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
《背德者》與《窄門》，往往被人當作紀德文學創作中兩部相對稱的作品，其原因在於，兩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問題上體現了不同的對稱的傾向，在前一部作品裏，主人公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棄道德，後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則為了保持完美純潔的德行而堅拒塵世的歡樂與人間的幸福。這不僅僅是對稱而已，簡直就是對立，各走一端，由此，人們又把這兩部作品作為紀德思想中尖銳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證。
紀德的確是一個極為矛盾、極為複雜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現在很多問題上，甚至有時達到了二元對立與分裂的程度。對這個問題，我相信以後將有機會提供出另外的例證並專門加以論述。在叢書的這一集中，我們把這兩部作品選編在一起，倒不是由於它們在表麵上的某種對稱或對立，而恰巧是著眼於它們的共同點：它們同為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病態人性的描繪與剖析，它們同樣體現了批評的意圖與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紀德的作品中比《窄門》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性沉淪的一份形象的資料，也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精神文明危機的一份真實的記錄，它還確鑿無疑地反映了紀德本人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在這裏，主人公的沉淪並不是一種簡單化的墮落，它混雜著複雜的矛盾與哲理的內涵，甚至還具有某種合理的因素，它最初是以正常人性的發現與複歸作為其起點的。
小說中的米歇爾，曾經表述了這樣一種關於人的認識：世上本來存在著“真正的人”，他保持著自然的形態與原始的力量，而宗教卻棄絕他，書籍、教育、文明也力圖取消他，竭力要以其積澱在他身上糊上厚厚的文明的塗層，使他喪失了本來的麵貌，使他的血肉之軀完全覆蓋在如同脂粉一樣的塗層之下。這種認識對米歇爾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反思與蘇醒，因為，他一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不斷地被塗上一層層文明的“脂粉”。首先，他母親給了他加爾文派嚴肅的宗教教育，向他灌輸了種種信仰原則的同時，也把古板嚴肅的作風傳給了他；而後，從十五歲起，他被父親帶領走進了故紙堆，在各種古文字、死文字中度過了青年時代，直到廿五歲，“幾乎隻跟廢墟與書籍打交道”。在他這種沒有真正的實際生活內容，因而既不懂得生活，也不會生活的灰色生活中，他也成了一個灰色的沒有生趣的人，甚至人正常的機能也在這種厚厚的塗層中快完全萎縮了，他的身體衰弱到了弱不禁風的地步。於是，自然而然，他婚後很快就大病一場，險些喪命。不過，這倒成為一個轉變的契機。為了與死亡鬥爭，他被迫改變了生活方式，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沐浴陽光，呼吸新鮮空氣，鍛煉身體。這樣，他又恢複了生機與健康，成為一個強壯的人，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有了上述的反思，並下決心要“抖掉身上的塗層”。
事情發展到這裏，是完全合理而正常的，米歇爾在仰望藍天、諦聽流水、承受清風、呼吸花香的生活中恢複活力的愉悅，不正像貝多芬第六交響樂第一樂章所描寫的，過慣枯澀生活的人一投身於田園美景之中，就胸襟舒暢、精神亢奮、意蕩神馳、步履輕快的愉悅一般？
毫無疑問，讀者也隨著感到了一種愉悅，正如聽田園交響樂第一樂章時的感受一樣，而且，小說中米歇爾這一生的轉機，還蘊含著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的哲理。
