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車來了，我和柯靈上了車，不大一會兒就來到市政府。秘書是個穿軍裝的小鬼，他給我和柯靈倒了茶就到裏間。
一會兒夏衍從裏間進來，秘書接過他脫下的風衣，他可能常常見到柯靈，不以為意。見到我卻是相當客氣，麵帶微笑：“啊，是張愛玲同誌，你好你好，請坐請坐，我早在大後方就聽說孤島上海出了一個了不得的才女作家，我找了你的小說來看，真是了不得。你的《十八春》我也看了，很好看，我特地讓柯靈同誌請你來，今天才見到真身，榮幸，真是榮幸。”他這樣一說，我滿臉通紅，不知道說什麼好。夏衍說：“要柯靈請你來，是想請你出山，到我們劇本創作所當編劇，還有蘇青，我們也要安排的。你們都是不可多得的創作人才，共產黨也是要文學的嘛。”他看了看柯靈，柯靈會意，接著說：“夏衍同誌身兼數職，還是市委宣傳部部長，忙得不得了。但是他是文藝家出身，仍然關心文學藝術工作，現在上海成立了劇本創作所，夏衍同誌兼任所長，我是副所長，夏衍同誌和我談過好幾次。這個念頭其實我們早就有了，現在海晏河清，你可以出來為黨、為人民工作了。我們共產黨，需要你這樣的創作人才，需要用你的筆來謳歌我們火紅的時代。”我略略點點頭，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在這件事上我實在不便於主動，我想他們叫我來，應該會有安排。果然，夏衍和柯靈互相看了看，說：“我們聽到風言風語，說張小姐要去香港，是不是有這麼回事？”我搖搖頭，說：“這是捕風捉影的事，沒有眉目的，也沒有頭緒。”夏衍馬上說：“聽張小姐這樣一說，我就放心了，人才在我手裏流失，那是我工作做得不到位。本來我們應該馬上就可以安排，張小姐電影創作經驗很豐富，做編劇對你來說再合適不過。隻是，隻是，隻是底下的議論太多，馬上不便操作，請張小姐靜等時日，我們必定會作出安排，請張小姐相信我的話。”
我點頭，向夏衍、柯靈表示感謝。柯靈還要留下來談事，夏衍讓那個小鬼送我到公交車站。他很小，漲紅了臉跟在我後麵。我有點難過，恨不得一步踏上公交車。
大光明電影院
七月，最炎熱的季節，那一年的七月尤其熱，我收到了一份邀請書，通知我到大光明電影院參加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大光明電影院我並不陌生，離我住的派克路也不遠。當年姑姑在這裏做翻譯，我常常假裝過來看望她，其實是想不花錢看上一場電影。當時的電影票很貴，電影院還有衣帽間咖啡廳，漂亮的迎賓小姐幫著客人穿衣戴帽，看電影在當時是最時髦最昂貴的消費。而大光明電影院又是上海最好的電影院，總是上映首輪好萊塢電影，美國那邊放映才過了不到十天，大光明就開始放映了，是同步首映。我也沒有想到要在這裏參加共產黨藝術界代表大會。我沒有拒絕，也想聽聽看看，會上都說些什麼。可是穿什麼衣裳又讓我頭痛，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衣裳，穿起又脫下，脫下又穿起，最後還是穿上那件淡紫色的旗袍。為了不招人耳目，我在外麵套了件有網眼的白絨線衫，就穿著這身衣裳參加了會議。
大光明電影院熟門熟路，很快就到了。但是中途我放慢了腳步，不想去得太早碰到太多熟人。這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肯定會遇到很多熟人，一路上我想著，必定是夏衍提名，否則這樣的事不會輪得到我。我差不多在會議開始的時候進了會場，裏麵已經坐滿了人。我正好坐在燈光照不到的後排，看到的隻是一排排後腦勺。夏衍坐在主席台上，那上麵還有一條紅色橫幅：上海市第一次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後麵也零零散散有幾位遲到的，很快大家就發現了我，互相交頭接耳。我知道我又一次錯了，以為在旗袍外罩了件白絨線衫就把一切遮掩過去，這樣的想法太天真。這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和大街上百姓眾生一樣，人人都穿著藍布和灰布的人民裝、中山裝，一字領的列寧裝。我的衣裳盡管我以為實在平淡，但是它仍然那麼招搖，那麼顯眼與觸目。這時候已沒有辦法，我隻好坦然地坐著，以沉默來掩飾我內心的慌張。大光明裏開著冷氣，但是我卻是汗出如漿，而且頭開始劇痛起來。我頭痛的是，如果我從此以後生活在上海，那我穿什麼衣裳？我無法想象我穿灰的藍的列寧服或人民裝的樣子，那還是我張愛玲嗎？雖然當時我沒有用張愛玲的名字，像胡蘭成逃亡時用的是張嘉儀一樣，我用的是梁京的名字。
