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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裏，按常理應該熱得穿襯衫了，但是這一年的五月卻特別冷。市麵上很多地方不正常，從前幫過傭的秦媽，就住在附近，也帶著她兒子回蘇州了。有不少天，垃圾無人收，甚至街麵上賣菜的也少了很多。你上前問他，他們狠聲狠氣的，一副愛買不買的樣子。甚至他們將菜攤放到一邊，人聚到一起，咬著耳朵議論解放軍要進城了。
我又不能外出打聽，隻是有時候弟弟過來說一些。他永遠是糊塗的，說得有鼻子有眼，但是我一聽就不想聽，根本不得要領。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關注報紙，學會了從報紙，特別是左翼報紙上的字裏行間觀察風向。其實我一向看不慣左翼報紙，很小的時候就是這樣，這一點完全與胡蘭成無關。都說我是受了胡蘭成的影響，或者說我被胡蘭成帶壞了，這確實是低看了我，或者說高估了胡蘭成。我對左翼的反感好像是天生的，因為我們家母親和姑姑經常出洋，而我也長期在香港那邊讀書，好像這樣家庭出來的人反感左翼是正常的。那時候臨近解放，左翼那些不得勢的作家一下子大紅起來，我們這一撥反倒不行了。他們被稱為進步文藝進步作家，都是代表人民大眾在講話，為百姓訴苦申冤，是人民大眾的文藝，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歡迎。但是，那些左派文學“診脈不開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眾不幸的藥方。如果非要這些作家開方，就不外乎階級鬥爭的大屠殺，這一點很不負責任，也不在點子上。現在的知識分子談意識形態，如同某一時期士大夫談禪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都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這一點讓我很不屑。我隻好不說話，但是蘇青好像不，她被人罵多了，變守為攻，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痛罵那些寫文章罵她的人，以牙還牙。我雖然不讚成，但是看著痛快，她還是那樣的人，想說就說，想罵就罵，不像我，永遠做縮頭烏龜。我把報紙拿給姑姑看，我說：“其實要說起來，蘇青可是比我更有落水漢奸的嫌疑。”姑姑點點頭，說：“你這階段最好什麼也不寫，就是看著，聽著。”我說：“我現在也不知道還能寫什麼？我隻能寫我最熟悉的那些人。可是，現在能讓我寫嗎？”
姑姑說：“無產階級的故事你會寫嗎？”我想了一會兒，說：“不會。要麼隻有老秦媽、何幹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姑姑說：“舊家庭的老媽子們並不算是無產階級，你知道嗎？”我說不上話，隻是看著姑姑。
晚上，家裏沒有一點菜，偏偏李開第回來了。穿著一件背帶褲，戴著工裝帽，我第一次發現他原來很斯文。我拿著一隻碗下樓去買菜，他一來我們才會加菜，無非就是百葉包碎肉，胡蘭成不吃的那種。從前我會拿著碗到老大昌那裏去，現在也就在家門前轉了轉。李開第對我笑笑，吃了飯就走了，不曾和姑姑說點什麼，我很遺憾，怎麼就不談談香港大學的事呢？這是我最關心的。他一走姑姑就對我說：“今晚解放軍要進城。”我說：“不會吧？”姑姑說：“不是謠傳，是真的，解放軍早就到鬆江、嘉定那一帶了，隻是包圍了上海，沒有進城。今晚肯定進城，他就是來告訴我們的，要我們不要出去。我們能去哪裏喲？我倒希望他們打一打。”