早在兩個世紀之前，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偉大思想家盧梭，就曾熱情地歌頌了人的自然狀態與處於自然狀態中的人，指出了階級社會中的文明與人本性的對立。在盧梭看來，原始的人由於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享受著大自然，也經受著大自然的磨煉與考驗，都有健康的機能、強壯的體質、敏捷的行動、勇敢的精神以及多方麵的身體技能，隨著人類社會階級文明的發展與人所受到的各種文明規範的束縛的增加，自然人就隨之而蛻化，“人在變為生活於社會的人和奴隸的時候，就成為懦弱的、膽小的、自卑的人，他的溫柔軟弱的生活方式使其體力與勇氣同時衰頹了”（盧梭：《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而安逸則還使得人“更加顯著變壞”（同上）。對此，盧梭認為：“我們要是保持自然對於我們所規定的那種簡單的、一律的和孤獨的生活方式，我們就幾乎可以把那些不幸全都避免了。”於是，回到自然中去就成為盧梭哲學體係中的一條有力的綱領，他著名的教育哲理小說《愛彌兒》，就貫穿了這一主體思想。在這裏，他致力於提出使文明社會的人盡可能接近自然、返璞歸真、醫治“文明病”的一整套方案。盡管盧梭對人類文明社會與人類文明正反不分、良莠不辨，因而其批判流於籠統，過於偏激，但他哲理中那種厭棄統治者、安閑者、高貴者束縛人、奴役人的文明規範的憤慨精神卻無疑是戰鬥的、有革命性的，他把純樸者勞動者與高貴者閑適者、把“莊稼人的粗布衣服”與“廷臣的錦繡衣袍”加以對照與對比的立場，他認為在“粗布衣服”之下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的美學理想，無疑是激進的、有民主主義性質的，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一種高亢的格調，它像一股強勁的風激蕩著它以後的時代思潮，不斷地引起回響與“變奏”。十八世紀末，那部轟動一時的小說《保爾和薇吉妮》，固然就詩意盎然地表現了盧梭這種博大的回到大自然中去、返璞歸真的哲理，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司湯達、梅裏美這類作家在自己某些著名作品如《意大利遺事》《卡爾曼》《高龍巴》裏，不也吸收了盧梭學說的營養而派生出對蒼白無力的資產階級個性的厭棄與對粗野不馴的性格、強烈狂暴的行為、原始強悍的力量以及蠻荒的風土人情中一切較少被資產階級文明沾染的東西的追求？
我暫時不在本文裏談論紀德的《地糧》與十八世紀這一啟蒙思想傳統的關係，紀德的這部有代表性的名著早於《背德者》四年，於1897 年出版，在廿世紀初一個時期內，像一股清新的風吹拂著一代知識分子，我們將來還會有機會專門談到它。在這裏，我隻想指出，《背德者》裏米歇爾的複生就體現出了盧梭主義的餘緒，他仿效袒胸露臂的農民赤著身子曬太陽，他投身於清涼的泉水之中，他躺在草地上舒展自己，他夜晚打開窗戶睡覺呼吸新鮮空氣，所有這些生活方式與情趣，都使我們很容易想起盧梭的《愛彌兒》中愛彌兒所接受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教育；他覺醒後的反思中所說的那個“古老的人”，即宗教與書籍所要取消的那個“人”，就是盧梭主義中的“自然的人”“原本的人”；他所說的當代社會中的人身上，既有遮蓋了真形的覆蓋層，也有覆蓋層下“真正的人”，脂粉下的真皮鮮肉，與盧梭所說的“人的現今性質中”有“本原的”與“人為的”兩種成分是一個意思；他要擯拒宗教與祈禱，下決心靠自己的力量來救自己已入膏肓的病體，其實就是對傳統的基督徒文明的拒絕，而轉向期待人的自然生機；他要抖掉自己身上的覆蓋層、脂粉層而露出自己的真皮鮮肉，則簡直就是對盧梭的回到大自然中去、恢複人的自然本性這一號召的響應了。果然，他不久就對資產階級社會中那些迎來送往、繁文縟節，對沙龍裏的聚會、交談、趣味，產生了一種盧梭式的激烈的反感，甚至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他也注入了自己這種新的思想汁液，他讚美與宣揚古代民族古樸的倫理、“缺乏文化的愚昧狀態”、原始的野性的傾向，批評“發展到絕頂的拉丁文明”如何凝固僵化、“阻止思想同大自然的任何珠聯璧合的接觸，以表麵的持久的生機掩蓋生命力的衰退，形成一個模式，思想禁錮在裏麵就要鬆弛，很快萎縮，以致衰竭”。所有這些，顯然不乏盧梭主義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