頭天上午開幕之後，接下來就是無休無止的討論。有很多人都是從國統區開始寫作的，熟悉殖民時的上海，麵對新的形勢幾乎束手無策，討論時大家不知從何說起。我則根本不能適應會場那種陌生又熟悉的左的氣氛，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
幾乎頭昏腦漲地開著會，看著許多人在痛心徹肺地做著“檢討”，表示要洗心革麵重新做人，我也不知真假，反正那些話我是絕對說不出來。最後一天，陳毅市長也來參加了會議，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他作了一個報告，主要意思是“在廣泛團結的基礎上，總結過去，製訂任務，建立統一的領導和組織，更好地貫徹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我聽得雲裏霧裏，根本不適應這樣的政治氣候，心裏也感到隱隱的恐慌。晚宴時，夏衍端著一杯酒挨桌敬酒，敬到我這一桌，特地和我碰了杯，微笑著說：“張愛玲同誌，我們對你很期待呀？希望你用你的筆，寫出無愧於紅色時代的紅色作品。”我和他碰了杯，我隻能微笑又微笑地點頭。
最後在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中，大會結束了。我有點茫然，馬上離開好像又不妥，但是留下來又有點束手無策。朝主席台上看了一眼，鮮花和旗幟輝映著那條大紅的橫幅。許多人從我身邊經過都會看我一眼，一道道目光看得我如芒刺在背，最後我也沒和人打招呼就出了宴會廳。一個人走在空蕩蕩的馬路上，上海完全變了樣，它不再是我熟悉的那個老上海，許多人發瘋般地呼喊著口號抬著笨重的大標語牌走過，我對這些本能地反感，格格不入。當然，我也沒有想過要做反潮流的英雄，隻是本能地不喜歡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人。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我無能為力，能做到的好像隻有逃離這片土地。
長夜漫漫
走回家時天已經黑了，一進家門，姑姑正在換鞋子，似乎她也是剛剛回到家。看我苦著一張臉，她說：“會上都說什麼呀？”我說：“批《清宮秘史》，接著又要批《武訓傳》，才子佳人的東西一律不能寫了。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相合，馬上還要搞三反五反。”姑姑說：“哦喲，那有你好看的。”我發現桌上一個黃皮小本子，拿起來看看。姑姑說：“哦，通知去重新登記的戶口，就是這個，戶主名字是我。”我把戶口本子看了又看，然後放下。想起會場上發生的一幕幕，突然渾身發冷。我抬起頭來，對姑姑說：“姑姑，這樣下去對我不好，我總是感受到渺茫的未來，在這裏我肯定不行。”她臉色沉靜地說：“那你拿定主意，去香港還是去找二嬸？”我不假思索地說：“找二嬸去不了，沒有理由，我想來想去，還是想去香港。”姑姑不說話，我說：“還是去香港大學續讀，隻有這一條路，最後的路。”姑姑說：“好事不在忙中取。”我急了，不顧一切地說：“時間不等人，姑姑，你知道嗎？”姑姑愣了一下，慢慢坐下來：“也是—隻是，你如何去呢？你沒有錢，我也沒有錢，你怎麼去？我比你更急呀，你問問李開第，我給他打了多少電話，寫了多少信。”她走上來，溫柔地看著，像個長輩：“我們，好好談談。”
我們商量到半夜，還是商量不出個辦法，最後隻好分頭睡覺。這樣的夜晚是睡不著的，我想起了蘇青，想起了胡蘭成，他們都在幹什麼？我一無所知。隱隱聽說蘇青穿起了人民裝，參加了編劇培訓班。我是沒有興趣，也沒有資格。夏衍讓我別急，我怎麼能不急？急得像熱鍋上螞蟻，可是一點用也沒有。
