色，作風正派、體恤下屬、富有氣節，還多才多藝。通過這些刻畫，趙漢笙的投誠便被渲染成一種必然。他加入敵軍是因為出身窮苦、誤入歧途，其本性的正直必然促使他做出正確的選擇——在感化下歸順“我軍”。而小說尾聲，趙漢笙寧死不屈，被國民黨軍隊殺害，這一情節更突出了“我軍”感召的成功，以及敵軍的凶殘。可以說，這是整部小說的論證線索。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在趙漢笙兩次被俘的故事中，紅軍一方絕對的正義性與其說是小說論證的結果，倒不如說是小說預設的先決條件。同一個故事，投誠還是背叛，犧牲還是受懲戒，不同政治立場的書寫麵目全非。很顯然，《戰俘》對於故事的表現完全處於“我方正義”的前提之下，這個主題先行的作品以明確的態度宣揚了官方意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