我將飯碗洗好，一點也睡不著，姑姑也睡不著，坐在那裏喝茶，我心頭一片茫然。打開窗子看看，馬路上靜悄悄的，沒有一個行人。不時有警笛尖叫著響過去，很快就恢複了平靜，死一般的安靜。我一直守在桌前，後來姑姑說：“睡覺吧，來不來又管我們什麼事？”我們就各自回到各自房間，剛上床沒一會兒，就聽到陽台上有小聲的議論聲，馬路上似乎有點嘈雜。以前半夜有時候也很嘈雜，但是似乎與今晚有所不同。起床時姑姑已經站在客廳裏，我們來到陽台上。外麵路燈昏暗，還霧蒙蒙的，似乎像北方那樣起了沙塵暴。馬路上先是有幾輛卡車經過，後來就跟著穿黃軍裝的解放軍。也有一些先頭部隊在馬路邊休息，東倒西歪地睡著，也是悄無聲息。
姑姑看著，不說話。我看了姑姑一眼，也不說話。我看著燈火暗淡的遠方，上海漆黑一片，好像隻有我們家附近有幾盞燈火。
老鄉婦女
我有半個月沒有出門，姑姑也沒有收入，那段時間我們真是過得落魄。要不是李開第接濟，真不知那一關能不能過去。
家裏的一點古董都讓母親今天帶幾件，明天帶幾樣，全帶到國外去了。姑姑手裏還有幾樣，也不敢拿出來賣。我偶爾下樓，看到新辦了幾種報紙，都在連載小說，稿費還不低。也有幾家過去相熟的，打電話來讓我給他們寫一些連載小說，但是他們都反複說明，要適應新時代，要寫到政權更迭和國家重建，一定要寫到新中國新氣象。我以為這個並不難寫，但是我提出一個要求，不能用真名。好幾家報紙不答應，他們要的就是我“張愛玲”的名字，現在不用真名，引不起讀者興趣。但是我有我的堅持，最後《亦報》答應了，我就在它上麵開始連載《十八春》，我取了一個新的名字：梁京。
我照舊不出門，姑姑每天回來帶一份《亦報》，她對我說：“報攤上，菜場上不少人在讀，你這個小說寫得蠻好看的，我也看了。”一般我的文章都是我逼著姑姑看，她才看一下。這篇我並沒有逼她，是她主動看的，可見寫得不錯。姑姑說：“不管你化什麼名，我還是讀出張愛玲的味道。”姑姑說得太對了，沒過幾天，很多編輯就打電話來問：“那個梁京，是你吧？”我支支吾吾地，他們在電話另一頭就說：“就是你，我一看就是你的文筆。”很快，報紙上也有人寫文章，分析梁京就是張愛玲，寫得有鼻子有眼，而且列出一大堆證據。
我氣得不行，想中斷連載。姑姑說：“你這又是何苦？新中國也好，舊中國也好，是識字的人總是要讀小說的，我看你要是寫，還是要適應新時代吧。”姑姑說著從包裏取出兩塊布，我上前打開來細細地看，是兩塊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布，我前些天已經在街頭上看到有人穿著它。姑姑說：“是配給布，新中國要實行配給製，以後凡鹽、糖、米、布，生活用品一律是配給，按戶頭配給。沒有戶口，就不能給你。”我看配給布是兩塊，一塊是湖色土布，一塊是雪青洋紗。姑姑說：“你快拿去叫裁縫做一件唐裝單衫，你喜歡喇叭袖，就做成喇叭袖。馬上要發戶口本子，要照相，登記戶口，以後若沒有戶口，寸步難行。”
我知道事關重大，就把布拿著做了一條褲子。褲子是最老實的褲子，上衣就做成最老實的唐裝單衫。頭發也剪成了市麵上流行的二毛子頭，就是剪到齊耳環那裏，用梳子一梳就直了，沒有別的花樣。過了幾天，我梳著二毛子頭，穿著那件土布做成的唐裝單衫在家照鏡子。我嚇了一跳，鏡子裏的我完全不是我，又確確實實是我，我原來是這樣難看，這麼土氣的一個人，連老秦媽她們都不如。現在我真的羨慕秦媽他們，他們是主人翁，看我們這些人“視若糞土”，報紙上都是這樣說。
我磨磨蹭蹭地出來，姑姑看著笑起來：“蠻好，蠻好，快去樓下照相，就在樓下，登記戶口，反正早晚都要登記的。”
我下了樓，一眼就看到街邊人行道上，撂著一張巷堂小學教室裏的那種黃漆小書桌。穿草黃製服的大漢佝僂著伏在桌上寫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幹。有幾個人在排隊，不多，很快就輪到了我。大漢一抬頭見是個老鄉婦女，便說：“認識字嗎？”我一愣，他能看得出我不認識字？我低頭看看我的發型和這身衣服，忍不住竊笑起來，咕噥了一聲：“認識—”
