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社區文化建設是加強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內在要求，是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對於促進鄉村社會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和社會進步，實現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協調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在計劃經濟時代，鄉村社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麵都由政府統一安排領導，農民在集體行動中很少提出異議，這很容易形成一致認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使得廣大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上的自主權和對自己勞動產品的支配權，集體行動變成了單一的個體行動，鄉村社區開始蛻變為個體相互分裂的原子化狀態，村民開始執著於追求個體經濟利益，個人意識開始過度膨脹，陷入了疏離、孤立、分散的境地，個人主義等功利世俗的價值觀迅速滲透到鄉村社會之中。再加之鄉村社會出現了嚴重的階層分化，相應的也造成農民主體的分化與異化，根據社會分層的衝突理論，階層分化之間的利益分化與矛盾必然存在著對同一社區文化的不認同。與此同時，鄉村社會中傳統文化的內生規則，包括道德約束、輿論製約對村民的規範能力不斷削弱。在這種狀況下，村民是根本不可能也無法產生社區文化認同的。此外，由於我國城鄉二元戶籍製度日益鬆動，吸引了大量農民進城，使得流動人口逐漸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社會群體。筆者在河北農村調查走訪發現，當地95%以上的農民認同進城務工，其中有35.2%的父母認為進城務工比上大學更能給家庭帶來滿足度，進城務工同樣可以開闊眼界、更新觀念、學到知識。農民進城實現了農民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使得農民突破了長期的地緣限製，進而也使社區中的村民逐漸趨於分散化，鄉村社區共同體呈現出萎縮的態勢，社區發展逐漸陷入了“空心化”的窘境。在這種情勢之下，村民與鄉村社區發生疏離，很難產生農村社區的文化認同。
因此，如何在鄉村社會形成社區居民共同的、新型的價值觀、人生觀、目標追求、理想信念、道德倫理，建設包含文明高尚、崇尚善良、健康向上的社區精神，建設能夠為社區成員共同創造、共同承載、共同享有，對社區成員具有強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社區文化已迫在眉睫。
（三）鄉村道德規則的碎片化與認同危機
如上一章節所述，傳統中國的鄉村社會是“倫理本位”的社會。但是，由於近代以來西方文化與工業文明的入侵和衝擊，鄉村社會的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社會結構、社會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的日常生產生活行為日益商品化、市場化和社會化。新的生產經營方式和角色分化解構了鄉村社會的傳統結構和運行機理，深刻影響著農民的個體心態和人格形成，造成農民價值取向的複雜與多變，這在無形中消解了傳統道德的承載基礎，引發鄉村社會傳統道德觀念的一係列變化，從而使傳統道德碎片化、邊緣化。雖然舊的生活方法有習慣的惰性，但是曆史沿襲下來的宗法倫理道德觀念隨之逐漸瓦解。一方麵，傳統道德權威在鄉村社會日漸衰落，道德的輿論控製作用漸漸無力；另一方麵，現代鄉村社會存在的多元道德價值觀的混亂狀況使農民陷入兩難境地，導致鄉村社會道德評價標準的失範。正如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一書中所說，“勞動者不再僅僅依賴於自己的良心、幹勁和牢固的勞動觀念，家庭父親的道德觀念也不再是勞動者評價的主要依據和從事經營管理的標準等等。”人們不再有共同的榮辱、是非、對錯、善惡的判斷標準，不再有地方性的倫理共識和道德規範，對人與事的道德評價往往隻依賴於個人喜好及與當事人的親疏遠近等主觀認識，村民評價的參照體係混亂而且缺乏規範，從而導致鄉村社會陷入紊亂無序的風險迅速上升。主要表現在：
1.個體倫理道德價值迷失
一是，理想信念的缺失與精神世界的空虛。在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造成了普遍的價值失落，共產主義信念無法真正入腦入心，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利己主義在廣大農民中間日益蔓延。他們對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比較模糊，甚至表現出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信任減弱乃至懷疑。他們在政治上不求上進，要求入黨入團的農民減少，不能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關係，不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自己與他人、金錢與道德的關係，隻注重個人財富的積累和個人價值的實現，為了個人利益、小團體利益，置國家、集體利益於不顧，集體主義觀念明顯淡化，對社會公益事業漠不關心。在問卷中，37.2%的農民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根本就沒有想過”，52.4%的農民隻擔心跟自己密切相關的“家事”，而對於“國事、天下事”根本不予理會，認為距離自己很遙遠。25.8%的農民認為“理想是虛的，隻有金錢才是真實的”這句話很有道理，62%的農民更傾向於“隻管掙錢吃飯，哪管理想信念”。在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大潮極大地衝擊著農民思想觀念，相當一部分農民的信仰日漸失落，很多人處於“什麼都不信”的無信仰狀態，缺乏投身於新農村建設活動的信仰動力。結果致使黨的政策無法深入人心，無法落到實處，也就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