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鄉村教育是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提出“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具體來說，陶行知主張學校應當根據社會發展需求和個人的成長需要組織健康的、勞動的、科學的、藝術的以及改造社會的生活教育。陶行知指出，當時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完全以城市為其價值取向，“它教人離開鄉村向城裏跑，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蓋房子不造林；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由於嚴重脫離鄉村社會實際，結果“農人子弟教成了書呆子；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陶行知從當時中國鄉村、農民和鄉村教育的實際狀況出發，希望通過辦理適合農民，符合鄉村實際需要的教育事業，“來喚醒老農民，培養新農民”，利用教育的力量，改造鄉村社會，進而改造中國社會。陶行知認為，要充分利用鄉村社會中的實際生活環境和實際生活狀態與文化要素去建設“活”的鄉村教育，去發展學生們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的活本領。他說：“我們要從鄉村實際生活產生活的中心學校；從活的中心學校產生活的鄉村師範；從活的鄉村師範產生活的教師；從活的教師產生活的學生、活的國民。”為了實現這一理想，陶行知提出“教育與農業攜手、建設科學農業”的口號。他認為，中國的鄉村教育必須深深地紮根在鄉村社會的土壤中，才能真正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道路。如果教育與農業毫不相幹，那麼教育就成為了“空洞的、分利的、消耗的”教育；同樣，失去教育支撐的農業，也會失去向前發展和促進的媒介。
鄉村教育的使命是“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建築工業文明”。如果說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是陶行知所主張的鄉村教育的“為農性”，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忽視了中國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這一發展趨勢。相反，他以動態的、積極的眼光看待中國社會，認為中國是一個不斷向工業文明前進的農業國。因此，發展鄉村教育也不應該完全限製在鄉村社會。主張正視現代化的發展趨勢，“與城市打成一片”的鄉村教育蘊涵了陶行知鄉村教育理念的另一特征，即鄉村教育的“離農性”。1927年，他提出：“我們要想中國活起來，就得在農業上安根，在工商業上出頭。”“中國要在農業上安根，在工業上出頭。”1932年，他在《怎樣辦鄉村教育》一文中，提出辦理鄉村教育的三個境界，第一境界就是：“要放開眼界，縱的要看看，橫的也看看。從縱的方麵，看看中國幾千年的曆史背景是什麼？世界幾千年的曆史背景又是什麼？再從橫的方麵看看，今天中國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現在世界的潮流背景又是怎樣？”他極力反對批評那種把鄉村教育完全局限在鄉村一隅的做法，明確指出鄉村教育的真正使命是“在農業文明上建築工業文明”，這也就意味著鄉村教育不僅要麵向鄉村生活，為農業、鄉村和農民服務，還要為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服務。
提高教師素質與提倡師範教育下鄉。陶行知指出，辦好鄉村學校的關鍵在於要有好教師，有了好教師，就等於有了好的鄉村學校。鄉村教師應當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鄉村教師不應該是關起門來辦學，脫離鄉村社會實際的書呆子，而是視鄉村社會的改造與發展為己任，積極置身其中並為之作出貢獻的改革者和實踐者。他眼中的好的鄉村教師，其作用在於鄉村社會的改造與發展，使社會信仰教育，使科學農業著效，使鄉村自治成功。這樣的鄉村教師，最具有愛心，最具有奉獻精神。他們愛學生，“肯把整個的心捧出來獻給鄉村兒童”；他們心裏裝著農民，願意把“整個的心獻給農民”，心裏“常常念著農民的痛苦，常常念著他們所想得的幸福”。基於此，陶行知也對當時舊中國鄉村教師的培養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他指出：中國的師範教育多半設在城市裏，城裏的師範生平日嬌養慣了，不能適應鄉村生活，更不了解鄉村兒童的需要，往往不願到鄉村去工作。即使從鄉村招來的師範生，在城市生活幾年之後也很少再願意回到鄉村服務。因此，他主張師範教育要下鄉，走鄉村師範學校培養鄉村學校教師的道路。1927年3月初，陶先生接受中華教育改進社的委托，同趙叔愚先生合作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鄉村師範學校——南京曉莊師範學校（初名為南京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2.陶行知鄉村教育思想對鄉村文化建設的意義
陶行知認為鄉村學校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承擔著傳承外來文化和影響鄉村社區社會文化生活的功能。早在1918年，陶行知先生就曾說：“鄙人謂教育能造文化。”他希望通過鄉村教育最終實現“農夫農婦人人讀書明理，安居樂業”。陶行知所踐行的鄉村文化普及讓廣大勞動民眾有機會享受以文字為載體的中華文明，掀起了一場新的文化下移運動。
陶行知的鄉村教育思想立足中國鄉村，適合農民需要，既不照搬歐美教育模式，也不步城市教育和傳統書齋式教育的後塵，徹底告別那種“為教育而教育，與社會需要完全脫節”的路子，把鄉村教育的目的定位於為鄉村建設培養人才，以解決鄉村的實際問題為出發點，這無疑對社會是有用的。然而，環視當下的鄉村教育，其教育內容過於城市化，與鄉村生活毫不相關，所傳授的知識完全是應試教育的需要，隻對考得上大學的人有用，對絕大多數上不了大學的鄉村青年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們若升學無望，則就業無門，致富無術。大多數鄉村青少年在接受了這種城市化教育與應試化教育之後，陷入一種尷尬的地步，他們“種田不如老子，管家不如嫂子”，甚至無法適應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生活，從而經受著精神和物質的雙重折磨，更不要奢望他們去改造鄉村，創造美好的鄉村生活。要改變這種狀況，陶行知先生所倡導的教育生活化，無疑對我們彌合鄉村教育與鄉村生活的之間裂縫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