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一下子鴉雀無聲，王隊長巡視著大家，說：“有沒有意見？沒意見我們就讓趙大娘第一個來領浮財。”沒有一個人敢說什麼，靜悄悄的一片眼睛。王隊長說：“好，下麵請趙大娘上來領獎。”趙大娘顛著細長的腳杆上來領獎，王隊長給她頒獎，王隊長說：“這雕花床等會我派幾個人抬到你家，趙大娘，當著上海同誌的麵，你先說幾句嘛！”趙大娘笑眯眯的，提高了嗓門說：“好，現在好嘍，現在兩樣嘍，要不是托共產黨的福，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們窮人，哪有今天哪？”
一九五一年的春節
年關到了，村子裏已經沒有多少米，稻穀早在秋收時就作為公糧上交公家。交了公糧又要賣餘糧—公糧是攤派的國家任務，沒有錢的，是愛心糧。而餘糧雖然不是硬性攤派，而且國家還給點錢，但是也要工作隊上門動員，其實也是變相攤派。雖說給錢，但是錢是極少的，聊勝於無。更重要的是，村民手中確實沒有，工作隊就上門搜—家家在豬籠屋或牛棚裏總能搜出十來斤米和麵，是留著過年煮年夜飯的，或者炸點脆麵筋，放多多的糖精給孩子們吃。但是一經搜查出來，就要批鬥，然後將搜出來的米和麵統統沒收，背到趙大娘家集中，分給軍烈屬，算是過年對他們的優待，當然工作隊也可以趁機吃上幾頓稠粥。
饑餓已經到了懸崖邊沿，村子籠罩著一股死亡的氣息，村民們提不起興趣過年，也確實沒有過年的樣子。王隊長也有點著急，得到區裏通信員報告，《解放日報》和《鹽阜大眾報》記者要來看望桃浦村的上海土改工作隊，並采訪群眾過年盛況，還要拍幾張秧歌隊扭秧歌的照片登在報紙上。通信員順帶著送來區裏的通知，每個村民要承擔軍屬的年禮：“每家攤派半隻豬，四十斤年糕，上麵掛著紅綠彩綢，由秧歌隊帶領，吹吹打打送到軍烈屬家去。”如果沒有實物折成現金也行，在臘月二十六日交齊。消息很快在村子裏一陣風一樣傳出去，月香家傳來月香的哭聲，趙大娘聽著，黑了臉。王隊長急了，對我說：“記者同誌馬上要來，哭成這樣子哪像過年？梁同誌，我看你字蠻好，我那有紅紙和毛筆，你幫村子裏家家寫一副對聯，支持一下我的工作。”顧導演說：“好的，我們寫。”王隊長讓趙大娘把月香叫來，月香不肯來。趙大娘又叫了一次，她才頭發蓬亂地過來，王隊長狠狠斥責她：“都是上海同誌在這裏，馬上記者同誌也要來，你哭是什麼意思？你想往人民政府臉上抹黑？我看你是別有用心。現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愛，你對自己的政府都心懷不滿，這樣玩弄手段。你們這些人到什麼時候才覺悟啊？這樣，你也不用哭了，我讓民兵送你到區裏參加學習班，不覺悟不許回來。你看看人家趙大娘，政治上可靠，思想上帶頭，和你是一個天一個地。”福根對月香一向不好，但是這時候也過來好說歹說地懇求。王隊長不說話，最後說：“看在福根麵子上，先在村裏反省。但是軍烈屬年禮少不掉的，別人家交四十斤年糕，你們家八十斤。”
我和顧導演在趙大娘家寫對聯，後來我發現顧導演字好，他寫，我幫他打下手，寫好了，讓村民來領。領之前一定要交齊了軍烈屬的年禮，否則不能拿對聯。王隊長說：“積極配合政治，完成國家派購任務的，拿七個字的對聯，左右合起來是十四個字。思想落後反動，不按時交派購的，拿五個字對聯，左右合起來共十個字。”我擬了副對聯：聚福棲鸞地，堆金積玉門—自以為切合農民的心思。王隊長看著，皺了眉頭，說：“這個不好，福啊金的，財迷。就寫：毛主席萬歲，共產黨千秋。”顧導演馬上附和著說：“嗯，這個好，這個太好了。”我也認為這個好，不得不佩服王隊長，政治素質就是高，這樣的話張口即來。他其實是有才的，但是不是用偏了？
對聯貼上門的當天下午，《解放日報》和《鹽阜大眾報》記者來了，通信員帶他們一扭一扭地走到村口。這天天晴了，路上化凍，記者們的鞋子上早粘上了大團大團的濕泥，甩都甩不掉，搞不好把鞋子都甩掉了。王隊長早安排好了，在村裏打穀場上鋪上一層稻草，等會兒要扭秧歌。鑼鼓已經在隊屋裏敲起來了，那是從區裏宣傳隊借來的。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著大紅春聯，掩映在黃稻草房簷下，顯得喜氣洋洋。村子正中還用鬆枝柏枝搭著躍進門，門上就寫著王隊長自擬的對聯：毛主席萬歲，共產黨千秋—這一副對聯比一般人家門上貼的都大。記者說：“嗬，這喜氣洋洋的。”王隊長說：“那可不，翻身農奴把歌唱啊，誰不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感謝共產黨。”
