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張隻念了一遍，秋紅就能夠背誦出來。這真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古人說“過目成誦”，眼前這個兩歲半的孩子是“過耳成誦”。一個僅僅兩歲半的鄉村兒童能達到這個水平，誰能不吃驚呢？相傳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三歲識“之”、“無”，千古傳為美談。如今這個僅僅兩歲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麵比白居易遜色呢？
中國是世界上的詩詞大國，篇章之多，質量之高，宇內實罕有其儔。我國一向有利用詩詞陶冶性靈，提高人品的傳統，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提高人文素質。然而，由於種種原因，近半個世紀以來，此道不暢久矣。最近國家領導人以及有識之士，大力提倡背誦詩詞以提高審美能力，加強人文素質，達到讓青年和國民能夠完美全麵地發展的目的，這會大大有利於祖國的建設事業。我原以為這是一件比較困難、需要長期努力的工作，我哪裏會想到於無意間竟在一個才兩歲半的農村小孩子身上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光輝燦爛的未來，我不禁狂喜，真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
秋紅到了21世紀不過才到三歲，21世紀是他們的世紀。如果全國農村和城市的小孩子都能像秋紅這樣從小就享有提高人文素質教育的機會，我們祖國的前途真可以預卜了。我希望新聞界的朋友們能聞風而動，到秋紅的農村裏去采訪一次。我相信，他們決不會空手而歸的。
現在，不像秋菊那樣杳如黃鶴，秋紅還在我的眼前。我每天半小時的散步就成了一天最幸福的時刻，特別是在碰到秋紅的時候。
附：關於《兩個小孩子》的一點糾正
最近我寫了一篇敘事散文《兩個小孩子》，其中我提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蒙《海口晚報》的張竺夫先生來函指正，說在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中說到自己在生後六七個月就能認識“無”、“之”兩字。對張先生的厚愛，我十分感激。
《與元九書》這篇文章，我依稀讀過，但印象不深。後來不知道在一本什麼筆記裏讀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的說法，印象獨深。現在才知道是錯了，不然我哪會有發明“白居易識‘之’、‘無’”的天才呢？張先生提出糾正，對我來說是改正了錯誤，增加了見識；對讀者來說是得到了正確的信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我不想改變原文。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無錯誤的痕跡。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就在今年春夏之交，我寫過一篇《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的隨筆，一開頭，我的記憶就出了毛病，把事情記錯了；但是，我仍然不改，隻加上了一條“附記”，算是對讀者負責。如果允許我援引一個先例的話，我就援引魯迅先生的例子。在他的名著《阿Q正傳》第一章序中，他寫道：
雖然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
這一篇小說是1921年創作的，一直到1926年，五年以後了，魯迅才在致韋素園的信中寫道：
《博徒別傳》是RodneyStone的譯名，但是C.Dogle做的。《阿Q正傳》中說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誤記。
可是，對這一篇流傳世界，譽滿士林的作品，魯迅並沒有加以修改。魯迅的動機何在？我不敢妄加推測。我也並不是有意效顰，我的想法已如上述，不再重複。我隻是想，當年如果有博學如張先生者，則必不至錯誤拖了五年才得到改正。
張先生信中還有幾句話：“而兩歲半能背幾句唐詩，無論是從古還是至今，都是很尋常的事。”這幾句話我是無法讚成的。我行年九十，走遍了大半個世界，一個從僻遠鄉村出生的、一個字也不識的、僅僅兩歲半的孩子能背唐詩，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張先生竟說是“很尋常的事”，難道我們經曆的是兩個世界嗎？名門大家，書香門第或者可能有個別處，但是，我還沒有見到過，我一輩子濫竽知識分子群中，也沒有遇到過。因此，“秋紅現象”，我認為還是值得重視的。我那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我不想改動。
關於水的斷想
在我一生中，有七十多年的時間，我認為水，同江上的清風，山間的明月一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一直到七十歲的光景，我才聽到北京市的一位老領導說，北京市水的問題如不能很好的解決，北京市將要遷都。這真是聞所未聞，給我擊一猛掌。
試問誰能一天離得開水？喝要用水，做飯要用水，洗洗涮涮要用水，澆花也要用水，盈天下者無不用水矣。然而水源卻是有限的。地麵上的水用光，就索之於地下。連年北京地下水位下降得令人吃驚。原來碧波渲灩藻荇搖曳的玉泉山宮牆外的小河，早已雜草叢生，成為狐鼠出沒之地矣。其他城市的名泉名河，也遭到同樣的厄運，長此以往，將何以堪！
北京盛傳南水北調之說，黃河空前地斷流達一百多天，已不夠被調的資格。“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現在已成陳跡，用不著到海，已中流止步，遠而求諸長江，據說也有問題。何去何從？真夠當局者傷腦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