心裏一時驚喜交集，我一點不像個知識分子，不像時髦的女作家了，就像個老鄉婦女，這正是我想要做的人，工農群眾多吃香，知識分子遠比不上。擱前幾年，我是上海灘最出名的美女作家，你卻把我當成老鄉婦女，還問我識不識字？我不罵你小赤佬也會給你兩白果。真是此一時彼一時，生存是一種本能，就算我這樣心比天高的人，也不得不低下眉眼，心裏暗暗感謝這身喇叭袖唐裝單衫，還有這個二毛子頭。
總算問完了，他在表格上慢慢地寫，每一個字都很醜，又大，很難看的。不用說，是在識字班學的。
最後的夜晚
就在我和姑姑準備搬家的前兩天，胡蘭成又來了。他瘦了許多，精神卻很好，一見麵就談他宏大的北上計劃，言語中多是大話。我知道他是不想讓我對他失望，他把我寫給他的那封分手信忘記了，或者他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姑姑從頭到尾就沒有出麵，想來她對他就像我對他一樣失去了興趣。當然，這前提是我對他再沒有了感情。
他這次來上海是因為溫州也在檢查戶口，他風聞之後怕出事，回到諸暨躲一躲風頭。看看風頭就要過去，又打算回溫州，這次不知什麼原因他繞道上海坐船回溫州，大概也是想見我一麵。也是因為斯頌禹來上海，兩人結伴同行方便些。船票是第二天開，他從中午一坐坐到天黑，明擺著就是要在這裏過夜。
我也打不定主意，不知道晚上怎麼對付他。聽到門響了一下，知道姑姑幹脆躲出去了，把這個複雜的事交給我自己處理。
胡蘭成聽到門響，也知道姑姑走了，而斯頌禹也到美麗園那邊去看青芸。他突然拉下臉來，擺出一副大丈夫的派頭，那樣子讓我很不舒服。但是我強忍著，等待著他說活。他沉默了片刻，果然開了口：“這次是斯頌禹一路送我來上海，我這幾年給斯家添了多少麻煩，你難道不知道？我們一路上饑一頓飽一頓，走走，停停，停停，躲躲，都是中午了，你連一餐飯都不招待人家，這像什麼樣子？女主人哪裏是這個樣子？你和秀美比差遠了，連小周也不能比。”
他把小周甚至範秀美抬出來貶低我，我一時氣得滿臉通紅。相交這幾年，他一直是誇著我，把我誇得花好稻好，我何曾受過這樣的氣？他知道這些年我是怎麼過來的嗎？我不會招待人，他一向是很清楚的，我從小到大都是傭人帶大，何曾要逼我端茶倒水侍候人家？我一句話說不出，隻想哭。他突然又說：“在斯家，你一點人情世故都不懂，把人家洗臉的盆子拿來洗腳，後來你一走，人家就埋怨我，說你不懂規矩。”
一口氣堵在我心裏，我馬上站起來反駁他：“我新來乍到，哪裏知道哪個是盆洗臉哪個是盆洗腳？又沒人說一下。再說，這兵荒馬亂的，我心裏又慌亂，哪裏顧得到那麼多？哪裏有那麼多講究？”想起到溫州一路上吃的苦頭，想到當了鐲子給範秀美看病，天曉得她是什麼病，到頭來卻落得一身責難。
我節衣縮食省下三十萬稿費寄給他，他也隻字不提。我拚命忍住淚，有淚也不能當著他的麵掉下來。他看我真的生了氣，停住了話頭，過了一會兒，他說了一句笑話，似乎想逗我開心。
但是我根本笑不起來，也不理他。他並不罷休，湊近我，故意涎著臉說：“《山河歲月》這次我可是帶來了，你晚上開始看吧？我從前讓你看，你是不看的。”我搖搖頭說：“我看不下去，你拿走吧，我不想看。我是招待不了人的，你本來也是知道的，我亦不知道我哪裏就做錯了。”我把他丟在房間，起身快步走向客廳，我用我的行動告訴他，我不歡迎他來，我想讓他離開，我受夠了他，我永遠不想再見他。
胡蘭成大大地吃了一驚，但是他反應夠快的，就在我轉身之際，他一把拉住我，在我胳膊上打了一下，然後鼓著嘴巴瞪著我，那意思是你想幹什麼？我完全蒙了，也許，婚姻就是如此，他誇我是民國世界臨水照花人，美貌佳人紅燈坐，還有什麼九天玄女，我們欲仙欲死。但是再華美的傾城之戀必定還要落實在現實中，生活支離破碎瑣屑不堪，他又在逃亡之旅，他可能覺得女人還是要宜於家室。再才高八鬥的人，也總得穿衣吃飯。更何況他連穿衣吃飯都解決不了，一直靠著女人們接濟。我是寫字者，我很傲氣，可是在生活中，我連一個老媽子都不如。