第二天我沒有起床，姑姑那邊也沒有動靜，我們一直睡到中午，睡眼惺忪地起來，正好姑姑也剛起來。總不能不吃飯吧！我看看碗櫥裏還剩有昨天的紅燒肉湯，想買點豆渣來炒，豆渣吸油，用紅燒肉湯來炒，又是一道好菜，順便再買一把雞毛菜清炒，算是不錯的菜了。我當即下去買菜，開電梯的阿姨笑著對我說：“張同誌，我們在報上看到你名字了。”我吃了一驚，忙問她：“什麼報啊？”她說：“《解放日報》啊，各居委會、樓道都要求訂了呀，你不是出席了上海第一屆文代會嗎？你是代表呀，我們知道的。”我急切地說：“我看看。”她從門房間取出報紙，是七月二十四日的《解放日報》，上麵列著一個版的代表名單。我在“文學界”一欄下，很快找到“梁京”的名字，在“梁京”後麵，用鋼筆畫了等號，後麵是手寫的“張愛玲”三個字，肯定是電梯阿姨的手筆了。我說：“我拿回去給姑姑看一下，馬上還你。”她說：“你拿回家好了，我們看過了，不要了，你留著吧。邀請你參加文代會，陳市長還在上麵作了報告，實在是了不起的榮譽。”
我連菜也不買了，拿著《解放日報》就回了家，和姑姑仔細看著那密密麻麻的代表名單，上麵還有一行小字：文學界代表第四小組名單：
組長：趙景深；副組長：陸萬美、趙家璧；組員：周而複、潘漢年、孫福熙、沈起予、葉籟士、姚蓬子、程造之、穀斯範、劉北汜、平襟亞、梁京、餘空我、張一蘋、鄧散木、陳靈犀、陳滌夷、張慧劍、柯藍、王若望、哈華、姚蘇鳳、嚴獨鶴、唐弢、師陀、倪海曙、孫大雨、孫席珍、孫福熙、郭紹虞、許傑—
姑姑放下報紙，說：“我不大看書看報，也知道這裏麵人名，有很多我都知道，大多數都熟知，隻有幾個不認識。看來，夏衍先生還真把你當人物來看。”我說：“他現在還是宣傳部部長。”姑姑嘀咕著：“我從來沒聽說哪個國家有宣傳部，共產黨有。可見，他們重視宣傳文化。要是真的重視你，你走了，不是有點可惜？說不定將來你也能當個共產黨的官呢。”姑姑說著也笑起來，她認為這不可能的，我更認為不可能，甚至惱火起來，重重地將報紙收起來。
當天晚上我們剛吃完飯，柯靈的電話又來了。我頭痛，已經睡下了，姑姑匆匆過來說：“哪，你的電話，快點。”我起身到客廳來接，他客氣地說：“愛玲同誌，打擾你了，是夏部長讓我通知你，過些天到蘇北參加土地改革，進一步熟悉農村生活，為將來的創作作準備。”我一下子愣住了，柯靈也不說話，沉默了一會兒，他說：“你有什麼困難嗎？夏部長特地讓我關照你，你有困難可以向我提出來，組織上幫助解決。但是這一次轟轟烈烈的土改，是史無前例的，組織上希望你能參加，而且時間也很長，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
我微弱地答應了，不知道柯靈聽到沒有。放下電話一夜無眠，那是一個漫漫的長夜。
炎櫻走了
炎櫻家要離開上海，她來告訴我，我頭劇痛。這是新發生的毛病，從前頭也痛過，當然不似這樣劇痛，太陽穴那裏一跳一跳地痛，痛得厲害時，要嘔吐的。我不明白怎麼回事，這一年發生的事特別多，而且都是大事。我感到，雖然一直很平靜，但是會有一件大事要發生在我身上。肯定是的，否則，我好像對不起我的朋友們。
那天晚上去炎櫻家告別，本來以為炎櫻媽媽會做很多菜，誰知我去時他們家毫無準備，我倒是給炎櫻和她弟弟帶了一盒上好的巧克力。我知道炎櫻喜歡吃什麼，就是對著炎櫻的心思買的。炎櫻很開心，倒了茶水就吃那塊巧克力，給她弟弟的那塊她碰都不碰。我本來是買了送給炎櫻的，怎麼也不好意思吃。後來炎櫻媽媽給我舀來一碗花生湯，放了很多糖，燉得稀爛，吃到嘴裏倒是不錯。看著地上全是打包的東西，她弟弟忙進忙出地將東西送到十六鋪碼頭，我心裏有點歉意。我和炎櫻站在行李中間說話，不時被進進出出的人碰到。在想象中我應該很難過，但是真的發生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我一點也不難過。炎櫻說她要到美國去，但是會回斯裏蘭卡住上幾個月，也許半年，我們相約通信，後來我就告辭了。
出門時風很大，炎櫻媽媽拿了一條紅紗巾給我：“圍住圍住。”這時候怕是午夜了，她們家床鋪全拆了，她們今晚就睡旅館。我剛走了幾步，炎櫻媽媽又追出來，將一隻大紅蘋果塞到我手上。西北風很大，把我蒼綠霜毛的大衣吹得倒卷起來，一片凝霜的大破荷葉在水麵漂浮。這是一條走熟了的路，人行道上印著霓虹燈影，紅的藍的圖案。所有的店鋪都拉上鐵門，黑暗中坐著一個印度門警，他對我說：“你好，女孩。”
