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偉大與渺小往往隻有一步之差一樣，正確與謬誤亦常近在咫尺，緊隨著米歇爾人性覺醒與人性複歸而來的，正是米歇爾人性的沉淪。他恢複了健康，卻開始追求官能的享樂，不久，就產生了一種惡癖——同性戀，並且不能自拔，他放蕩無行，缺德自私，使賢淑溫良的妻子瑪絲琳鬱悒成疾，又得不到必要的照顧，最後淒然逝去。在米歇爾的這個故事裏，邪惡的癖好同性戀與作為人的缺德自私，構成了他人性沉淪的兩個主要內容。他本來獲得了盧梭主義的活力，但很快就走向盧梭主義的反麵。
雖然這部小說涉及了同性戀這個令人厭惡的惡癖，但由於它描寫的隱晦程度比《紅樓夢》“嗔頑童茗煙鬧書房”一回中的描寫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任何具體的描寫，這就使這部小說不失為一部可讀的書，無礙於風化的書。而且，他向我們提供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性沉淪的一個例證，即使我們不說它是人性墮落的例證的話。
的確，這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病態的習癖，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性沉淪的表現，雖然西方世界的同性戀者公開地力圖證明這種癖好是自然的，要為它爭取合法的地位，但僅就它已成為廿世紀可怕的瘟疫艾滋病廣為傳播的溫床一事而言，就可看出它的危害性了。使人感到驚奇的是，這種惡癖在現代化文明高度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為一種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即使是在文學藝術領域裏，感染了此種惡癖的亦不乏其人。而且，它還早已出現於一些最嚴肅的作家的筆端，甚至像尤瑟納爾這樣的傳統的現實主義作家兼傑出的人文學者亦不例外。如在《阿列克西或一場無效戰鬥的條約》中，一個已結婚多年的男子，終因其反常的同性戀心理而拋棄了自己溫良的妻子，離家出走，與《背德者》中的米歇爾頗為相似；在《一彈解千愁》中，埃裏克為什麼對索菲這個美麗而熱情的少女如此冷漠、如此殘酷，而對她的哥哥孔拉卻一片深情，這裏麵也被作者安置了同性戀的蛛絲馬跡。文學映照社會現實，文學現象是社會現象的反映，同性戀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與文學內容，正標誌著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的危機，也暴露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朽的一麵。
當然，這種惡癖並不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它早已產生於古代奴隸主的荒淫無度之中，也曾產生於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驕奢淫逸之中，而且，不分外國與中國，也不分西方與東方，這一點通過曆代文學的描寫是不難看到的。法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名著之一，尤瑟納爾的傑作《阿德裏安回憶錄》中，那個雄才大略而又兼具文采風騷的古代羅馬皇帝阿德裏安就有此癖；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巨著《紅樓夢》裏，封建階級的公子哥兒賈寶玉也染有此好。可見，這種毛病是富貴思淫欲的腐敗生活的產物，是富貴者的人性病態，它更為普遍地產生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物質生活優裕的資產者的環境裏，也就是必然的了，這正如娼妓與賣淫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比在任何其他時代更為商品化、公開化、合法化，因而也更為普遍存在一樣。在《背德者》中，米歇爾就是不止一次用錢為手段來換取這種邪惡的享樂的，而且，他所損害的對象，往往是出身貧賤而不得不受人指使的純潔的少年。他的行徑與資產者仗其權勢玷汙良家婦女或用其金錢嫖娼妓的性質沒有本質的不同。