我知道我和他的感情到了盡頭，但是在內心，對他還是有幾分留戀。當天晚上我想了很久，我們各在各的地方長久坐著不說話。我當然也沒有做飯，看到都快半夜了，也不知道姑姑回來沒有，如果她偷偷進了她的房間還好，如果她現在還在漆黑的街頭徜徉，那真是我的罪過。我害慘了姑姑，真的對不起她。我後來拿出一塊麵包，又給他倒了杯水。他不吃，我也不管他，找出被子鋪在客廳地板上讓他睡，我則還是睡在床上。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推開門進入房間，久久地看著我，大概是想向我告別。我睜開雙眼，他過來，站到床邊。我伸出胳膊抱住他，突然淚流滿麵：“蘭成。”
他輕輕地吻著我，我知道我們再不可能見麵了。從前這樣的時刻，我們總像長城一樣在地平線上起伏綿延。但是，現在的長城沒有用了。他是他，我是我。
黯然神傷
青芸早早來了，來接她的六叔。世上再找不到這樣的好女子，把自己的青春全搭在另一個人身上，然後再將自己的一輩子也全搭上。
我讓青芸先在客廳裏坐著，把早餐給他送進去，是早上出去買的。我希望自己做到仁至義盡，讓他在事後沒有一句話可說。我進了房間，發現就在我買早餐的時刻，他將書桌抽屜翻得亂七八糟。我一時又驚又氣，當即沉下臉來，將早餐擱到桌上：“你翻好了，看你查得出什麼。”桌上放著我新近寫的一個長篇小說，才寫了兩萬字的開頭，寫不下去。他拍著那堆被他弄得散亂的稿紙，說：“這裏麵根本沒有我，你寫你自己總是寫得那麼好。”看著我們在裏麵沒完沒了地說話，青芸有點急了，在外麵叫：“六叔，六叔。”他站起來走到外麵，早餐也不想吃。我把早準備好的二兩金子交給了青芸，我說：“給他在路上用。”可能實在太沒錢了，青芸隻是略微客氣了一下，就收下。他在一旁看著，並不說話，隻是微微地笑著。錢是他給的，我曾經花掉，但是現在又積攢起來，全還給他。
看著他和青芸進了電梯，我想我們就這樣結束了，再沒有任何牽扯。我覺得這事件結束得實在完美無缺，我不欠他，一點也不欠他，這讓我想起來就感到一絲安慰。我把給他準備的那份早餐吃了，又把他弄亂的抽屜和桌麵弄齊整了，一直磨蹭著，估計時間差不多了，我去找炎櫻。炎櫻在家裏收拾東西，她弟弟也在家，她家裏還有一個美國水手。那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美國水手，黃頭發，似乎炎櫻和我說過，但是我不當真。這一次親眼得見，我才相信了她。他長得蠻帥氣，一切合乎電影裏“金童”的標準，但是炎櫻肯定不是“玉女”。他們兩人好像一直在爭論什麼，看到我進來，美國水手眼睛一亮。那天我穿著桃紅暗花的碧藍緞襖，青綢大腳褲子。他指著我說：“這還差不多，上海除了宮殿式的加油站，就不見東方色彩。”大概在他眼裏，我是上海最有東方色彩的女人，我朝炎櫻得意地擠了擠眼睛。
我們三人自然地圍坐在一起，年輕的美國水手掏出香煙來，對我說：“抽煙？”我搖搖頭說：“不抽，謝謝。”他說：“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你抽煙她不抽。”我一聽就笑起來，他大概說我比較有風情，而炎櫻看上去很純潔。炎櫻那天故意裝出鄰家女孩的作風，對水手不敢撩撥，顯得比較老實。
其實她說起大膽色情的話來，我是比不上的。她這是在故布疑陣，引起好奇心，要追求很久你才知道上了她的當。
我在炎櫻家並沒有坐多久，他們看上去有事要出去，她弟弟又回來了。炎櫻後來黯然神傷地告訴我，他們要把珠寶店盤給一個上海徒弟，全家搬回斯裏蘭卡去。我聽了大吃一驚，炎櫻看著我說：“政治我又不懂，每一個店都要公私合營，這個店沒法開下去。遲走不如早走，怕就怕到時候走不掉。”
我第一次從炎櫻嘴裏聽到這樣沉重的話題，和我在文學上感受到的壓力一模一樣。看來，這個社會要進行全麵徹底的大改造，包括人們的思想，統統都得改造，適應新社會。我能想象得出這個新社會是什麼樣子，我害怕。炎櫻不願沿這條路往下談，她靠在椅子上伸直了腿，說：“我在上海住得太久了，也想換個地方。”我看著她，她又說：“那個美國人真沒知識，有些當兵的以前沒有穿過鞋子，你相信嗎？張愛？”
她又說：“他們倒是肯跟你結婚，但是他們離婚又那麼隨意，所以結婚也不算什麼。”我仍然看著她，認為她想得太多了。
