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精英將家族地位和榮譽看得至高無上，在完成一定的資本積累回到家鄉後，不惜巨資修建祠堂、牌坊、族譜、道路，並救濟有困難的族人，同時製定一些約束族人行為的準則，以凝聚家族並維持鄉村繁榮。那些讀書步入官場的士人，無論贏得何種高位，還是要告老還鄉，辦學以提高族人的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將家族的興旺和昌盛看成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職責。而鄉土的習俗是讓積德行善有貢獻的人被後代永遠銘記，使禮義廉恥之類的價值觀成為激發族眾的精神支柱。鄉村精英並不迷戀虛幻的理想和蒼白的道德說教，他們不僅創造財富、躋身社會上層，而且通過教育進入知識階層，並由此帶動許多鄉村的勃興，顯示了鄉村精英的力量。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帝王的權力隻能達到縣一級，難以給鄉鎮提供教育、衛生、治安、道路等公共資源。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王朝崩潰後，而一個宗族卻仍能在鄉村點燃傳承文明的火焰。可見，以鄉村士紳為代表的鄉村精英既具有傳承和創新鄉村文化知識的重要作用，也發揮著維護社會秩序、規範行為禮儀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傳統鄉村文化的規範功能
文化為一個社會的變革與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奠定下堅實的思想基礎，可以說，文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幾千年來，中國鄉村社會經曆了多次深刻的經濟轉型、社會變革與嚴重的戰亂破壞，但是最終仍能夠很快複原重建，傳統社會秩序也沒有受到徹底的顛覆與混亂，這不能不歸功於鄉村社會獨特的文化狀態所具有的強大的組織力和整合力。鄉村文化的規範功能在於，它為鄉村居民提供了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體現，使得人們在了解了生活的意義之後對未來充滿期冀和希望。當人們感覺未來的生活有希望時，鄉村秩序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一）儒家倫理文化規範著鄉民的日常行為
日常生活是每個人每天都要進行的簡單、平凡甚至具有重複性的活動，瑣碎到饑食渴飲、勞動賺錢、養家糊口、閑暇娛樂、呼朋喚友等。日常生活看似自由隨意，無章可循。事實上，千百年來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老病死，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傳統和習俗及價值評判體係，也約定了共同遵守的行為模式，規範和約束著人們的日常行為。在傳統農業社會，人們以家庭為中心，家庭關係是最基本的人倫關係，依靠血緣關係和和諧的人際關係來維係、鞏固和維持。由於注重家族血緣關係與鄉土情誼，在傳統鄉村社會的日常生活世界就具備了講求和睦、愛好和平的特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安居樂業，和諧與安定成為日常生活世界人倫關係原理的最高境界，無論是一家一族抑或是一鄉一黨，都將其視為生活的準則。
儒家倫理是一個極其發達的理論和實踐合而為一的體係，追求人倫關係的和諧性、整體性與實用性，是對日常生活倫理的思想與觀念。既有基於人性的對道德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倫理價值規範的正當性等諸多問題的理論論證，又有把抽象的倫理理念具體化為可操作性的禮儀規範並使之能夠操持執守、付之日常生活的實踐品格。儒家倫理文化追求“克己複禮”，將人內心的自我約束同外界禮儀規範結合起來。在費孝通看來，禮治就是對傳統規則的服膺。他認為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麵以及維係人與人的各種關係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規則，而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因此，曆代統治者都極力通過教育推崇儒家倫理規範，以此來協調、安定日常生活秩序，並將其推廣至非日常生活領域，以求國泰民安。
農耕文明中的小農經濟這種“生存經濟”形式的存在，為關注社會中人與人關係秩序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土壤，使其能被人們廣泛地接受和認可並形成了整個鄉村社會甚至整個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心理。李澤厚認為：儒家倫理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為了更好地生存和發展所積累下來的內在文明，其文化承續的力量相當強固，能夠從道德標準、真理觀念、思維模式、審美情趣等方麵持久地影響、支配甚至主宰著今天的人們。他說：“由孔子創立的這一套文化思想，已無孔不入地滲透在人們的觀念信仰、行為習俗、思維方式和情感狀態之中，成為人們處理各種事務、關係和生活的自覺的指導原則和基本方針，也構成了一個民族共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征。”由於儒家倫理文化與中國鄉村社會血脈相連，已內化為民族的性格，並貫穿於中國人的全部生活世界之中，成為人們日常行為時的價值引導和行動指南。受儒家倫理文化的影響，鄉村社會逐漸成為地緣親近、人際簡單與純真、毫無陌生感的熟人世界，形成了農民的“以鄉鄰和睦為價值目標，以親仁善鄰為道德態度，以相容相讓為基本道德，以相扶相助為倫理義務”的道德主張及倫理關係。
（二）家族製度的迢迢相續形成人們畏懼權威的服從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