米歇爾人性沉淪的另一主要的表現，是他的背德。道德問題是一個具有很大的相對性的範疇，對於道德問題理應做具體的分析，在道德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會階級的倫理規範，特別是適應統治階級需要的規範，當然不能把這些規範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不能把違反者視為大逆不道，相反，在階級社會中，一些傑出的人物，一些敢於向統治階級、權貴者、衛道士挑戰的人物，敢於戳穿虛偽的規範、敢於蔑視不合理的習俗的人物，倒是常被斥為離經叛道、天理難容。米歇爾可不屬於這個光榮的行列，他並不反對那個社會的製度法規，他也並不憤世嫉俗，與自己的階級為敵，他無損於上流社會、統治階級分毫，他所損害的是自己那個溫柔善良的妻子，他所觸犯的不是本階級本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倫理規範，如果他真能那樣做，那對他倒是件好事，可以把他提升到文學中常見的那些叛逆性反抗性的人物的行列中。可惜的是，他所違反的是一種範圍更大、適用於更廣泛的人與人關係的基本準則，即人道的準則。他以自己的冷酷、欺騙、背叛與自私，把自己那個可憐的妻子折磨得日見衰弱，最後，還硬拖著已患重病的她，在明顯有害於她健康的地區裏旅行，終使她一病不起。他的行徑中有著極端的個人主義，可怕的利己主義，他是一個違反了人的準則、人的道義與人的責任的缺德的人，一個在人的意義上的背德者。
值得注意的是，紀德對這個人物的態度。“我在本書中投進了全部熱情、全部淚水與全部心血”，紀德在小說的前言中這樣承認。他還坦率地指出：“讀者的義憤會從米歇爾那裏轉到我的身上，隻要稍有可能，人們還會把我同他混為一談。”這些話都事出有因，因為，雖然不能把米歇爾與紀德本人混為一談，但米歇爾身上的確有著紀德的影子。紀德本人如米歇爾那樣，自幼也受過嚴格的宗教教育，早年也身體孱弱，他二十六歲時與自己的表姐瑪德萊娜結婚，婚後也曾到北非等地做蜜月旅行，婚後生活也很不協調，同樣，他自己的同性戀惡癖也成了他妻子不幸的根源。正因為紀德把自己某些血肉賦予了米歇爾，所以他對這個人物難免不有幾分溫情，他主觀上想對這個背德者采取中立的態度，避免對他進行判決，把他“一棍子打死”，他還通過米歇爾的朋友之口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是設法發揮這種人的聰明才智還是輕易地拒絕讓他們享有公民權利呢？”“他應當有一個位子”，紀德的這種態度顯然是維護性的，不過，他隻是把米歇爾當作一個應有其生存的權利的人來加以維護，還不是把他當作一個道德人來加以維護。事實上，紀德的這部小說在道德上、在人的品格上對米歇爾是有所譴責的，“我把瑪絲琳寫得那麼賢淑並非徒勞；讀者不會原諒米歇爾把自己看得比她還重”，他正是通過瑪絲琳的悲劇揭示了米歇爾自私利己的本質。他曾經明確地說過：“我的一些作品是帶批評性的，《窄門》是對某種神秘主義傾向的批評，《田園交響樂》是對某種自欺欺人的形式的批評，《背德者》是對某種個人主義的批評。”由於他把這種創作意圖注入了他小說的形象描寫，《背德者》就得以成為一部有道德傾向的書，有道德是非感的書，並且也體現出了紀德本人勇於無情剖析自己的精神與他那種盧梭式的敢於懺悔過失的品格。