我們就陪在記者後麵，來到趙大娘家。村子裏來了幾位媳婦，在趙大娘指派下早包好了蘿卜絲餃子，熱氣騰騰地端上來。還炒了花生米和豬耳朵。月香也來了，臉色黃黃的，幫著做些事，不說話。王隊長說：“來來來，記者同誌，先吃飯，待會兒我們要彙報土改工作，然後再看秧歌。”趙大娘恢複了往常的模樣，包著洗得幹幹淨淨的藍布圍裙，頭發也梳得一絲不亂，還用香油抹得溜光水滑。王隊長向記者介紹說：“這是我們的土改勞動模範趙大娘，到鹽城專區開過積極分子大會呢，戴著大紅花。”他指一指掛在房梁上的光榮花，趙大娘一臉自豪。記者吃著餃子，說：“哦，趙大娘，我知道的，是名人。我們來桃浦村，首先是要采訪趙大娘。”王隊長說：“是啊，大娘，給我們記者同誌說幾句吧！”趙大娘過來，笑了笑，說：“現在我們鄉下可好嘍，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們窮人真正當家做主人嘍。”記者趕緊掏出采訪本記下來，趙大娘又說一些。吃過飯記者又拉著趙大娘到躍進門下照了張相，趙大娘很會配合記者，那挺胸昂首的架勢，真是一個翻身的農民。
鑼鼓敲起來，秧歌也扭起來，我們趕緊招呼記者去看。
扭秧歌的男男女女還真不少，他們看上去都很高興，一點不像吃不飽飯的人，邊扭還邊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哪，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呀哈嘿嘿依嗬呀嘿，嘿嘿呀哈嘿嘿依嗬呀嘿。”後來我看到，這次參加扭秧歌的人，事後都到王隊長那裏領了兩斤米、兩斤麵，他們都把麵稱作“灰麵”。不知道什麼意思，大概是麵粉看上去像灰一樣。
稀薄的米粥
過了初三，便天天開始吃稀粥。王隊長回家了，我和顧導演困在桃浦村。村子裏冷冷清清，趙大娘做飯也是三心二意，粥底子自然也沒有。有一天我向她討點豆腐乳，她從床底下壇子裏夾出一塊，臭氣熏天的，我也沒有想到豆腐乳會這麼臭，上海好像從來不曾有這麼臭的豆腐乳。我實在吃不下，但是那碗快要冷的稀粥沒有一點鹹菜過嘴，沒有辦法喝下去。盡管我也開始餓得頭昏眼花，可是對我來說，即便餓死也吃不下如此臭的食品。
趙大娘看我捧著碗坐在門前皺著眉，進進出出一臉坦然。
我感到她厭倦了我們，巴不得我們馬上離開。王隊長在這裏她不敢如此露骨地表現出來，畢竟縣官不如現管。現在，王隊長離開了，她把她的不滿寫在臉上。一般情況下我幹脆不起床，擁著被子坐在床上。好在我從上海帶來一床好棉被，它讓我至少還有一個盼頭：對溫暖的被窩的期盼。顧導演就坐在那張有細銅絲拉手的小木桌旁東寫西畫，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聽到趙大娘出門去池塘裏洗衣，我和顧導演小聲議論起她來。我說：“她明明知道說的都是假的，為什麼她還這麼說？”顧導演說：“這個你看不出來嗎？真話不能說，說真話重則殺頭，輕則批判，還要重罰一擔年糕。”我說：“所以她說起假話來臉不紅心不跳，自然而然的，像真的一樣。”顧導演說：“是的，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功夫，一定是經過長期磨煉，然後習慣成自然。說假話好聽的話，不是給他們帶來了太多的好處了嗎？說到後來，她自己把假的也當成真的了。”我說：“我也是佩服她，她也許剛才還在罵娘，但是隻要上麵來人，她能馬上開口就是一片歌功頌德，她有兩套語言係統。”
顧導演說：“你沒發現，桃浦村個個都是這樣，王隊長也是這樣，趙大娘也是這樣，隻有這樣，他們才能生存下來。”我說：“她好像盼我們走了。”顧導演說：“她演累了，自然想我們走。你占著她兒媳婦的床，她希望我們走，她好把那張漂亮的雕花床搬到房間裏來。”
