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由科舉製度所催發的寫作教學與研究已達到了極盛，八股文作為科考的唯一文體，要求“代聖賢立言”。八股文對教育的破壞和人才的"殘自不待言，但也要對其作客觀的分析。八股文寫作有著嚴格的程式，通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等部分組成，其中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對偶而相對成文的兩股文字組成，全篇文章中有起二股、中二股、後二股、束二股等共八股，所以稱八股文。八股文的形式有嚴格規定，對內容的要求則更加苛刻。八股文對字數也有嚴格規定：明代五經文為500字、四書文為300字；清順治時四書文為450字，康熙時為600字，乾隆後為700字。文章字數不能隨意加減。但是，這種程式、模式都是指向於“代聖賢立言”，服務於科舉選士，與寫作表達內心情誌這一本質屬性背道而馳，它把最豐富的人的內心世界強製性地統一起來，這就違背了客觀規律。當然，八股文各部分之間要有內在的聯係，全篇文章的邏輯關係要清楚，要講究“起承轉合”，這些是吸收了古代詩文的寫作經驗製定出來的，它所規定的文章結構，作為文章的一種思路，條理是清楚的，它所用的某些方法，如“破題、承題、出題、過接”等，一般文章也經常使用，但其弊病在於程式化，八股文之所以沒有生命力，從形式上講，就是因為它違背了“文無定法”的精神。
這個時期的寫作教學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教學結構與訓練程序，其教學是“以寫作訓練為中心”的。從教學程序上看，蒙學、中館、大館的訓練內容一般體現了由易到難、由簡到繁、循序漸進的教學原則。明清寫作教學更注重文章的形式規範，這是一種典型的模式程序教學。但是，削弱了“讀”，排斥了“說”，急功近利去“寫”，似乎並沒有給教育和寫作教學帶來與投入相稱的產出，“以寫為主”恰恰事與願違，培養了大批文字不通、心態畸型的落魄文人。寫作教材的類型也沒有跳出文選類、知識類範疇。
二、中國近現代寫作研究的演變
在我國曆史上，發生過兩次大的漢語敘述方式轉型，一次發生在東周王室衰微的春秋時代，另一次便是“五四”時期。二者所麵臨的社會文化環境很相似，即舊體製的禮崩樂壞，中央政權控製乏力，各種思潮此伏彼起。清末學者對西方文化和文學的譯介，尤其是一些語言方式的引入，更加劇了漢語的變革。當然，傳統寫作價值的衰微與崩潰並不完全是由於文言文本身的緣故，而主要是針對文言文使用的呆板和僵化。
（一）漢語敘述方式轉型對寫作研究的影響
晚清文學改良運動加速了漢語敘述方式轉型的過程，並逐漸走向漢語敘述方式的自覺。晚清文學改良運動的參與者們大量譯介了西方文學，創造文學新語，主張語言與文學的合一，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推動了文學語言形式的變革。他們主張改變言與文的分離，使說與寫傾向一致，目的是讓語言擔當起更大的社會啟蒙作用，而不是從文學本體角度去考慮。他們強調的是寫作語言的工具性，而不是符號性。稱得上“小說界革命”宣言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1902）一文，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小說的價值觀念。梁啟超認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由此，完成了小說從文學邊緣向中心的移動。而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革命，是以陳獨秀發表的《文學革命論》（1917）為標誌的，一場以“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為目標的文學革命揭開了曆史新篇章，文學革命成為開發文明、改變國民性和革新政治的重要武器。接著，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積極響應，紛紛撰文猛烈抨擊舊文學，主張“言文一致”。
這場文學革命同時也引發了一場教育革命，二者息息相關，遙相呼應。在教育革命的旗幟上寫著的是“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其主題是“國語教育”，將學校國文科改為國語科，白話文進入實際的國文教學中，並成為寫作教學的一種形式。當然，漢語敘述的轉型並非文言與白話的截然對立，這種轉型本身顯示了它的過渡性和中介性，其意義主要體現為漢語敘述發展的方向以及所呈現出的對傳統的革新精神。從寫作角度看，傳統寫作向現代寫作的過渡與轉型出現於晚清時期，正如周作人說：“自甲午戰後，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麵，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上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