我心裏一陣感動，都這麼老了，他還叫我女孩。我想問他：“世道變了，你們為什麼不回自己的家？”但是自然不能問。後來實在走不下去，就叫了一輛停在黑暗中的黃包車，一路坐到家。我是從來不曾想胡蘭成的，但是這天晚上怎麼也睡不著，後來又想起了他，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裏。隨手翻看一本雜誌，看到一篇小說《摩若醫生的島》，看來看去看不下去。
這一夜不知道最終如何睡去，次日醒來已是午後，突然開電梯的管理員過來拍門：“張家的，張同誌，有人來找你們。”我聽得出是管理員的喉嚨，就起來應她：“什麼事？”
她見我在家，就說：“《十八春》是你寫的，門外有個女子，一直在哭，說她要來找你。”我一時有點不知所措，女管理員說：“你下去看看吧，張同誌，勸她幾句。”我也顧不上洗臉，姑姑可能買菜去了，我就趿著一雙鞋子跟著她下去。大門口依著個憔悴的女子，頭發也有點亂。身邊圍著幾個樓上的鄰居，大家都東打聽西打聽。女管理員說：“張同誌來了，你對她說吧。”她看到我，一下子哭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我嚇住了，不敢靠近她。她抽抽搭搭老半天，才說：“我天天看《十八春》，寫的就是我的經曆，跟我的經曆一樣苦。我這一生苦死了，也毀了，我從來不曾跟任何人說過，更沒有和你說過，你是怎麼知道的？都寫到我心裏去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她，更不知道怎麼勸她，我心虛地說：“我是虛構的。”
她馬上大聲說：“不可能的，這怎麼可能，跟我的苦命一模一樣的，這世上哪有這樣的事？你一定聽別人說的，你告訴我，是聽誰說的？”
這個我就沒法說得清，我勸不住她，她邊說邊靠近我，似乎是要伸手拉住我，讓我替她申冤的樣子。我嚇得連連後退了幾步，她步步緊逼。我不知道怎麼辦，向管理員求援。就在這時候，姑姑提著菜籃子回來了，我像得到了大救星似的對她說：“姑姑，幫我一下，勸勸她。”姑姑看了一眼，邊上的七大姑八大姨馬上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她，我看到姑姑微笑著走到那個苦命女子身邊，我則逃也似的回到樓上。
姑姑一直過了很久才上來，她放下菜籃揀著雞毛菜，然後說：“這世上，什麼事都有，什麼人都有。”
說不清的曖昧
自從吃了太湖船菜，我和桑弧又有一些來往，都是他來看我，談下一部劇本。他微笑著站在派克路樓下那個很大的紫紅色的拉門前等我，他看到我坐電梯下來接他，他才跟著我上樓。那個紫紅色的拉門磨損了，紫紅色也變得暗淡。我們兩人就坐在客廳裏輕輕談話，姑姑進進出出，目光和桑弧碰在一起，微微一笑，自然而然的。我想，比胡蘭成在一起要自然得多。
我近距離地看桑弧，不能說多麼愛他。他很老實，甚至有點拘謹，這些都是我不喜歡的。他臉上有一層油，總是洗不掉—還是那種小胖的圓臉，麻餅似的，雖然並沒有麻子，但是我也不喜歡。雖說有人撮合過我們，我是一口回絕。但是也很奇怪，回絕了他，從此對他卻多了一份牽掛。盡管人家說是他本人看著我們般配，桑弧並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隻是不讓桑弧難堪，我相信他事先是和桑弧說過，甚至是桑弧托他說。
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開始接觸來往了。有時候我想，從前我想象和胡蘭成婚後在一起的生活，沒有辦法往下想—住什麼樣的房子？誰做飯誰當家？一想到這些我總有窒息之感，認定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但是現在設想著和桑弧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很具體的，找一個小小的房間，哪怕是租的，我收拾得很幹淨。桑弧也能幹，買菜做飯，我天天去那個小房間，然後住下來，地址當然誰也不會告訴。這樣想著，我會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有一天晚上，桑弧讓我在他那裏過夜，我也答應了。但是到半夜我還是想走，怕姑姑等我，或者第二天沒法向姑姑交代。因為前麵有了胡蘭成，我對男女之事慎重了許多。桑弧有點不高興，還是起身穿衣送我回來，送到樓下，他不願上去，怕姑姑看見，說他三更半夜還要過來。他不想走，我就坐在樓梯上，穿著瓜楞袖子細腰大衣。我最愛穿的總是細腰大衣，顯得年輕，那蒼綠色起霜毛的裙幅攤在花點子仿石台級上，我們像十幾歲的小青年，無處可去。我無可奈何地對他說：“我們應該叫‘兩小’。”他笑道：“哎，兩小無猜，我們可以刻個圖章：兩小。”他忽然又說：“你這人我才發現，幾乎全是缺點，除了也許還省儉算是優點，別的，幾乎找不到。”我笑著說：“我像鏤空紗，全是缺點組成的。”