桌上的粥冷了，冷了我也抿口氣將它喝掉。喝了稀薄的米粥，最麻煩的事就是不停地解手。我本來和趙大娘共用一個馬桶，但是她偏偏將馬桶拿到池塘邊洗涮去了。按她的習慣，洗完後還得在牆角邊朝著太陽曬上半天。我起身去村頭的大糞窖轉了轉，趙大伯正在上，他將腰帶解下來掛在脖子上，就蹲在人來人往的糞窖邊，一邊解手，一邊還和別人說話。見了我，他也沒有絲毫不好意思。我掉頭往村子裏走，走到月香家後麵，在一片零亂的小竹叢裏，心慌意亂地解了手。我想，在農村住長了，我也慢慢淡漠了羞恥心。如果再住上幾年，我可能也會變成趙大娘吧。
我和顧導演挨到了正月初八，王隊長來了，帶著下放在桃浦鎮的四支土改工作隊集中到區裏開會。會場是在鎮子西頭老戲台下，有十來支秧歌隊在扭秧歌，桃浦村的秧歌隊也來了。
在這裏我得到消息，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國各行各業，特別在文藝界，普遍開展學習整風運動，號召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思想改造，每個人都要求達標、過關。這是區委書記在大會上宣布的，上海來的土改工作隊馬上要回上海參加整風學習。
我和顧導演回到桃浦村，當晚吃了稀粥就決定回上海。
但是工作隊臨時又得到通知，讓我和顧導演根據這三個月來在農村的生活體驗，準備一個反映土地改革的電影提綱，並專程去北京向夏衍同誌彙報，夏部長正在北京開會。我感到頭痛，雖然筆記本上記了一些，但是說到故事提綱，則完全沒有。顧導演說：“別急，這不還有幾天嗎？以你寫小說、寫電影的底子，這個不難的，主要是調子要高昂起來。至於生活，我們不是很熟悉嗎！就是通過在上海做保姆的月香回鄉聽到的、看到的一切，像趙大娘、王隊長，都是主要人物、正麵人物。現在的生活可好嘍，多虧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顧導演張口即來、惟妙惟肖，我忍不住笑起來。聽他這樣一說，心裏也有了底，一個紅色故事輪廓也浮出水麵，但是這樣的故事總讓我心痛。
過了兩天，通知我們直接去北京，一方麵聽聽會議，也好向夏部長彙報。我和顧導演匆匆趕到徐州，坐車北上。那一夜我很累，一上車就睡著了。列車不知到哪裏，我突然被廣播員聲嘶力竭的叫聲驚醒，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偉大的—黃河—鐵橋—就要—到了。偉大的—黃河—鐵橋—就要—到了！大家—提高—警惕—保衛—黃河—鐵橋！保衛—黃河—鐵橋！”聲音剛剛停息，一會兒又尖厲地響起來：“列車—現在—已經—勝利地—通過了—黃河—鐵橋！勝利地—通過了—黃河—鐵橋！”聲音充滿了喜悅，仿佛打了一個大勝仗似的。我卻再睡不著，驚魂未定，哪兒也不想去，什麼人也不想見了，隻想逃離這片土地。
小艾
在北京見到夏衍同誌讓我心情壞透了，因為在鄉下待了幾個月，蓬頭垢麵的，人很難看，而且身上某個地方老是有微微的蠕動，然後一陣鑽心的劇癢，那是跳蚤開始活動了。白天還好，可能比較冷，不方便活動。一到晚上，特別在被窩裏睡暖了之後，它們沒有一刻安靜。
夏衍看不出真正的表情，永遠隻是微笑著傾聽，然後對我說：“不錯，但隻是一個粗線條，我相信根據你的電影創作經驗，再加上這幾個月的農村生活，肯定會創作出一部反映土地改革的好電影來。這樣，你們先回上海，北京會議精神我回上海後再傳達。今晚我請你們看一場《白毛女》吧，很好看，現在《清宮秘史》不能演了，今天的《人民日報》上又在批《武訓傳》，我們的同誌一定要掌握好政治風向，政治一定要敏感。土改結束後要開始三反五反，今後的政治運動肯定一個接著一個—”類似的話聽得實在太多了，我聽不下去，也不想去看《白毛女》，在上海我分明看過，不看我也知道它說什麼。回到旅館我洗了個熱水澡，換上幹淨一些的衣服，但是到了晚上跳蚤還是沒有消停。
