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使用大眾語言，創造農民看得懂、聽得懂、能夠接受的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通過具體的文化活動來反映農民的生活和精神風貌，展示他們的願望，代表他們的利益。在蘇區，歌謠、美術、舞蹈等文化藝術活動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傳播作用。例如，興國山歌是當時最具代表的紅色歌謠，其內容充分展示了蘇區軍民的精神風貌和豪邁情懷，為人民群眾所喜愛，被人們廣為傳唱。此外，八一劇團、工農劇社、蘇維埃劇團等文化組織創作演出了一批反映蘇區鬥爭的戲劇及各種活報劇，受到蘇區軍民的熱烈歡迎。這些文化活動與文化形式切實代表了大眾的文化利益，從而充分調動起他們發展文化、投身革命與建設的積極性。
第五，加強農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是，強化農民的階級意識，使農民從宗法觀念中解脫出來，正確引導廣大農民為整個階級的利益而奮鬥，這是發動群眾參加土地革命的關鍵。以學校為陣地，采取多種方式方法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和階級覺悟，是根據地爭取農民、發動群眾的一條重要途徑。另外，注重革命骨幹或積極分子的挑選和培養，實現以點帶麵的發展，也是在組織發動農民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常用的有效方法。二是，積極爭取農民參加土地革命。如何爭取農村的廣大農民群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中共六大提出了黨在農民運動中的路線，其主要精神是爭取廣大農民群眾建立農村中反地主階級的統一戰線，鞏固無產階級在農民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前途。通過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了農民的階級意識，增強了他們參加革命的積極性。他們親身感受到共產黨和紅軍是為他們謀利益的，因此積極參加保衛土地革命成果的鬥爭。這樣就使得紅軍在革命戰爭中能得到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的支援，不斷壯大，革命根據地也迅速擴大。
3.延安時期的文化大眾化思想以及文化實踐
延安時期的農村文化建設特別重視加強群眾文藝事業建設。毛澤東指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他認為人民大眾是文化創造最深厚的源泉，主張文化應源於人民，並服務於人民。“新民主主義文化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到：“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在這裏，他前所未有的明確了農民的文化主體地位以及他們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主人翁地位。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解放區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進他們的工作時，應當根據目前的鄉村特點，根據鄉村人民的需要和自願的原則，采用適宜的內容和形式。”
首先，接受舊的藝術，創造新的藝術。毛澤東強調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並不是要完全否定舊的藝術形式，而是要改造和利用舊的藝術形式，賦予其新的文化內容。他指出：“舊的藝術是有缺點的，尤其是它的內容，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許多舊戲卻把勞動人民表現成小醜。”“當然，舊戲中也有些劇本是好的，有些舊戲你們可以改造它，從政治上來個進步。”因此，他提出要同舊秧歌和舊戲“做朋友”，“要利用舊戲班，利用在秧歌隊總數中占百分之九十的舊秧歌隊，逐步地加以改造”。毛澤東還強調：“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文藝工作者也賦予美術、社火等其他文化活動以新的內容和形式，並逐漸成為廣大農民更加歡迎的文化娛樂方式。
其次，倡導開展多種形式的群眾性文藝活動。由於當時邊區群眾的藝術生活太過於貧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麵向基層，深入農村。“文化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係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要聯係群眾，就要按照群眾的需要和自願。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願望出發。”為此，各根據地的黨、政、軍、團紛紛組建各種文藝團體，深入農村，以農民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1944年，又召開邊區文教大會，通過《關於發展群眾藝術的決議》，民間藝術更加生機勃勃，民間藝人數以百計地遍布城鄉。例如，毛澤東認為可以從搞春聯、唱歌、年畫、組織秧歌隊等方麵入手，“邊區有三十五萬戶，每家都掛起有新內容的春聯，也會使邊區麵貌為之一新……三十五萬副春聯，內容大體相同，文字可以不同，這是群眾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麵。是不是也可以搞幾個歌子來唱一唱呢？比如搞他三五個歌子，使得一百四十萬人都能夠唱，並且懂得它的意思……此外還可以搞年畫。”“邊區有兩種秧歌：一種是老秧歌，反映的是舊政治、舊經濟；一種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經濟。秧歌隊可以多組織一些，這個新秧歌隊一個鄉可以搞他一個，搞新的內容，一個區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不加限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