回到家，姑姑果然沒睡，她翻著眼睛看我，說：“是他送你回來的吧？”我說：“是的。”她說：“我那天和他說話，看他坐在沙發上，倒是蠻漂亮的。”我嚇了一跳：“桑弧漂亮？你沒老眼昏花吧？”姑姑說：“那一刻，那一個角度，也許是光線照的。”我鬆了口氣，說：“從前我也這樣說過胡蘭成的，我說我隻喜歡他某一個角度。現在，我怕我對桑弧太過認真。”姑姑不屑地說：“沒像對胡蘭成那樣。”我回了姑姑一句：“你凡事都拿胡蘭成來比。”姑姑看我口氣重了，便不再說話。
第二天下著雨，姑姑不在家，要到晚上才回來。我鬼使神差地給桑弧打了個電話，他說過來，我就等他，然後我們一同去看電影。但是他一直不來，我等了又等，後來拿起筆在筆記本上寫道：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為你是因為下雨不來。
在絕望的時刻，他卻來了。那時候已是下午，我正準備午睡，我靠在藤椅上看著他，突然不停地流淚。他俯身向前坐著，肘彎支在膝蓋上，兩手互握著，說：“愛玲，你這樣流淚，我實在難受。”我說：“沒有人像我這樣喜歡你，這一刻。”他說：“我知道。”他走到大鏡子前，看了看自己，然後把頭發往後推一推。這時候我才告訴他，我停經兩個月了，我不告訴他不行了，因為總也不來。他聽著，然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說：“這也沒什麼，正好宣布—”我又哭起來：“我覺得我們這樣的開頭太慘了。”他說：“這也沒什麼，開頭淒慘，結局美好，像我的電影。”我們這樣說著話，電話響起來，是柯靈打來的，告訴我後天動身。我放下電話，桑弧從對話中聽出來是柯靈，說：“是柯靈打來的？”我點點頭。他說：“他到文化局當官了，前麵離了兩個老婆，現在又娶了一個，人也白胖了，我們要到他家喝喜酒的，他答應了，哪天我帶你去。”我連忙擺手：“算啦，我不去了，你別叫我，我是不會去的，我要下鄉搞土改。”桑弧看著我，吃驚地說：“你要下鄉去？”我點點頭。他說：“那你說你—你那個沒來，這個怎麼辦？”我說：“再看看，我從來不曾正常過，也許，這是正常的。”他看著我，然後說：“哦，那你注意一點。
下鄉去，更要注意，柯靈也去嗎？”我搖搖頭說：“他不去吧！”桑弧說：“我去文化局看過他，他還穿著你送他的那件寶藍色綢袍。”我吃了一驚：“那還能穿嗎？”他說：“改過樣子的，怎麼不能穿？老好的，還是赤刮刺新的。”
蘇北的冬天
我們在市政府門前集合，坐上大卡車，卻沒有出上海，繞來繞去開到一個禮堂，看了根據趙樹理小說改編的話劇《小二黑結婚》，還有《白毛女》。接著就開會、討論，每個人都要表態、發言，要一顆紅心向著黨，歌頌土改，然後到火熱的第一線去，寫英雄，寫出無愧於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作品。
當年我給胡蘭成寫信，胡蘭成說他接到信像接到一塊石頭，現在我心裏也像壓著一塊石頭。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我們就坐著大卡車來到蘇北大豐。車子開了一夜，我把所有的衣裳都套在身上還是覺得冷，冷到骨子裏去。第二天早上到達大豐，這裏開始下了點小雪，後來發現是霜。在一個叫桃浦的小鎮子下車，鎮口就是一排茅廁，六七個，有大缸，有糞窖。一路上憋得太久，一下車大家一窩蜂地擁進去解手。卻發現糞窖其實一點不臭，裏麵還長著草，有青蛙，也許是蛤蟆在蠕動。
我剛剛解手完畢，鄰隊的顧導演就過來叫我們集合，原來桃浦村敲鑼打鼓地來接我們了。我們手忙腳亂地來到車邊排隊，就聽到一支秧歌隊伍唱著扭著過來了。婦女們臉上搽著紅粉，歡天喜地地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呀哈嘿嘿依嗬呀嘿，嘿嘿呀哈嘿嘿依嗬呀嘿。”這邊剛剛唱完，又一隊人馬冒出來唱：“嗨啦啦啦，嗨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啊呀—”
