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韓少功發表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馬橋詞典》。作品立即引起了批評界的濃厚興趣，一些重要的文學評論雜誌為《馬橋詞典》開辟獨立專欄，集結了多角度、多層麵，乃至多學科的批評觀點。相關的爭論熱潮持續至1997年。
作為一部小說，《馬橋詞典》以“詞典”的樣式展開敘述，這一新穎的文本形式成為批評者關注的一大焦點。在我看來，正是“詞典式”鬆散的敘述結構，賦予作品以獨特的開放性。115個詞條，獨立成篇，韓少功在其中闡釋語言，講述故事，考證曆史，針砭時政。所有詞條彼此之間又聯結成一種網狀關係，共同呈現出馬橋一隅的民俗風情、文化生態。可以說，這部作品本身為批評者的解讀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在相關的評論文章中，從小說批評到文化研究，從比較文學到語言學、人類學，各種視角層出不窮。
從現代性的角度來把握《馬橋詞典》這部作品，可以發現它較為完整地體現了韓少功對於20世紀90年代中國現代性狀況的思考及其立場。在語言觀念上對工具論的突破，在權力關係中對弱勢邊緣文化生存的關注，通過曆史溯源對革命曆史話語展開質疑，以及小說形式本身對因果律統領的回避……如此種種努力，我以為，正表明了韓少功以一種富有反思性的態度來麵對文化轉型後中國出現的新的現代性狀況，而他所一直思考的現代性問題也有了頗為不同的答案。
語言：人與世界的聯結
一、語言學轉向與反工具主義
許多哲學著作都將古希臘以降的西方哲學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本體論——認識論——語言。笛卡兒（Rene Descartes）促成了從本體論到認識論的轉向，20世紀則發生了語言研究取代認識論的另一次轉向（linguisticturn）。無論是英美分析哲學家，還是德法哲學家，都把語言問題擺到了哲學研究的中心位置。
不過，對於語言的重視並非一個新課題，從古希臘到近代，一直是西方哲學的重要傳統。古希臘最徹底的懷疑論者高爾吉亞（Gorgias）有一個著名的論斷：“無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可知，也不可說。”高爾吉亞從本體論、認識論、語言三個層次表達了他對事物存在的懷疑態度，他著重強調了語言的不可傳達性，並給予了詳細的論證。而換個角度看，高爾吉亞的論斷同樣代表了近代及其之前的哲學家思考問題的統一模式：“事物——認識（思想）——語言”三分，三者之間，事物是認識的對象，語言則是表達認識（思想）的工具。古希臘、中世紀及近代的哲學家們，都以這樣的思維模式視語言為思想的載體、交流的工具。這種工具主義的語言觀影響久遠。長期以來，語言與人之間被理所當然地認定為一種使用關係：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想表達的意思（觀念）。言是否達乎意，標準便在於語言是否準確到位，是否符合邏輯。
20世紀的語言學轉向中，有關語言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之一便是對語言工具論的擺脫。英美分析哲學家和德法哲學家，盡管具體觀點多有分歧，在這一點上意見相通，都強調語言在傳達信息以外的角色，語言開始被看成一種具有創造性和建構性的力量。卡西爾（Ernst Cassirer）認為：“我們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則指出： 語言不是供我們使用的一種工具，一種作為手段的裝置，而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要素，而且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把它客觀化到使之不再圍繞我們的程度。
反工具主義的觀點中，最為突出的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語言的看法，他將語言抬高到了本體論的地位，並且從根本上顛倒了工具主義語言觀的使用關係。他認為“語言說”，而不是人說出語言。人說，是因為人應和於語言，接受語言之允諾，為語言所用而說，這是語言的贈予。他強調受贈者隻是詩人和思者，是他們為語言所用而展開。而在芸芸眾生的日常交流中，語言遮蔽著自身，人們所說的不過是詞語，是我們所討論的事件。由此，海德格爾將日常交談中的語言現象區別於語言本身，他認為傳統工具主義語言觀所孜孜以道的正是語言現象而非語言本身，正如依據沙地上蛇遊走留下的痕跡而對蛇本身所作出的判定。以這種區分為基礎，海德格爾賦予語言以人之存在的同等地位。他指出：“隻有語言才使人成為作為人的生命存在”，“語言是存在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