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啟蒙以來，西方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便是一個追求一元權威、普遍真理，並試圖以自由、平等、博愛、理性、秩序等普遍價值來規範社會的過程。這一傾向，被利奧塔稱之為“總體性”（totality），而他的後現代理論的核心，便是“向總體性宣戰”。這裏不對“後現代性”概念做過多展開，我所關心的是利奧塔對現代性認識論的界定和批判。在分析了現代知識的形成發展之後，他提出了一個“元敘事”（meta‐narrative）的概念，即那些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普遍法則和觀念，成為一切敘事的基礎或前提。人們從相同的元敘事出發，在討論中求得普遍一致的共識。利奧塔認為現代性元敘事的合法化，引導了一種普遍化、同質化的認識模式，導致對差異的排斥，對現實異質性的抹殺。在此基礎上，他倡導多元的、相對主義的、包容差異的後現代認識論。
將韓少功的創作和觀點套入後現代理論並無多大的意義。但不可否認，《馬橋詞典》的創作理念中正包含著韓少功對現代性元敘事統治的某種反省與叛離。他在“編撰者序”中寫道：為一個村寨編輯出版一本詞典，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嚐試。如果我們承認認識人類總是從具體的人或者具體的人群開始；如果我們明白，任何特定的人生總會有特定的語言表現，那麼這樣一本詞典也許就不是沒有意義的。
這段話清楚地表明了作家所關注的是“具體的人／人群”和“特定的人生”，整部作品，可以說，正是建立在這一對個體性和差異性的體察之上。描述一種方言，所凸現的正是對異質文化的關照和重視。“個人詞典”的提出，更將這種文化間的差異性放大到個體的層麵。每個人都擁有獨異的文化背景，這從某種角度否定了本質主義之“普遍主體”存在的可能。個人詞典的互異性正源於人本身的多樣性，同時它反過來又為每個人提供了認知、感悟、思考的各異語境，從而進一步擴大了差異。由此，韓少功進一步指出“共同語言”隻是一個虛妄的理想，而個人得以進入公共交流領域，是對權威規範的服從，服從於一本大的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傳統的妥協。”而良性交流的前提，則是“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在這裏，韓少功扞衛個體差異性的堅定立場彰顯無遺。
（四）矛盾與衝突
《馬橋詞典》的語言觀點散布在相對獨立的詞條中，往往由詞義的闡釋、語言現象的描述，或是故事的敘述生發而出。因此，零散的觀點之間並不存在嚴密的邏輯關係，也沒有形成一個統一完整的語言觀。
上文歸納分析的語言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少功以強調語言的本體意味來擺脫語言的工具主義，以對語境和用法的重視來否定本質主義的意義論，以對語言及文化差異性的堅持來反省現代性的普遍主義傾向。然而另一方麵，《馬橋詞典》的某些詞條，卻有著另一些相左的意見和看法。
最為突出的矛盾觀點出現在詞條“虧元”中。魁元收到鹽午的一張酒席紅帖，但是把他的名字錯寫成了“虧元”，因為“虧”字太不吉利，魁元無法容忍，要去討個公道。另外，20世紀50年代的一個播音員，將共產黨要人“安子文”誤讀成國民黨要人“宋子文”，被判十五年徒刑；“文革”中“紅司”和“革司”之間，思想、作派、表情、著裝都沒什麼不同，卻因為名稱的不同而互相廝殺。從這些語言現象中，韓少功得出如下結論：世界上自從有了語言，就一次次引發了從爭辯直至戰爭的人際衝突，不斷造就著語言的血案。我不以為這是語言的魔力，不，恰恰相反，一旦某些詞語進入不可冒犯的神位，就無一不在刹那間喪失了各自與事實原有的聯係，……如果說語言曾經是推動過文化演進以及積累的工具，那麼正是神聖的光環使語言失重和蛻變，成為了對人的傷害。
由此，韓少功警告：“一旦語言僵固下來，一旦語言不再成為尋求真理的工具而被當作了真理本身”，便會導致無情討伐異類的“語言迷狂”。
循著韓少功的思路，可以發現，他一方麵以反工具主義的態度對語言本身及其“魔力”予以推崇，另一方麵卻為了提防人類將語言“神化”，而又退到了工具論的原點。再來看：人類一旦成為語言生類，就有了其他動物完全不具備的可能，就可以用語言的魔力，一語成讖，眾口鑠金，無中生有，造出一個又一個的事實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