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我們來重新細讀小說的細節安排，卻可以發現一處關鍵性的設計，透露了與小說主旨明顯矛盾的信息。小說開篇交代了趙漢笙的被俘原因：
國民黨軍隊內部鉤心鬥角、各圖私利，在他受困之時，另一支部隊按兵不動、隔岸觀火。而有意思的是，趙漢笙歸附紅軍之後，同樣是因為無援兵支援而被俘受害。小說在篇尾揭露了有關內幕：在紅軍內部的權力鬥爭之中，一個中央代表加以罪名將庇護趙漢笙的紅軍師長殺害，並拒絕派兵支援。無論是否是作家有意識的安排，這都是個很有反諷意味的情節。雖然作家一麵倒地將絕對的正義賦予紅軍一方，但是趙漢笙的兩次被俘，根本原因如出一轍。盡管有關敘述隻有短短的一節文字，在一筆帶過之後，緊接著便是趙漢笙英勇就義場麵的激情描繪，然而這一段看似節外生枝的補充，卻彰顯了作品在邏輯上的裂隙——紅軍的正義性並非如文本表麵所展示的那樣不容置疑，在作家的觀念中，齷齪的權術操弄存在於一切政治之中，而非敵方專有。
由此可見，小說《戰俘》在佐證的層麵之下暗含著某種質疑，這種質疑是作家的刻意用心還是其內心矛盾的潛意識體現？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1978年的創作中，韓少功已開始了一種反省，對某種政治合法性及絕對正義性的反省。與早先批判《水滸》及其他初期作品相比，這一反省是一種異質的聲音，盡管微弱模糊，但仍是轉變的開始。
《戰俘》之後的作品中，質疑和佐證並存成為一個突出的文本現象。比如《回聲》有關“文革”成因的探討中，通過受攻擊幹部丁老倌的發言，將“文革”的顛倒黑白歸因於“中央出了奸臣”，“造反派中有階級敵人”，“好好一個國家被那些見風使舵的黨員叛徒搞爛了”。這種“奸臣當道”的論斷正應合了“新時期”官方話語對於“文革”的總結。可以看到，類似的思路和反思的尺度，在《西望茅草地》、《月蘭》、《道上人匆匆》等作品中也屢見不鮮。小說往往通過敘述者和人物的反思，來表達對某一官方邏輯的質疑，但並不觸及其延續性及合法性問題，相反，在其他部分的敘述中，小說則會對此加以進一步的佐證和鞏固。
質疑與佐證並存的文本現象，與小說的困惑麵貌一樣，一方麵體現了韓少功這一時期意識形態反思的限度，另一方麵也確保了這一反思處於官方允許的界內。而我們也可以猜想，這些文本特色同樣也是作品受到官方和讀者好評的原因之一：對社會的思考並不通過態度尖銳的現實批判來傳達，而是向內轉，在自我省審和自我追問中探討問題的根源，這樣麵目柔和而內涵豐富的表達更易被官方接受，也更能引發讀者的思考和評論者的探討。
重讀韓少功在文學道路上的起步作品，我所感興趣的並不是他在這一時期所做出的文學成就，而是他在這些文字中所透露的寫作狀態。考察這一寫作狀態，需要將作品放置到具體的創作語境中加以解讀。這裏的創作語境，包括橫向的時代語境，即“文革”後初期的政治文化語境，以及在縱向上，韓少功貫穿前後的創作脈絡。把握前者，可以厘清那個時代共同的政治影響，從而避免在今天的眼光中，對那些尚顯幼稚粗淺的文字妄加鄙薄。而後一方麵的考慮，則有助於深入作家創作流變的過程，更切實地描述出作家特定階段的思想境遇。
“文革”後初期，國家正經曆全麵的轉型。作為一個剛剛具有自覺意識的思考者，韓少功也經曆著思想意識上的震蕩。他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與其說清晰傳達了他對新時期現代性狀況的思考，倒不如說，真實記錄了自己在這一內外互動過程中的思想軌跡。在我看來，一個作家的創作特質，雖然集中體現在他高峰期的代表作品中，但在那些不成熟的早期作品中往往已可窺見一斑。
韓少功在他“尋根”前的創作中，已展示出了理性思考上的偏重及優勢，而更為重要的是，對待自身的寫作，他從一開始就保持著清醒和坦誠的態度，而正是這一點使他在以後的創作道路上始終把握著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