這時候天上果真冒出彩霞，太陽出來了，仿佛從寒冬來到了春天，春暖花開，一點也不冷。一番熱鬧過後，我和顧導演被桃浦村的王隊長一同接到趙大娘家。趙大娘的兒子趙小二一身蠻力，一言不發地挑著我們棉被在前麵走。路邊的小麥和土地顏色差不了多少，時而有停棺材的小屋，和江南那邊一樣，低低地蹲伏在田野裏。我估計是家裏人沒有錢埋葬，就造了這簡陋的小屋，暫時停放著。房子不比一個人的身體大多少，但是也和他們家裏的房子一樣，白粉牆、魚鱗瓦。不知道怎麼，卻也沒有玩具的意味，而是像狗屋，讓死者像忠主的狗一樣，在這裏看守著他摯愛的田地。
桃浦村很快就到了，離桃浦鎮不過四五裏路，路好走。村頭照例是一排大糞窖，而且沒有任何遮擋，這一點讓我發愁，要在這裏生活三個月，這三個月的時間如何度過？我們剛剛走過大糞窖，包著藍花頭巾的趙大娘就走出了她家那座半草半瓦的大房子，嗓門響亮地說：“王隊長，工作隊的同誌們都來了嗎？”王隊長向她笑著說：“都來啦。”王隊長領著我們走進趙大娘家，牆上貼滿了土改積極分子獎狀，中梁上還別著一朵大紅花，據說是趙大娘在鹽城專區土地改革積極分子大會上得到的大紅花，是海綿染色做成的，有點掉色了。趙大娘家就在池塘畔，一半瓦一半草的房子高大敞亮。除了寬大的堂屋，左右還另有四間，分別開著四道房門，房門上貼著鯉魚與胖娃的年畫。一間住著王隊長，一間住著趙大娘兒媳，另一間住著趙大娘和趙大叔。剩下的一間是倉房，蘆葦席子圍著糧食，隻是糧囤看上去空空的，隻剩下底層圈著稻子。王隊長把我和顧導演介紹給趙大娘：“趙大娘，這是我們的梁編劇和顧導演，他們參加土改工作隊來我們桃浦村體驗生活。”趙大娘笑逐顏開，用藍布圍裙包著手，那喜上眉梢的模樣完全不像縮手縮腳的農村老大娘。她忙著倒茶端水：“同誌們請坐，一路上走累了，請坐啊，快坐，這就是同誌們的家啊。”我前後看了看，恭維她說：“趙大娘，你們的生活不錯啊？”在我印象裏，鄉下人就是吃回臘肉也是躲著吃的，怕給別人落下饞嘴的印象，哭窮是他們的本能。我認識的一些保姆、菜販子，向來一開口就是訴苦歎窮，抱怨天氣不好，收成壞，一方麵也是怕把話說得太滿，招了鬼神的忌，同時也是出於自衛，應付來自政府與地主對他們的無窮的剝削。無論是軍警、稅吏、下鄉收租的師爺，反正沒有一個不是打他們主意的。所以無論是誰，問起他們的收成來，哭窮總是沒錯。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連在自己人麵前也是這樣，成了一種悲觀的傳統。但是這個趙大娘卻與我想象中的鄉下人完全相反，她提高了喉嚨回答我：“哎喲，梁同誌哎，現在的鄉下可好嘍，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我們窮人翻身當家做主人嘍。老天也幫忙，收成比哪年都好。
我也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福，當上了勞模咧，坐在台上，胸口戴著朵大紅花，真是威風呀，市裏的同誌親手給我戴花，王隊長看見的。”
王隊長連連點頭：“是啊是啊，趙大娘要代表我們桃浦鎮，到專區去參加土改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她參加好幾次了，她是我們的典型和榜樣。”我聽著，說不出的滋味，他們就像要唱雙簧戲。不是不相信，更不是相信，我嗅到了某種熟悉的味道，那種味道我越來越熟悉，又越來越陌生。
在桃浦賣麻
當天晚上，由王隊長主持，將封存在隊屋裏的地主老財的財產均分。王隊長穿著中山裝，口袋裏插著一支鋼筆，梳著小分頭，斯文白淨的樣子，看上去是個知識分子。他比較冷漠，在趙大娘家吃得也不好，餐餐頓頓是粥，飯幾乎很難吃到。我們下來的那晚算是破了例，到隊屋裏特地稱了米由趙大娘煮了一鍋稠粥。煮得一屋子香氣，路過的村民都朝趙大娘家張望。
有一個叫月香的婦女嗅嗅鼻子說：“香，真香啊！”趙大娘離開門前，對我說：“新社會日子這麼好，月香她們倒是像沒吃過飯似的，不是就是一頓稠粥嘛。”
