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成功與虐害
服爾德回來時所見的巴黎，和他走的時候一樣黨派分歧。“大家談論的無非是羅馬啊，開除教籍啊，冉遜教派啊，耶穌會派啊，教皇的敕令啊，驅逐出境或監禁啊等等。主教們在安勃侖開會，簽出了二萬道監禁狀。”凡在教義上與大臣們見解不同的人，似乎天然應當下之於獄，即是聖西蒙也勸攝政把耶穌會派的拉勒芒，杜生，多納米納監禁起來，“把後者關在橫山納，筆墨紙張一概不許給他，也不準他和任何人交談，可是應當讓他好吃好睡，因為他是世家出身；其餘兩人則關入別的監獄中的地牢裏，用地牢的待遇，不給外人知道他們幽禁何處，讓他們死去就是。”
文人們也互相排擠，“因為一個有思想的人認為韻文並不即是悲劇的特質。”服爾德回國後的第一次動靜是印行一本小冊子，題作《雙方的愚蠢》。他在書中說明這些爭辯的無謂，述及久已遺忘的中世紀的論戰，預言冉遜派和耶穌會派將來也一樣的被人遺忘。“一個老神學博士和我說：‘先生，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寫過文章反對教皇與教廷法令；我因此下獄而我自以為是殉道者。此刻我一切不預聞了，我覺得自己安分守理，——‘那麼你現在做些什麼呢？’我問他。——‘先生，’他答道，f我很愛金錢。’原來人類老年時會如此嗤笑青年時的熱情；行為也會和人一起老的。”
脤爾德自己呢，雖然還年輕，已經愛金錢了。他在英國時懂得財富可以保障個人的獨立自由。他回到法國的辰光結識了兩個大金融家，巴裏斯（Paris）兄弟。他們勸他把書吏阿魯哀的遺產做些投資事業。他便投資一部分於供應軍隊食糧的生意，據他的書記說他賺到六十餘萬；又投資另一部分於加第克斯的商業和對美通商的船隻方麵。他運氣很好，那些船隻居然從沒被軍艦查抄。他又中了獎券，不久他的財富竟增加到一個詩人從未有過的地步。“他的皮包中裝滿著合同、彙票、期票、國家的債券。要在一個文人的皮包中尋到這麼多的這類文件當然是不容易的。”
毆辱與逃亡並未打斷他交接貴人的興趣。他那樣的愛人生，要遍嚐人生種種方式的樂趣。不久之後，他在一首題作《浮華》的詩中描寫生的幸福與肉欲的嗜好，兩者是他當時主要的情操：
一切的味道同時進入我的心坎。
一切藝術得我崇拜，一切享樂把我煽惑。
科學，曆史，歌劇，晚宴，詩歌，明智，他什麼都愛，什麼都渴望。戲劇尤其使他如醉如狂。他從英國獲到這種藝術的新觀念，很想在法國舞台上應用一次。並非說他投降了莎士比亞；他是十八世紀式的典型的法國人，不能全部接受莎士比亞的。但“在那麼多的重大的缺點”中間，他也窺見妙處。在不損害三一律的範圍之內，能不能在法國創造行動較為潑辣的悲劇？能不能把敘述文體中的這些行動搬上舞台（好大膽）？他回來之後，立刻於一七三〇年用政治題材試作一部悲劇《勃羅多斯》，排演的時候他照常很熱心，對著扮演勃羅多斯的主角嚷道：“喂！先生，你當記得你是勃羅多斯，是一切羅馬執政中意誌最強的一個，對戰神說話也不該象說‘啊，我的好聖母，賞我在獎券上得一百法郎的獎罷’那種話的樣子。”
《勃羅多斯》出演的成績很好。兩年之後，《查伊》又大獲成功。象服爾德一切的劇作一樣，這是少許的大膽與多量的謹慎的混合物。他在結構劇情的轉紐時，曾想起莎士比亞的奧丹羅（Othello），隻是換了一個背景，變成法國的武士與耶路撒冷的帝王罷了。在脤爾德導演之下的演員的劇烈的動作，在當時是前所未見的，劇本的成功，一半也因此故。無疑的，我們看來覺得很冷靜的東西，那時的群眾已感到浪漫主義的遙遠的最初的音響了。
同時代，服爾德印行一部《查理十二史》，大受讀者的歡迎。群眾因為他沒有被選入學士院而憤慨。但如果王室與大臣們讓他安安靜靜的不去麻煩他，也許他終生隻是一個時髦的戲劇作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