她忽然憤怒起來：“都說你和蘭你婚前就開始有過性生活，全上海都知道了。”我笑著說：“不過是在後期，我們認識很久了。”她白了我一眼：“那多不值得？我以為，不結婚就不要有正式的性生活，一旦有過，就有這需要，反而煩惱。”我看著她，想著她將離開我，永遠不能相見，我有點黯然神傷，這一段時間老是冒出這樣的情緒。
炎櫻坐了沒多久，就一個翻身從椅子上坐起來，答應了一聲。原來是她弟弟來叫她。他的聲音很小，我根本沒有聽見，她聽到了，馬上和我打了個招呼，就走了。我跟在她後麵一直走，走到樓前大堂，出了樓道大甩門，才又追上她。這裏的視線很好，我一直看著她往平安戲院方向走，和她弟弟一道，她弟弟人高馬大，比她大得多。
我想象著有一天我要失去她，不能想下去。我一直以為，我和她是一生一世都會在一起的。
理箱子
母親又回來了，這次比較平靜，情緒上沒有大起大落，也不主動去看舅舅。沒事的時候就在家清理箱子，因為隨時準備離開。我隱隱感到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很奇怪的事，我有天才的預感。我就站在她邊上看她理箱子，也幫著她遞遞東西。我們母女倆在一起的時候幾乎永遠都在理箱子，因為她是環球旅行家，一生都在旅行。所以，來來去去的時候，箱子總是理也理不完。她喜歡把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一同旅行，包括她那些古董。她遺傳給我的唯一手藝就是理箱子，把有限的空間合理利用起來。小時候我在一旁看著她，想著她又要去遠方。大了，也站在一旁幫她。她也真有理箱子的本領，所有零亂的物品被她天衣無縫地安排在一起，軟的不會折皺，硬的不會砸破，衣裳永遠是拿出來不燙就可以穿。
姑姑也在一旁看，看著看著就笑起來：“二嬸的箱子總是理得這麼好，可惜，不能成為一種職業。”母親也得意起來，說：“有一次，我到一個地方，當地找不到苦力，雇了兩個大學生來扛箱子。結果箱子太大太重，他們一失手，箱子在台階上滾了下去，像大石頭一樣結實，後來打開來看，裏麵的東西絲毫沒有損失。那大學生也驚奇地說，這箱子理得真好。”姑姑說：“怎麼沒看到你那些古董？上一代對我們防賊似的，你倒是也學到了。”母親嘎嘎笑著，從來沒有發出過的笑聲，然後說：“財不外露。”
姑姑說：“吃飯吧，吃好了再理。”母親總是聽她的，放下箱子，坐到桌上吃飯。三個人不說話，隻聽見吃飯的聲音。
母親說：“那維克多總是好，我到哪裏去，臨走，他總會在箱子塞上一筆錢，他說我需要人來照應。”姑姑說：“你這是哪一年的事了？說得活靈活現的。”母親不說話，她也記不清是哪一年的事了，因為維克多早不在了。我心裏湧上一層淒涼，埋怨姑姑心狠，母親現在有點四麵楚歌，但她總是微笑，我認定她是假裝出來給我們看的。這次回來，舅舅也不來看她，可能他們對她也感到失望。最後勉強來了，也隻是虛應個景。現在這個時候，母親需要溫暖的回憶來打發時間。今後的路對她來，更難走。我想到我自己，有點傷心。但是哭不出來，也不能當著姑姑和母親的麵哭，隻好使自己盡量麻木，整個人好像進入冬眠狀態。
這天晚上睡覺，腳給湯婆子燙了個泡都不知道。早上起床要穿襪子，隻好把襪子剪了個洞，讓水泡露出來。但是那個水泡雞蛋大，總也消不掉。還漸漸變得黃綠色，灌了膿了。母親發現了，說：“我看看。”她拎起我的褲子看了看，說：“這泡應當早就戳破它。”她一向是藥品齊全，拿了把小剪刀出來，消了毒，刺破了泡。我感到腳上一陣冰涼，膿水流得非常急，一股股往外湧。母親看了看，又輕手輕腳地剪掉那塊潰爛的皮膚。
等到水泡結痂，母親就決定走了。本來是說住上一段時間，但是也不知道什麼原因，臨時決定馬上就走。可能怕共產黨封了交通，到時走不了。在家裏待幾天都不行，一定要住到國際飯店去，住最後兩夜，仿佛留下念想。又是理箱子，就那兩個晚上也要把箱子理得一清二楚。看到桌上有隻湖綠色的小蘇打餅幹筒，突然說：“好漂亮。”姑姑說：“你拿去好了，可以裝零碎東西。”母親說：“你留著用吧，我可以去買一筒這樣的餅幹。”姑姑客氣地說：“你拿去吧，我用不著的。”