我以為趙大娘說的不是真的，趁著吃飯前的空當在村子裏走了一圈。幾隻大狗可能餓得沒有力氣，幾乎不朝我這個陌生人吼叫，偶爾會象征性地叫上幾聲。我在村子中間碰到月香和她的男人。月香原來是從上海做保姆才回來，她比村裏女人要洋氣一些。她是聽男人帶信說鄉下現在土改，分地主老財家浮財，日子比從前好過多了，她才決定回家。我和她就站在碾盤前說話，她對我說：“嚇死人的，我一回來，都以為我是地主老財，都來向我借錢。以為我在上海發了洋財，你以為上海的洋鈿是樹葉子啊，你隻要彎下腰來撿撿就是了？”我說：“他們問你借多少？”她說：“拿你們上海同誌來講，是不多的，就是早上買生煎的錢。但是個個借啊！我的一點洋鈿也是苦熬苦做苦出來的。”我說：“那你說，你回來看的聽的，是不是比從前要好一點？”她說：“這個我怎麼說，最好的就是趙大娘家，她家能吃上稠粥。別的人家，到哪裏吃得上？好，比從前好一點。”我在心裏想著，所謂的好日子就是一頓稠粥，還隔好長時間才吃上一頓，這日子算不上什麼好。月香補充說：“平日裏，像我們家，天天就是菜糊糊，菜疙瘩湯，麵湯，能吃上一碗熱的，能吃飽，那已是上天的好日子啦。燒也沒得燒，有時候落雨，想喝口熱水，就扯屋頂上的稻草。我家屋頂上，都扯出一個洞來，雨水就澆進來，不知道哪天才能補上。”我聽得心裏酸酸的，她又說：“收成雖然好，交公糧就去了一大半。現在那些苛捐雜稅倒是沒有了，隻剩下一樣公糧，可是重得嚇死人。蠶絲也是政府收買，茶葉也得賣給政府，秸麻也得賣給政府，樣樣賣給政府，出的價特別低，還要完成任務—任務就是國家攤派，不能出錢的，就是白送給國家，今年我們的麻上又吃了虧。”她這樣說著，眼睛就潮濕起來。我們這樣說著，村子裏人過來過去，都聽見了。王隊長可能聽人說了，黑著臉走過來。月香不說了，裝作不在意的樣子慢慢走開，走到隊屋那裏，被她男人福根追上來，打了她一耳光。可能嫌她亂說，到過年時王隊長要加重他家“任務”。
我和王隊長回到趙大娘家，王隊長很不高興：“梁同誌，以後我們工作隊活動要聽從組織上的統一安排，我安排你們住在趙大娘家，這是組織上的決定。工作隊一切行動要聽從組織指揮，千萬不能聽一些落後分子的謠言。”大家一聽，都不說話。
趙大娘笑笑，端出稠粥來吃，她端了醃萵筍和醃蘿卜絲，倒是澆了許多香油。那粥稠得可以堆在碗裏，可能有點涼了，我吃了一碗就覺得肚子脹。第二天起了個大早，王隊長安排我去桃浦鎮上收購站做登記。因為到冬天了，許多村民都沒有完成國家派下的賣麻任務，許多人家留著曬幹的好麻不賣給國家，工作隊的任務就是發動群眾賣麻。我去得早了點，先在那個比一般房子高大的倉房裏守著，那裏陰風習習，我感到冷。好不容易等到稱秤的老頭來了，他打開沉重的鐵鎖，讓我進去坐。我剛坐下，福根就挑著麻袋過來，他並不看我，隻當不認識，本來我們也不認識。稱秤的老頭子把一綹麻放在他手心裏搓搓，然後又到亮處看看，說：“這個麻不合格。”他問明了名字，翻開登記本看了看，說：“你們家任務沒完成，要出錢的，你準備十八塊五毛錢。”福根一下子火了：“你們這些幹部沒有準的，我隔壁小毛家麻明明和我一樣的，秋天來交，還評了個等外一。”老頭子說：“那為什麼你秋天不交？
你抗拒國家派購任務不交，拖拖拉拉到今天還被工作隊‘請’來，你怪誰？”福根說：“那麼你這是故意的了，我們做田人到哪裏弄錢去？我不明白我苦做苦累一年，反倒欠下國家的錢，天下哪有這樣的理？”後麵來了許多賣麻的人，有一個走過來，向老頭子略微瞟了一眼，就踢了福根的麻擔子，不耐煩地說：“快挑走，不合格，別耽誤我們的事。”但是福根就是不肯走，老頭子火了：“走啊！”福根說：“好啊，我來交你說不合格，你們就是合夥起來要詐我的錢。我不交了，我又不欠國家的，我好好地做人，不偷不搶，怎麼就欠國家的錢？”
老頭子說：“好，好，都是你說的，我記下了，我要告訴工作隊。”他早有辦法，防止他再次挑了來，突然從邊上桶裏舀起一葫蘆瓢紅水向那麻上一潑：“告訴你，這是我們新訂的規矩。”福根看著白麻絲上紅水淋漓，突然哭起來：“本來你們不要，我還可以賣給別人。你把它染紅了，叫我拿去賣給誰？”老頭子脖子上青筋暴露：“你當是你把東西扔了，政府就給你訛上了，是不是？我曉得你們這些人—沒一個好的，人民政府不吃這一套。”
分浮財的窮人
回桃浦村時天快黑了，路不好走，路上盡是牛蹄印子，深深淺淺，是雨後泥濘中踏出來的，很快又被大太陽曬幹了。我肚子很餓，稠粥很快就消化了，這個稠粥不是天天能吃得上，來的那天吃的稠粥，後來天天吃稀粥，就一根蘿卜幹橫在碗邊上。這樣晃蕩晃蕩的稀粥下肚，解一泡尿肚子就空了。幾天下來，人餓得不行，臉色像村民一樣呈現出菜色。我想我要是地地道道的村民，肯定連這些婦女都不如，說不定早餓死了。我來時帶了一罐頭瓶奶粉，但是那奶粉太香了，晚上拿出來聞聞就香得不得了，隔幾間草屋都能聞得到。要是泡一碗吃，整個村子都聞得到奶粉那奇異的香氣。我隻是聞聞，又把它放到皮箱裏。