在北京耽擱了三個晚上，我們回到了上海。進門第一件事就是放下行李去衛生間洗澡。將所有的衣物，包括被單全用滾水泡了很長時間。水上果然浮著一些芝麻粒似的東西，姑姑說那就是跳蚤。我實在沒有力氣洗衣裳，就讓它們泡著，然後坐著慢慢梳理濕漉漉的頭發，這一刻顯得無比輕鬆。姑姑給我端來一碗蘿卜湯，說：“你瘦多了。”我不說話，實在沒力氣說話。姑姑說：“你不知道吧，桑弧結婚了。”我吃了一驚：“你怎麼知道的？”除了我，姑姑是不和文藝界發生聯係的。
她從哪裏得到消息？姑姑拿出報紙說：“報上看來的。”我一看，是上海僅存的一家四方小報，偶爾，也會登一點娛樂消息，很少。這次就登了桑弧和一個女演員結婚的消息，女演員叫雪豔秋，我知道她，不出名的，因為我知道八卦太多，才曉得有她這麼一個戲子。報上配了一張她的照片，是戲裝照，印得不清楚，根本看不清臉，但是我知道就是她。
我心裏像火燒一樣，姑姑在一旁觀察我，我隻好說：“不認識這個女的。”姑姑說：“我也不認識，沒聽說過，好像是唱戲的。”姑姑有點後悔把這份小報留著給我看，我也不計較，因為早晚會知道的，上海就這麼大。
第二天起床，姑姑把衣裳和被套都洗了，還做了一桌清爽的飯菜。這是我這幾個月來吃得最好的一頓飯，我決定忘掉桑弧，本來對他也沒有感情，隻是有空，就來往了幾次。心情平靜下來想一想，很輕鬆地就把他放下了。本來停經還以為懷孕了，後來發現不過是月經不正常，我好像一向是不正常的。這時候一個叫小艾的姑娘從腦子裏跳出來，這個小艾一直在我心裏活著，有很長時間了。不寫出來有點不舒服，我決定開始寫她，寫她的農村家庭、她的婚姻，被富家少爺欺騙，去西湖自殺，又被人救起—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小艾》，還是交給《亦報》連載。我當時沒有收入，都三十出頭了，還是靠著姑姑，我確實很難堪，總不能依靠姑姑一輩子。但是像我這樣手無縛雞之力的人，除了寫字，還能拿什麼換錢？
開頭幾天，我一天能寫四千字，寫得很順暢。但是一個禮拜之後就寫不下去，發了一些給《亦報》的編輯看，希望他們開始連載。但是他們卻指出我把西湖景點都搞錯了，而且這部小說好像比較老套。但是因為我的名氣，他們倒沒有拒絕，卻有點勉強，還是希望我不要把起碼的常識弄錯了，讓讀者笑話。我有點失望，但是又希望他們連載，讓我有點收入。我和姑姑說想去杭州一趟，姑姑說：“現在去杭州要路條，個人辦起來很麻煩，你要去，不如參加旅行社，一切交給他們辦。”姑姑說得在理，我決定拿戶口本子到旅行社去。姑姑把戶口本子拿出來交給我，我們都想和對方談談心，她看著我，我也看著她，我們坐下來。姑姑說：“你的事我一直不幹涉，但是事到如今，我不過問也不行。”我想起今後在大陸的生活，身子禁不住發抖，我說：“經過兩三年的觀察，我一定要走，我不走肯定活不下去。”姑姑說：“我也支持你，現在隻有一條路，就是再申請去港大讀中斷了的課程，我還是再催催李開第。”姑姑停了停，又說：“那麼，夏衍這邊怎麼說？他不是一再跟你說，已給你安排好了，隻是時機未到，讓你靜挨時日？”我搖搖頭，眼睛看著牆壁，目光散漫開來：“我要走，隻是此一走，我不可能再回來，回來怕連累你，甚至，我們連信也不要通了，從此不再聯係。他們來問，你就三個字：不知道，這樣省去很多麻煩。”姑姑看著我，說：“你的事，我一向是不幹涉的，最後的主意，還是你自己拿。”
急中生智
杭州不知道來過多少次，這次來有點告別的意思。和一大幫各行各業的遊客跟在導遊後麵看西湖，對我來說是第一次。
從前都是和二嬸、姑姑、弟弟來，我們在杭州有很多親戚，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家子吵吵鬧鬧說說笑笑地遊西湖。這次也是一大幫，但是我一個人不認識，也不想說話。西湖景點我都熟悉，現在人很少，都穿著人民裝，稀稀拉拉地站在西湖邊。
中午導遊帶我們到樓外樓吃飯，這個著名的館子我從前來吃過，記憶猶新的是它的螃蟹麵，非常鮮美。我隨著遊客走進館子，幾乎每張桌上都有美味，與我剛剛離開的蘇北農村真是不能比。到底是人間天堂，什麼時候都令人想念。我一看螃蟹麵仍然有，就點了一碗。坐在餐桌上，同行的遊客都吃起來，就我的螃蟹麵等了很長時間才來。幹濕濕的一大碗麵，堆得高出碗邊。上麵澆著螃蟹澆頭。在上海待了一些天，肚子裏油水多了，根本吃不下那碗麵，不知怎麼搞的，看著肚子就飽了。