看著她們這樣的客氣，我心裏起了疙瘩，以她們這樣生死之交，為了一隻吃剩下的餅幹筒客氣成這樣，我也想不明白。
最後母親沒有拿那隻餅幹筒，因為箱子實在裝不下。姑姑讓我空手拿著送到國際飯店，她也去。我隻好拿在手上，母親沒有阻止。出門前她取出一副翡翠耳環，旁邊另擱了一小攤珠寶，未鑲的小紅藍寶石，叫我揀一份。我也不客氣，揀了一份耳環。她看著說：“剩下的這個給你弟弟，等他結婚的時候，給新娘子鑲著戴。”
垂頭喪氣
張子靜來了，他從揚州派到上海來，一直沒地方住，重新又住到派克路同學家裏。他已經見過母親，有點垂頭喪氣地告訴我：“媽走了。”我已經知道了，她走的時候沒有讓我送，我有點難過。當然，我也徹底放鬆下來。
子靜突然抬起頭，滿臉通紅，想笑又笑不出來的樣子。
我馬上想起母親給他留下的珠寶，起身去打開抽屜，取出那包珠寶來，打開棉紙小包，那一撮寶石實在不起眼。我說：“二嬸給你的，說等你結婚時給新娘子鑲著戴。”他眼裏露出毫不掩藏的狂喜，我想，可能從來不曾有人在他麵前提到過他的婚姻，仿佛他這一生注定就是單身一輩子，不需要有人為他操心，包括他的父母親。這樣想著，我心中一陣淒慘。母親從前當著我的麵也是這樣說過：“不是我不管你弟弟的事，隻有這麼一個兒子，總會給他受教育的，不給他受教育，總會給他娶親的，無後為大。”父親續娶的時候是想多生幾個孩子，到現在連絕後這個事他也不提了。當然，自己生與兒子生是人與我的區別，我知道父親一直是守舊的，他不過是為他自己著想。
而繼母現在靠著弟弟，可能也拿不出錢來安排他的婚事。
我們沉默了老半天，麵對著那點可憐的珠寶。子靜又拿起來看著，看不厭似的。我說：“你也別垂頭喪氣，你還年輕。”他點點頭，說：“我曉得。”我又說：“二嬸分了兩份叫我揀，我揀了一份耳環。”他笑著應了一聲，以為我會拿給他看。但是我坐著沒動，他有點詫異起來，眼睛睜得又圓又大，最後隻好將珠寶收起來，放到口袋裏，不好意思馬上走，又坐了一會兒。我問：“你來上海，又住到同學那裏？”他說：“是呀，我到家裏去了一趟，帶了兩袋米回去，住了一晚上。有個朋友有筆錢交給我收著的，不知道什麼時候讓二叔搜了去，他對我說：這筆錢你準備做什麼用？你要這麼多錢幹什麼？放在我這兒好了，你要用跟我拿好了。我說：這不是我的錢，是朋友的，要馬上拿去還給人家的。”
我一聽十分震驚，我說：“他給了你沒有？”他說：“沒有，他不相信我說的話。”我一時氣壞了：“二叔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他怎麼這樣窘？他們兩個不是戒煙了嗎？再說現在市麵上也買不到煙土了。”子靜看著我說：“你不知道？他們從來就是這個樣子。不過，娘對我倒還好，娘說—”看他稱繼母為娘，一口一個娘，我氣急了：“她對你好？他們兩人是打掩護，一個和你說話，其實是有意將你支開。讓另一個搜你的口袋，錢被搜走了不是？看你拿什麼還人家。”我狠狠盯著他，忽然又釋然了：這錢說不定不是朋友放在他那裏的，就是他存下的錢。他在銀行工作好幾年，也該攢下一些錢。
經過我一番指摘，子靜更加垂頭喪氣。我給他倒了杯茶，放在他麵前。茶是冷茶，他喝了一口，然後看著我。我不看他，透過窗口看著外麵灰蒙蒙的天空。他也隨著我的目光看著外麵，忽然說：“姐，現在世道完全變了，你對未來，有什麼打算？” 我沒有想到他會問我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我幾乎天天在想，卻沒辦法回答。我沒有回答他，隻是看著外麵。外麵就是天空，天空下麵才是上海。我把眼光朝向天空，我仿佛看到海那邊的城市，遙遠的城市，那裏可能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子靜見我不說話，站起來垂頭喪氣地說：“那我走了。”