比較起來，《窄門》這部作品就要單純一些，這是一個充滿了宗教情緒的愛情故事。阿莉莎與傑羅姆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兩人都深受宗教的影響，都追求那種通過狹小的“窄門”而進入天堂的理想，並在這種理想的指導下形成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追求柏拉圖式愛情的戀愛觀。傑羅姆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視為自己去愛阿莉莎所應具備的起碼資格，也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自我完全淨化當作與阿莉莎相遇的唯一會合點、相愛的唯一境界，在他看來，他們兩人的幸福不可能是別的什麼，而隻是以絕對純淨之身雙雙來到一塵不染的天國。他這種純潔的感情似乎是動人的初戀使人精神上道德上積極向上的一種結果，然而，它顯然具有很濃很濃的宗教氣味。在這種宗教氣味的窒息下，他成了一個道德上的苦行僧，成了一個壓抑著自己身上正常感情的怪人：該看阿莉莎一眼時，他故意不看；該和她接近的時候，他卻認為“配得上她的最好的行動就是馬上離開她”；該向她提出求婚的時候，他一再拖延；該親她擁抱她的時候，他克製著自己的熱情。至於阿莉莎，其怪更在傑羅姆之上，在她看來，塵世上幸福的大門與通往天堂的德行之窄門是完全矛盾的，她把與傑羅姆的結合視為對天國之途的背道而馳，即使她希望與傑羅姆兩人都自我淨化，並行地通過德行之窄門進入天國，然而，在她的宗教觀念裏，主所指點的德行之窄門卻又窄得容不下兩人並行，於是，為了保持自己對主的忠誠，保持自己將來能得以進入窄門的純淨，她就隻能期望在來世、在天國彼岸、在上帝的身邊與戀人相聚，而在塵世中，她就要以拒絕傑羅姆，使傑羅姆死了心而遠離她自己為己任為天職，最後當然是一出悲劇，一出人間的悲劇。
在文學史上大多數著名的愛情悲劇中，都是不合理的社會階級障礙以及敵對的惡勢力與人為的因素致使戀人不能結合，最後以痛苦或殉情告終，這一類名著名篇不勝枚舉；也有較少一部分的愛情悲劇是由於情人雙方內部的心理差距與感情矛盾侵蝕與破壞了兩人的結合，貢斯當的《阿道爾夫》與都德的《薩芙》基本上就屬於這一類。紀德的這個故事又另具一格，在這裏，既沒有社會階級的障礙，也不存在戀人之間的感情矛盾與思想差距，而僅僅是由於兩人之間橫亙著一種抽象的觀念，就釀成了悲劇，而且，窒息了他們兩人的愛情，造成了阿莉莎的死亡與傑羅姆終生遺恨的，又正巧是兩人誌同道合的共同觀念。這共同的觀念在兩個人身上造成了不同的思想軌跡，相左的感情起伏與各自幽深複雜的心境，以致兩個熱戀的情人、兩個抱著同一目標並孜孜以求的情人，竟發展到互相難以理解的地步。我們隨著傑羅姆的敘述來觀察阿莉莎，我們能理解阿莉莎那些古怪奇特的行為與表態嗎？能洞察她那不可測的內心嗎？我們站在這個少女的心扉之外，根本不知其中蘊藏著一些什麼內在的根由，直到我們也讀到了阿莉莎的日記，才恍然大悟，才見到了這個幽深心靈的內底，不僅是我們，即使是傑羅姆這一個與她長期相處、熟悉她、深知她、熱愛她的戀人，又何嚐不是如此？正是這份日記使人看到了事情的原委，也正是這份日記提供了一份證詞，一份關於天真善良的心靈如何被宗教觀念愚弄與戕害的證詞，一份關於人的熱情與生活願望如何被宗教感情窒息的證詞，一份關於人性如何被天國的迷信扼殺的證詞，當然，也是一份關於人心誤入宗教神秘主義的迷津而不能自拔的證詞。
這種由神秘主義與迷信觀念導致的悲劇發生在一個科學昌明的世紀之初，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不過，考慮到法國是一個宗教氣氛濃厚的國家、宗教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這種悲劇又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何況是發生在外省的一個僻靜、帶有封閉性的莊園之中，發生在一個由於母親的罪惡而心靈受到了刺激與損害的少女身上。對於紀德來說，這是一篇供人讀的作品，是一個供人聽的故事，他在這裏有著自己的意圖，那就是對基督教傳統文明反人性、反人道性質的清算，也是對他自己早年所受的宗教教育的清算。看來，他是主張正常人性的複歸的，因此，他在這本書裏反對人性的窒息，正如他在《背德者》中譴責人性的沉淪一樣。他把自己的這兩部作品稱為“醒世的書”，他的話符合作品的實際，他沒有吹牛。
1987 年4 月17 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