隻是吃掉澆頭，仍然鮮美。又喝了幾口麵湯，濃濃的湯汁，也和螃蟹澆頭一樣好味道。我把湯汁潷幹，全喝掉，一碗麵就放在桌上，再吃不下。
略略坐了坐，正準備起身，忽然身邊坐著一個紅臉膛的男子看看剩下的一碗麵，不滿地撇撇嘴，然後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頭皮一緊，自己也覺得在大陸餓死人的情形下還這樣暴殄天物，實在有點造孽。心裏想著幸而是臨時性的團體，如果走不成，不怕將來被清算的時候翻舊賬。土改看多了被清算的地主老財，想起來就心驚膽戰。要是遇到桃浦村趙大娘那樣的人，那可是倒了八輩子黴了。
一路忐忑不安地回到上海，不敢再看那個紅臉膛的男子，生怕他到上海認出我來告一狀。回到家愣愣地坐著，姑姑穿了一身新衣裳，是上海人人都穿的人民裝，顯得老氣了很多。姑姑看了看，對我說：“是不是老氣？”我說：“是老氣，還橫秋。”姑姑說：“我不在意，隻要不冷就行，人人都能穿，我為什麼不能穿？”我匆匆掃了一眼，說：“姑姑，李先生那邊有消息嗎？”姑姑說：“沒有，我們的信寄到，他再回，這一來一往沒有一個來月，怕是不行的。”我喝了幾口水，又從房間裏取出上次費了一番工夫才找到的香港大學何福獎學金獲獎證書。姑姑說：“即便香港大學學籍資料全毀了，你這個應該是鐵證啊！還有什麼比這個證書更能證明你在香港大學讀過書？隻要推算一下，就能算出你是幾幾屆的。”我將證書掂在手裏，然後又放到桌上：“姑姑，你把李先生的地址給我，我就把這個寄給李先生。”姑姑說：“你想好了，別今天一個念頭，睡一覺又冒出一個念頭。上封信他說他要回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很多愛國的都回來了，他一向是愛國的。”我說：“是有很多愛國人士回來了，但我要走，我一定要走，我馬上給李先生寄，他即便回來，也要幫我把這件事辦妥了才回來。”姑姑說：“那即便辦成了，你學費呢？學費誰給你出？
這個你可別指望我，二嬸也指望不上，更別說二叔了，我還有點老貨，頂多給你出點路費和半年的生活費，醜話說在先。別的，我可幫不上你。就是這個，也是我才決定的。你一走，將來姑姑怕是要在上海灘討飯了。”我心裏一酸，說：“姑姑，不會的，這怎麼會？”姑姑說：“不說這個，你先走，你說，你學費怎麼辦？”我說：“也是給逼出來的一條路子，我在回來的路上想得頭痛，後來眼前一亮，我怎麼那麼一根筋啊？我可以通過去港大複讀出境，然後我不讀，我出去了，我就可以隨便走了，他們能派人把我抓回來啊？他們上哪兒抓啊？”姑姑說：“你是說，你隻是通過這個辦法出境，不去讀書，然後跑掉？”我點點頭：“現在，哪有心思去讀書啊？別說沒錢，有錢我也讀不下去。”姑姑過了一會兒忍不住笑起來：“我頭一次發現，你的腦子還是蠻靈光的。”姑姑說著又笑起來，我將李開第的地址抄下，出門去寄信。姑姑看著我還在笑，我狠狠地報複她：“得知我要走了，瞧你笑得多開心，你終於脫難了—再見，張茂淵小姐。”
姑姑哈哈大笑，我下了樓，走在去郵局的路上，回想剛才說的一番話，太狠了點，我有時候怎麼就那麼狠心？姑姑剛才笑，這會兒怕是在家哭吧？為我的心狠手辣而傷心，我真的是一個自私而刻薄的人。
複讀通知書
證書寄去不太長的時間，大概不到一個月吧，我就得到香港大學吳錦慶老師的電話，問東問西地問了一些事情。結束通話時他告訴：“你作好來複讀的準備，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我這幾天事情比較多，都是辦理和你這樣差不多的事。因為資料散失，事情辦起來千頭萬緒，麻煩得很。好在你有證明，所以你比起他們辦起來容易。我下個禮拜就把材料交給校長，同意了就給你寄複讀通知書，應該沒有問題。”
