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始終認為，“中國文化的根在鄉村，新中國的嫩芽必須從中國的老根——鄉村中長出來，中國要複興的前提是鄉村文化的複蘇，而其最重者在於農民的精神重建。”費孝通先生指出：“要認識中國社會，認識中國人，不認識農民生活，不認識農村經濟是不行的。”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曆史悠久，內容厚重，它通過三重內涵來展開：一是鄉村的自然環境；二是鄉村村民的自然生產與生存的方式；三是建立在鄉村自然與村民自然生存方式之上的活動文化樣式，包括民歌民謠、民間故事、口耳相傳的白話傳統、民間文藝、民間體育形式等。
（一）農耕文明是傳統鄉村文化的物質基礎
特定的文化總是特定社會背景的產物。中國的鄉村文化必然與先民所處的農村社會環境、所習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緊密相關。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國土遼闊、高山林立、江河密布、土地肥沃的國度，這樣的環境條件為人們的農業生產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決定了國家的富裕和強盛，從而使得農業生產成為創造文化的決定性因素。農耕文明是人類曆史上的第一種文明形態，其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
在中國古代社會，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傳統農業生產在整個社會生產體係中居於基礎和主導地位，所謂“農，天下之大本也”，即認為農業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和正當行業。由於科學技術水平的相對低下，人們的生存、生產主要靠“天”吃飯，於是形成了人與自然的相依相存、相互作用的關係。一方麵是人對自然（天時、地利）的依從和順應，另一方麵是人對自然的利用調節，從而產生了有助於建立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現代意識，反映在生活方式上是悠閑的，反映在人們的觀念中則是知足常樂的，為實現農業生產以至整個社會持續發展提供文化參照的“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經過千百年的沉積，“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逐漸演變發展成為一整套適應農業生產、生活需要的國家製度、禮俗製度、文化教育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道德、風俗習慣等的文化集合。愛國主義、仁愛互助、集體至上、重義輕利、尊老愛幼、勤勞勇敢、勤儉節約等文化傳統，滲透在社會的價值體係、心理習慣、行為方式、關係規範之中，構成一道人們難以超越的“精神藩籬”，自覺規範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關係，並內化為人們的文化精神。林語堂先生以詩一樣的語言表達了對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感受：“讓我和草木為友，和土壤相親，我便已覺得心滿意足。我的靈魂很舒服地在泥土裏蠕動，覺得很快樂。當一個人悠閑陶醉於土地上時，他的心靈似乎那麼輕鬆，好像是在天堂一般。”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將農耕文明看做是一種善的文明。因為，它不需要掌握以競爭和掠奪為目的的戰鬥技藝，亦無需培養爾虞我詐的商戰技巧，而隻需要掌握爭取豐收的農業技術，並虔誠地企盼風調雨順，順天應命。農耕文明本質上就是通過辛勤勞作，守望田園，營造天地人和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空間。對農民來說，農耕文明是最具有感召力和最能夠引起農民共鳴的文化和文明。由於其中包含著大量的關於人與自然、社會、人生的超時代智慧，因此，成為中國當代社會持續發展的文化因子，也成就了東方文化在西方人眼中的神秘性和迷人之處。
然而，農耕文明並不是最高形態的文明，其本身存在著製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發展的深層惰性。正是由於這些缺點的根深蒂固，極大地影響著鄉民們的行為方式和行為習慣，也成為19世紀以來中國傳統鄉村文化不斷被現代文明改造、變革的內在原因。表現在：第一，思想意識上的封閉性、保守性。在傳統農業生產中，農民擇土生息、聚族而居、安土重遷、自給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個體農戶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家庭成為單獨的、互相孤立的細胞。“農民一方麵耕種土地，收取糧食”；另一方麵“一年到頭一有可利用的空餘時間，這個家庭工業的典型代表就去幹他的事，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如紡紗織布等等。“一個靠勞動為生的中國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中國人的習慣是這樣節儉、這樣因循守舊，他們除了必不可少的東西外，不論賣給他們的東西多麼便宜，他們一概不需要”。這種狀況為保守、封閉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和條件，造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內傾型”文化心理，即不假外求、自我滿足的封閉意識，概括而言就是墨守成規，對新的經濟運行方式釋放出一種頑強的排斥力和抵抗力。
第二，行為方式上的個體分散與小“群體主義”。在傳統鄉村社會，由於居住分散，農民相互分離，分化為單一的個體，原子化現象十分嚴重。他們為各自的利益和生存而努力，缺乏合作意識，彼此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聯合，無法為爭取共同的利益而組織起來。孫中山先生曾以“一盤散沙”來形容傳統中國農民，而梁漱溟先生也認為中國小農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平等協商的精神與能力。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傳統農耕經濟形態下，自然條件大大限製著農業經濟的發展，難以預料的自然災害也會對農民生活產生很大的破壞和影響。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民作為生產個體，沒有組織協作，沒有先進的技術，也沒有利益責權的共存，自然也就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抗擊風險和抵禦自然災害。當遇到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與災難時，就自然尋求其他鄉民的幫助。於是，在一個村落共同體內，多數農民在鄉村精英和家長權威的領導下，通過宗族等功能性組織相互救助、修造公共設施、共禦外侮，體現了一個小群體內的合作能力。這種小群體主義存在著較強的排斥外來的心理傾向，難以和其他群體相融合，也限製了群體內成員走出去的可能，世代固守在一個狹小的天地，從而造成鄉村社會的固步自封。第三，建立在濃厚的血緣與地緣基礎上的幫派文化。同理，為了戰勝災難，農民必須集合力量，這除了相互相靠、任人唯親之外，他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生產力條件下也很難再想出更好的辦法了。所以，農耕文化中特別強調血緣和地緣關係，從而形成了中國人普遍具有的“圈子意識”，即幫派文化。講人緣、講交情、講關係、講麵子等習俗便是這種心理的反映。在“圈子意識”下，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常常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對親戚、鄰裏、朋友等“圈內人”奉行與“圈外人”不同的原則，缺乏理性意識、公正意識、規範意識，“關係學”盛行，造成了嚴重的家長製作風和以權代法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