我把珠寶給他包好，放進他口袋裏，還在外麵壓了壓，然後看著他。作為姐姐，我好像很少和他有這樣的親情時候，我是個不稱職的姐姐。他從來不計較我，不計較母親和繼母，他從來不會想到這一層上。他看上去是個瘦弱的人，卻是一個粗心馬虎的人。也許，男孩子都是這樣馬虎吧！我送他下了樓。他又說：“《十八春》我天天看的。”我不置可否，含混不清地“唔”了一聲。然後他又說：“我可能要辭職，我還是想回到上海來。”我說：“你為什麼要辭職？銀行不是將你派到上海來了嗎？你要知道，沒有工作將來怎麼過？你跟我不同。”他站在樓道裏，我聞到潮濕的略帶黴味的空氣。他說：“要公私合營，銀行要解散，我已經去登記了，無業人員重新登記，他們可能要安排我到浦東嚴橋那裏教書。”我說：“浦東？那裏是農村啊？還要過黃浦江，走泥巴路，你吃得了那份苦？”他說：“那也沒辦法，我在上海又沒地方住。到農村好歹有一間草屋住吧？再說，離得不算太遠，我放假就回來看你們。”我看著他，沒有說話。最後又看他過馬路，離開。
太湖船菜
和胡蘭成分手後，我並沒有在外說過，但是幾乎全上海文化圈都知道了。後來我才知道，胡蘭成又信心滿滿地來上海打算實施他的“北上計劃”。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到了上海卻沒有繼續北上。也許是害怕了，怕進了京城再也逃不出來。
總之，他中止了北上，轉身掉過頭南下去了香港，這幾乎是他唯一的活路。他這條路是選對了，當然後來我也沿著他這條路南下香港，我承認是他啟發了我。但是我現在沒有動身，還在猶豫。之所以反反複複，關鍵就是一個錢字。我沒有錢，沒有錢你讓我去香港，那不是找死。或者說，我還沒有被逼到胡蘭成那一步，我還在猶豫、觀望。
姑姑看我憔悴了不少，就於心不忍，說：“我不陪你出去，你自己出去看看吧，總是待在家裏也不是個事，現在市麵平靜了些。我給李開第打個電話了，他也在托人。”姑姑說這話是安慰我的，即便李開第先生給我辦成了回港續讀，我拿什麼交學費？生活費又在哪裏出？想想幾乎沒有出路，愁得要死。《亦報》也給我打電話，要我把《十八春》連載了，接著往下再寫一部連載小說。他們還玩花樣，在報上登出廣告，讓讀者猜這個作者“梁京”到底是哪位大作家？還登了許多讀者來信，很多人都猜出是我。還有幾位把我以前小說裏的句子也挑出來，和《十八春》中的句子作對比，幾乎一模一樣。但是報社就是不承認，也不否認，反正吊著讀者胃口。我天天看《亦報》，這天下午就接到桑弧打來的電話，說老板吳性栽約我們《太太萬歲》、《不了情》劇組主創人員到無錫太湖吃船菜。姑姑一聽就支持我，她也聽人說過，很想去，但是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也想出去散散心，馬上就答應了。
過了兩天，我們一行人在火車站碰頭，一會兒工夫就到了無錫，有車子來接到太湖，登上了一條船。都是熟悉的人，吳老板也不客氣，讓大家開心地玩，也不說後麵的拍片計劃。
他賺了錢，心情好得很，隻要大家玩得開心。船劃到湖心，不劃了，任幾隻船兒在微風中漂蕩。一個更小一點的木船上，一男一女在唱錫劇，也有點像評彈，反正邊彈邊唱。你如果想聽想看，就將船靠過去，當然要出錢。如果不想聽，就將船劃開。吳老板想聽，我們的船就靠過去，一下子有五六條小船靠過去。我們喝著茶，坐在船上聽著。小船晃呀晃的，船娘和船老大不劃了，下網到湖裏撈魚。船尾有一個小小的陶灶，柴火正旺。湖裏魚也很多，幾乎網網不空。所謂太湖船菜主要是吃魚，那魚現捕現煮，魚湯當然也是太湖水。我們點了太湖三白。那時候正是六月，太湖三白正是長得最好的時候，活熗白蝦、清蒸白魚還有銀魚炒蛋。那個鮮味在上海是吃不到的，滿滿幾盆菜我們一搶而空。後來又上了幾道菜，醬爆螺螄、酸菜昂刺魚、油炸旁皮魚—也都是從太湖中現捕上來，用湖水烹飪，都是美味。記憶最深的是那道太湖銀魚，白得完全透明，像用白玉雕琢而成，這樣的妙品出自太湖，真是人間極品。銀魚在盤中擺成漩渦狀，我常常看花了眼，總懷疑是一朵怒放的白菊花。吳性栽邊吃邊喝酒，他帶了好酒，喝得滿臉通紅，問我：“張小姐，你知道太湖船菜為啥好吃？”我說：“都是現捕現燒，鮮活的呀？”他又問我身邊的桑弧：“張小姐說得對不對？”桑弧老實得有點猥瑣，點頭說：“張小姐說得對。”吳老板說：“也對也不對，你們看，這船家做的菜是菜館比不了的。