放下電話我心花怒放，走到陽台上看上海，和過去完全不一樣，有一種小鳥將出籠的喜悅。當天下午李開第先生也打來了電話，他比吳錦慶老師說得更樂觀，他說這是板上釘釘的事，不會辦不好。但是比較可惜，他下個禮拜正好起程回上海，所以不能在香港接我。這個我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還沒心沒肺地說：“李先生不知道怎麼想的，回大陸，大陸有什麼好回的？將來他會後悔死。”姑姑說：“他跟你不一樣，人家有家有口—”我不再說什麼。姑姑掏出一隻手絹包，打開來裏麵是一副小藤鐲，有淺色紋路，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姑姑說：“我跟你說過的，路費我出，我還給你出幾個月的生活費，別的，就不能指望我。”我心裏堵得慌，馬上阻止她：“沒事，我手頭還有點積蓄，我又不是去上學，不要花錢，到了香港就找工作，你別再說好不好？你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的。”姑姑看了我一眼，自言自語：“老了就是這樣子。要是李先生在香港，還可以指望他，現在，他也不在了。”我說：“他在也不行，我都多大了，還要指望他？”姑姑將小藤鐲子重新包好，遞給我：“拿著，萬一吃不上飯，就當了，也可以緩一緩，但是我告訴你，這可是包金的啊，不是純金的，值不了多少錢。”我不接，我們拉扯著，我說：“我不要，不要。”姑姑強行塞在我手裏：“拿著，拿著啊，你五六歲時戴過的，後來二嬸給了我，我也用不上，一直留著。你拿著也是個念想，萬一走投無路，還可以當掉，還有別的幾樣—”姑姑又從一旁拿出一個紙盒子，打開給我看：“這是一套琺琅銀茶具，很精致的，是二嬸留下來的，據說值不少錢，你也帶著，萬一用得著。”她蓋上蓋子，幫我小心放進箱子，說：“出門在外，沒有指望，可全靠自己了。”姑姑說著，眼圈紅了，我也鼻子一酸，哭起來。後來越哭越傷心，姑姑坐在一旁也不勸我，默默垂淚。
很快，續讀通知書就寄來了，我們拿著到警署去辦出境證明，用的還是梁京的名字。辦證明的那個警察和先前在樓下登記戶口的人一樣，都是西北南下的老八路，接過證明用西北口音問了一句：“就是你一人？”我點點頭，他將續讀通知書放在桌上，不停地喝水，然後什麼也不問。他其實對我一無所知，不知道我是以寫作為生，這讓我心裏很踏實。但是他的臉色很不好看，基本上像石像的臉，但是我有足夠的忍耐力，我可以忍。我都忍了三十多年，這幾分鍾有什麼不可以忍的？此刻，我心裏，還是有點忐忑不安，生怕哪裏出了麻煩。我耐心等待著他喝足了水，然後他說：“你先回家，我們要調查清楚才可以出證明開出境證的。”
我和姑姑怏怏而回，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個月，並沒有見他們來調查。但是有一天卻通知我去警署。我和姑姑去了，還是那個人，他看到我來了，就放下手中活，打開抽屜，拿出一張出境證，然後在上麵蓋上章，遞給我。我接過來，向他致謝。
他馬上變得和顏悅色起來：“你這位同誌的臉相很誠實。”
一路上我和姑姑沒有說話，進入電梯我才笑起來，然後一路笑著沿走廊跑回家。姑姑模仿著那位老八路的口音：“你這位同誌的臉相很誠實。”我笑著說：“不止一人這樣說了，我是不是一副老實相？”姑姑說：“是的，自從解放後你剪了二毛子頭，露出大臉來，就是一副老實相，看上去好老實的。”
我去鏡子前照了照，確實是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到了香港，我一定不要這樣，這些衣裳統統丟掉，我要再穿旗袍，搽口紅，再穿高跟鞋，我還要恢複原名張愛玲，我還是要做從前那個時髦的、摩登的、天才的、傲視一切的張愛玲。
最後一天晚上，我收拾好了行李箱子，和姑姑睡在一起。
當然，我不好意思和她頭挨著頭睡，隻是坐在她的被頭上，用她的被子捂著腳，和她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話。為了不惹麻煩，我們相約不通信、不通電話。後來我忽然想起什麼，說：“那子靜那裏—”姑姑說：“你還想和他、和你二叔打招呼啊？真是的，你從來就不是這樣優柔寡斷的人。”我連連點頭，嚇得一句話不敢說。迷糊中，姑姑突然驚醒：“哎呀，有一件重要的東西忘了給你，真是的。”姑姑跳起來，在床頭櫃子裏找到那本家庭照相簿：“全是家裏的老照片，你也有很多，這個，你一定要帶上。”
包金的蟠龍蝙蝠