一路上往村裏走，肚子餓得不行，想象著那奇異的香氣，口水都流出來。走了一半的路，忽然看到王隊長坐在路邊榆樹下。他突然看到我，我也突然看到他，他嘴裏含著一塊麻餅，不知道是吞下去還是要吐出來。這個桃浦鎮上隻有麻餅一種吃食，又粗又硬的麻餅，比上海麻餅要硬、要粗，吃起來呱嗒呱嗒的，很響，像豬在吃東西。他有點難堪，後來還是將麻餅咽下去。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們一同朝村子裏走去。過了那個墳堆就到了，一路上我和他不緊不慢地走，也不緊不慢地說著話。我說：“聽口音，王隊長是本地人？”他說：“是的，梁同誌，我是本縣西北鄉回鄉知青，初小畢業的，本來在鹽城紅民學校畢業，一畢業不久就解放了，派到桃浦村搞土地改革。
待了一年多了，想調走，一直走不了。”我說：“可能要等土改結束。”他憂心忡忡地說：“土改結束聽說要反右，轟轟烈烈的運動怕是一個接著一個。我女朋友在縣裏，我一直想和她調到一起，如果做不出政績來，這個願望很難。在鄉下，你也看到，工作難做，我都生了一身跳蚤。”我笑了笑，意思是跳蚤並不可怕，我是不怕的，晚上在床上還可以摸到肉滾滾的跳蚤。他忽然說：“現在慢慢摸出工作頭緒來了，工作上我們有趙大娘做典型，上級一直誇我們工作做得有聲有色，這次將你們上海來的同誌安排在我們桃浦村，也是對我們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我一下子恍然大悟，由趙大娘想到了他的一番苦心，能讓趙大娘麵對上麵來人說出那一番流利套話，也不是一天兩天可能訓練出來的。而趙大娘明明過得很苦，卻開口閉口就是主人翁態度來讚美土地改革，這也是經過多年慢慢選擇，習慣成自然的。他們互相配合著，各取所需，一唱一和，你說真嗎？它分明是假的。你說假嗎？它又是真的，我也是看得雲裏霧裏。
臨進村時，他又小心翼翼地說了一番話，我認真聽著，然後我們一同進入黑幽幽的村落。晚上照例吃粥，趙大娘搶先用鍋鏟在鍋底狠狠一擂，擂出糊團的粥底子，然後用碗邊在鍋鏟上一刮，就刮出大半碗硬粥團子，在上麵添點稀粥罩在表麵，將粥碗端給王隊長。我進來時她不知道，在她背後我看得目瞪口呆，她還有這本事，在稀薄得照見人的粥鍋裏弄出稠粥來。
她不動聲色地給他兒子又刮出一碗，待到發現我屏息站在她身後，她嚇了一跳，似乎也不好意思，然後竭力給我刮出一碗。
但是粥底子已經沒有了，她回天乏力，隻好說：“我還有點鍋巴，梁同誌，我給你在粥裏撒點鍋巴。我看這幾天王隊長累，想讓他吃得幹一點。”我說：“謝謝，我胃口不好，吃鍋巴胃痛。”我端著粥碗出去了，她隔了半天才將粥碗端出來。王隊長坦然地吃著稠粥，老練地喝去表麵的稀粥，吃著下麵的半硬的粥底子。
吃完飯後就在隊屋裏分浮財，地主家各式各樣家具蒙著一層灰。因為一直分不好，就一直放在隊屋裏派人看守。所有的家具用品都編上號，由大家抽簽。包括一隻花瓶，兩件旗袍，一隻雕花的大穿衣鏡子，兩隻水桶算一件，還有一架龍骨水牛，一個四方形的禾桶，周沿讓稻穀穗刷得非常光滑。還有三隻銅盆，一隻高腳紅漆的據說是檀木的腳盆。最好的是一個小房子一樣的雕花百子床，看上去非常新，它上麵沒有標號碼，也就是說它不在抽簽之例。我很奇怪，更奇怪那兩件旗袍做工還不錯，看樣子不是在鹽城也是在南京做的，現在若抽到它該怎麼辦？能穿得出去麼？我正為此事發愁，王隊長卻站在一盞馬燈前開了口：“我們總算可以分浮財了，我請示了區裏，也派我們上海來的工作隊作證，我們窮苦人，真正是翻身當家做主人了。”全村的人都來了，大家鼓著掌，眼睛發亮。王隊長繼續說：“在抽簽前我要說一件事，我和工作隊商量過，也向區裏彙報過。大家都知道，趙大娘是我們合作社積極分子，是典型代表，戴過大紅花，也到鹽城專區開過表彰大會，可能還要到省裏去，她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她為做好革命工作責獻了很多，這樣的好同誌我們理當照顧，百子床不參加抽簽，我們作為獎品，獎勵給趙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