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路易十四與弗萊特烈克二世
在西雷幽靜的歲月中，服爾德寫了不少東西，做了一番廣博的考據功夫。他當時在這些工作中獲得最大光榮的部分，並非最好的部分。例如用韻文寫成歌詠人類的文字，比起英國詩人蒲柏的作品是遜色多了，還有那些書翰，雖然可愛，卻沒有令人驚歎之作（最有意思的倒是他隨隨便便的通信），至於費解的悲劇，如《阿爾齊》（Alzire，《摩罕默德》等。
都有哲學意味與教訓口吻，“其價值全在於弦外之音”。在一七四〇年代人士的心目中，服爾德的真麵目是這樣的一個詩人。隻要他談起科學——象他關於牛頓的書——的時候，學者們就要抗議。等他印行一部曆史時，據龔陶賽說，“他大受史學家們的指責，說它隻是一部小說，因為它富有小說的趣味。”可憐的作者不懂把作品弄得艱澀沉悶，人家怎肯承認他是嚴肅的學者呢？
他對於曆史是終生感到興趣的，而且如果我們把在他以前的史學著作仔細評估一番的話，他的確在這方麵增加了相當的準確性。那時的史學家但尼哀在王家藏書室裏隻須一小時的功夫便把一千二百部的手抄本和原稿瀏覽完了，自言他的考據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圓滿。服爾德卻精密多了，他博覽群書，推究根源，參證旁籍。他認為曆史不應當隻記載帝王的生活與功業，且應縷述民族的嬗變與乎風俗文藝的進化。他在提及弗洛利神甫的作品時說：“這並非一部曆史，而是好幾部曆史。”他寓居西雷的時期，他的世界史式的《風俗論》（EssaisurlesMoeurs）與其中最重要的《路易十四時代》（leSiecledeLouisXIV），即使沒有完成，至少已經寫了一大半。後來他被命為王家史官時又寫了一部《路易十五》。
關於《風俗論》的批評，可說是毀譽參半。服爾德首先懂得把阿拉伯文化，中國文化，與素來犯禁的比較宗教研究在曆史中占一地位。但書中錯誤的地方亦屬不少，有些是難於寬恕的，有些是無可避免的，因為事情的真際在那時還未大白。孟德斯鳩說服爾德寫作曆史的用意是顯耀他自己的宗派，有如一切本多派教士一樣；這句話是不錯的。他在《風俗論》中隨處宣傳他非宗教的宗教。他固定的概念是（一）證明鮑舒哀以上帝的意誌解釋世界的曆史是錯誤的。服爾德認為曆史不當用原始緣由解釋，而當用許多小原因的盲目的遊戲來說明；（二）表明人類的曆史是罪惡與苦難的連續，但不久可由理智來澄清混亂的局麵；（三）否認一切超自然（surnaturel），在這一點上，服爾德的標準似乎沒有把握了。他以為一切不近事實的都是假的，可惜近乎事實的範圍並無十分確定的界限。
以史學家而論，服爾德最大的缺點是因為他是一個理智本位的哲學家，故不了解別一等人物的感情的與神秘的需要。無數的教派禮俗自有其共同的原因，這原因便是民眾有此禮俗的需要，然而服爾德見不及此。可怪的是服爾德在論列家庭、愛情、友誼的時候，倒很能分析人類共同的秉賦。“服爾德很明白帝王並非國家，外交家的會議不能令人知道一個店主的習慣或一個鄉人的憤懣不平，但他不大明白甲地的店主異於乙地的店主，十字軍時代的鄉人和路易十五治下的農夫不是為了同樣的原因而反叛的。”但在《路易十四時代》中毫無上述的缺點。那是一個他熟悉而目睹其中的演員的時代。在此，他確是近代大史家中的第一人。
在西雷時期中，服爾德羸得了普魯士太子弗萊特烈克（Frederic）的友誼，在他遭受法國宮廷仇視的情景中，這於他確是一種安慰。
弗萊特烈克是被一般亡命的法國人教養起來的。他渴想在法文方麵能夠成為一個大詩人大散文家。這也並非妄想，因為他法文寫得很好，且也不乏性靈。可是他知道他的文字還不免錯誤，以致弄壞了他的詩。服爾德既是一個多方麵的才人，當時最好的史詩詩人，悲劇詩人，同時又是最高明的書翰家與最優秀的史學家，那麼他的獲得弗萊特烈克的崇拜自是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