晚上沒有睡好，第二天早早起床，頭又開始劇痛。姑姑已經在廚房間做飯，我洗漱好以後，她已經將飯菜放到桌子上了。沒有菜，就是兩碗叉燒炒飯，比平常多放了點蔥花和叉燒，另有一碗羅宋湯，家裏平常羅宋湯是不缺的，她和二嬸都愛喝。我和她們生活了這麼多年，想不愛喝都不行。
我們默默地吃著叉燒炒飯，飯太幹了，時不時地我要噎住，姑姑說：“趕緊喝湯。”我端起碗喝了一口，她也喝了一口，然後說：“不急，慢慢吃，吃飽一點，時間還早呢。”我們花了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吃完了最後的早餐，姑姑洗了碗，用抹布擦著手上的水，說：“我送你去火車站，東西都帶好了吧？特別是那本照片簿子，一定要帶上，都是家裏老祖宗的。
裏麵有你媽的照片，你的照片我不管的，你小時候照片也在裏麵，你是喜歡看照片的，到了國外，沒事時可以拿出來看看，就當看到我們。”我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知道此一別和姑姑就是永別。我要是現在不走，今後就不能走了。留在大陸，我的將來再沒有別的出路，我看得很清楚，我看得太清楚了。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認定我是天才，天才就是比平常人能看到更遠的未來。
和姑姑坐了黃包車來到火車站，到廣州的這一趟旅客要特別檢查，箱包行李全打開，散亂地放了一地。我一句話不說，把手中出境證拿出來。姑姑說：“這個不急，他們主要查你的箱子。”就在這時候，一位年輕的北方工農模樣的幹部走到我麵前，他戴著一頂皺巴巴的軍帽，這幾年來我對他們是太熟悉了。他看了我一眼，我把出境證拿給他看，他說：“把箱子全打開，都帶著一些什麼啊？金銀珠寶不能帶的，這是上級規定。”他邊說邊蹲下來，翻開箱子一一查看。姑姑說：“沒有的，我們沒有帶珠寶。”他說：“帶了要說啊，不說查到了全部沒收充公。”姑姑說：“沒有，我們沒有。”
姑姑的話音未落，年輕的工農幹部就從箱子底下翻出一個手絹包，打開一看，裏麵正是藤編形狀的蟠龍蝙蝠。他黑下了臉來：“這是什麼？”我說：“這不是金子，是包金的。”他狐疑地說：“包金的？你說的是真的嗎？”姑姑說：“是包金的，我還會騙你不成？”他盯著我的臉看了好一陣子，好像認定我年紀輕，應該要說真話一樣：“是包金的嗎？如果不是，我們要處理你的。”我說：“是包金的。”他隨手從腰間取下鑰匙圈，上麵掛著一把折疊刀。他打開刀刮著鐲子，但是刮了半天，仍然是金子。他說：“你們騙人，這個要沒收，你到檢查站去寫交代。”眼看著開車時間快到了，我急了：“是包金呀！”姑姑上前奪過他手中的小刀：“我來刮。”他縮回了手，瞪了姑姑一眼，繼續刮。偏偏包金特別厚，刮來刮去仍然是金子。我和姑姑彎著腰湊上前眼巴巴地看著，就在我們快要絕望時，才發現裏麵果然不是金子。我和姑姑鬆了口氣，他也似乎鬆了口氣，改變了臉色，對我笑著說：“你這位同誌臉相很誠實，說是包金就是包金。”
姑姑將我送上了上海至廣州的列車，我坐在一層厚厚油垢的木床上，那沉重的玻璃窗無法打開。姑姑青灰著一張臉，就落寞地站在肮髒的玻璃窗外。我貼著玻璃想和她講幾句話，但是月台上一片混亂，隔著玻璃又無法聽見。坐在對麵的一個瘦削的女人說：“我們把玻璃窗打開。”但是我們合力試了幾次，始終打不開。姑姑搖搖手，示意我算了。我想站起來，這時候列車嘎噔一下啟動了，我跌坐在鋪位上，看著月台上的人群在緩緩移動。我趕緊將臉貼在窗子上，隻看到姑姑茫然的眼神，那眼神在搜尋我，一時沒有找到。我拚命揮著手想告訴姑姑我在這個窗口，但是列車越駛越快，漸漸將月台甩在後麵。
羅湖橋的影子
天蒙蒙亮時到達廣州，火車上我睡的是硬席，因為是臥鋪，並不太辛苦。臥鋪男女不分，上鋪仿佛掩蔽些。但在車頂上徹夜燈光雪亮，正照在上鋪上。我和衣而臥，隻要手一碰到衣鈕，狹窄過道對麵的上鋪位上，那男子的眼光就直射過來。
下鋪就是那個年輕的女人，穿著又土又洋的衣裳，打著兩根辮子，蹺起腿躺著看畫報，唱著革命歌曲。這麼多人都是到香港去的嗎？我胡亂地想著，也沒有人在意我。