但拆穿了說，船菜之所以好，就在於隻準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合，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都有它的真味。”眾人都說吳性栽說得對，我也認為他說得在理。
後來上了岸，在太湖邊走了走，我一時落單，和吳性栽走到一起。他好像是有意的，左右看了看，然後說：“張小姐今天興致很好。”我裝作很高興的樣子：“嗯，今天玩得很好，吃得也別致，從來不曾有過。”他忽然說：“趁著張小姐高興，我和你說件事。”我一下子呆住了，他小聲說：“你也別緊張，我是看你現在一個人，桑弧導演也是一個人，你們都有才，都合得來，你們合作的電影部部賺錢，我們大家都認為你們倆很般配。”我一聽，馬上搖頭：“吳先生，別說了別說了。”吳性栽一看，急了：“真的，張小姐，我說的都是真的。”我幾乎是在懇求他：“別說了，吳先生，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難堪的笑容最後僵硬在吳性栽的臉上。
淡紫色丁香花旗袍
《十八春》快要連載完的時候，柯靈給我打了個電話，柯靈說：“夏衍同誌委托我給你打電話，他想見見你。”我聽了一愣，柯靈見我半天不發聲，便解釋說：“夏衍同誌你知道吧，不用我多介紹了。他一直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你肯定是知道的。”我說：“我知道的，我也看過《包身工》。”
他說：“那就好，他現在又回到了上海，身兼多職，工作好忙。聽說孤島時期上海出了個張愛玲，自然想見見，也有些話想和你說說。”柯靈怕我拒絕，勸我不妨見一麵。我猶豫了片刻，其實不管夏衍還是柯靈，我都不想見。但是我還是言不由衷地說：“好啊。”柯靈便約好了時間，說他明天下午到我這裏來，事先再和我談談，然後我們一同去市政府見夏衍同誌。
我放下電話就發起愁來，不是愁著和夏衍見麵，而是愁著沒衣裳穿。我把那身老鄉婦女穿的土布衣裳重新穿在身上，到鏡子前一看，土裏土氣，實在沒有勇氣穿它去見夏衍。姑姑說：“現在都是這樣，滿大街列寧裝、人民服，你不這樣穿不行的。”我搖搖頭，將衣服脫了，放在沙發上。當時燒旗袍時我忘了一件淡紫色的旗袍，倒不是有意留著，隻是因為旗袍皺得不成樣，我放在床單下麵壓一壓，誰知這一壓就留下了唯一的一件旗袍。我笑著從床單下拿出那件旗袍，雖說領口有點磨損，卻是一件做工精致的旗袍，上麵還布滿了丁香花。我說：“我還是穿它吧，我隻能穿它，其實在大街上，還是可以看到穿旗袍的女人，雖然不多，但是也不是沒有。”姑姑說：“你要穿隨你，隻是越來越不能穿了，你要學會穿人民裝、列寧裝，我也要學會。”
第二天柯靈早早來了，因為沒有準備茶點，也不想在家裏招待他。他一來我們就下了樓，我說：“家裏什麼都沒有。”
柯靈說：“這個沒必要，我們有急事呀！”他看著我，意味深長地苦笑了一下。我不看他，我們來到大街上。當時我住在派克路上卡爾登公寓，一出門就是市中心的跑馬場，現在改名叫人民廣場。在滿大街中山裝、列寧服的市民中，我的旗袍盡管有點顯舊，但還是那麼惹人注目。柯靈有點不自在，我發現他偷偷瞄了一眼，說：“這個，這個旗袍—”我知道他要說什麼，淡淡地說：“我姑姑也說現在是新中國了，穿這身不合適。可是，我一時實在找不到合適的衣裳，想著要見夏衍，總不能太隨便。”柯靈點點頭，說：“下次吧，下次不要再穿旗袍，時代不同了，這些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要掃進曆史的垃圾堆。”我沉默著，覺得這樣的話格外刺耳，這段時間我聽得太多了，但是個人是無奈的，我控製不了這個火紅色的時代，隻能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