在廣州換車時過了一夜，旅館是一幢破舊的老洋房，也無所謂單人房，都是極大的房間，屋頂有二層樓高。廣州大概因為開埠最早，又沒大拆建，最多這種老洋房，熱帶英殖民地的氣息。天還沒黑，我想出去走走。一上街，陽光亮得耀眼—這哪是夕陽？馬路倒寬，年久失修，有點坑坑窪窪，沒什麼車輛來往。街心也擺吃食攤子，撐著個簡陋的平頂白布篷，倒像照片上看到的印度。再轉車到達地處海邊的寶安縣深圳，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離開上海時天空灰蒙蒙的，還很冷。這邊卻是藍天白雲，來來往往的行人都穿著短褲短衫，一派夏日風情。我在烈日下提著大箱子小箱子，走走停停，停停又走走。
幾乎絕望時，忽然有人說：“到羅湖橋了。”
這時候進入一個好像是旅館裏的甬道，一幢保養得很好的舊樓，地毯吸沒了足音，靜悄悄的，密不通風，是條圓筒形隧道，腳下滑溜溜的，不好走，走著有些腳軟。出了這甬道就看到羅湖橋，橋也有屋頂，粗糙的木板牆上，隔一截路挖出一隻小窗洞，開在一人高的地方，使人看不見外麵，因陋就簡現搭的。大概屋頂與地板是原有的，油漆暗紅褐色；細窄橫條的橋板，幾十年來讓無數腳磨白了，溫潤的舊木略有彈性。我拎著兩隻笨重的皮箱，一步一磕一碰，心慌意亂中也是踩著一軟一軟。橋身寬，屋頂又高，屋梁上隔老遠才安著個小電燈，又沒多少光漏進來，暗昏昏地走著也沒數。終於看到關卡，就是幾塊原木呈人字形排列在那裏，木頭上還有尖利的鐵鑄成的刺。
一邊站著衣著筆挺的警察，那裏就是香港了。這邊站著幾個戴著軟塌塌軍帽的人，臉上還有農民的黑紅，一看就知道是民兵。不知道為什麼那麼久不放行，陽光太烈，我和一些出境的人靠邊站到房子的陰影裏。
等待了好長時間，民兵們才過來拉關，幾十個等待過關的人騷動起來，我莫名其妙地恐怖起來。輪到我時，我拿出出境證，手情不自禁地顫抖。民兵接過出境證一看，眼睛突然亮起來：“梁京？”他把目光轉向我，吃驚地說：“你是作家張愛玲？”我心怦怦直跳，嚇出一身冷汗來。我沒有想到，一路上倒還平安，在最緊要關頭卻出了事。我的腿發軟，一時不知道怎麼辦。他上前一步對我說：“你是張愛玲吧？我看過你在《亦報》上連載的小說《十八春》，我很喜歡。”我不能否認，隻是戰戰兢兢地答：“哦。”那民兵並沒有為難我，把出境證合上遞給我，很客氣地放我過去了。還幫我提了一隻箱子，送到香港關卡那邊。
這就算是出境了，我的心還在怦怦亂跳，剛才一幕可把我嚇壞了，我站在原地定定神。橋頭下，一群挑夫守候在那裏。
我還是有點害怕，生怕那民兵反悔，跑過來把我再抓過去。我快步走向挑夫，挑夫們像一群餓狼一樣，打頭的那個小老頭子衝上來，一手提起我的一隻箱子撒腳飛奔。這又把我嚇了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隻好跟著跑，緊追不舍。真想不到，那兩個又大又笨把我累得半死的箱子，在他手裏就像拿著玩具似的，腋下還夾著一條扁擔兩根繩索。
老腳夫狂奔著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幹紅的土地來。我在後麵緊追不舍，離他卻越來越遠，我大叫：“站住，站住！”他一直跑到山坡上的一棵大樹下，方才放下箱子，坐下來歇腳。看著遠遠追上來的我，笑道：“好了，這裏不要緊了，這裏是香港。”我跑到他麵前，喘著氣看著他：“你為什麼要跑？”他坦然地說：“不跑？不跑要把你再抓回去，這事上個月就發生過的。”他生著高顴骨，人瘦手長，眉毛根根直豎，像古畫上的人物。不知道怎麼忽然童心大發起來，分享顧客脫逃的經驗，也不知他是否親眼見過，有人過了橋還給逮回去，言語不大通，我也無法問他。天熱，跑累了我便也坐下來，在樹蔭下休息，眺望著來路，我忽然高興起來，滿耳蟬聲，十分快樂。同車的旅客的也都提著行李，陸陸續續過來了。有的直接讓挑夫挑走了，有的也在樹下坐一會兒。
老腳夫注意到我有隻舊皮箱繃開了，鎖不上，便取出麻繩來，給它攔腰捆上兩三道。我謝了又謝，要多給點錢，他直搖手不肯要。然後指著紅黃的小山，說：“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穿過這些小土山，就能看到香港了。”我告別了他，朝前走了幾步，然後回頭望著身後蒼茫的大陸，在我的視線中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