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50多歲的梅爾庫洛夫，蓄著濃密的胡須，深黑色的目光炯炯照人。他熱情地邀請徐悲鴻到他家裏做客。他家住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個80畝的大園地，放置了無數碩大無比的花崗石。
他受蘇聯政府委托做雕像的工作，預計10年之內還不能全部完成。園中種植了許多白楊樹，樹幹粗大。每到春天，他就在樹幹上開一個小孔，消毒以後，將瓶口對準小孔接住，每天可得樹漿一瓶，其中含有各種維生素，據說可延年益壽，每棵樹一年可取漿10餘次。
梅爾庫洛夫含笑對徐悲鴻說：“假如你早來一個月，當可飲用這種甘美無比的飲料。”
徐悲鴻笑著答道：“我雖未飲到，但聽到已經很快樂了。”
梅爾庫洛夫以親手所製的極為珍貴的列寧麵模和托爾斯泰麵模贈與徐悲鴻。這兩個麵模雖然是石膏所製，但雕刻家給它們染以銅綠色，看上去有銅雕的感覺。徐悲鴻深為感謝。
畫展在莫斯科舉辦一個多月，接著又在彼得格勒和基輔等地展出。彼得格勒的隱居博物院，這是俄國沙皇的冬宮，前麵的廣場可以容納數十萬人。
為了廣泛地向蘇聯人民介紹燦爛的中國文化，該院以所藏珍貴的中國古銅器、陶器、瓷器、琢玉、象牙、雕刻、漆器等一同展出，吸引了無數蘇聯觀眾。
幾個地方報刊均以大量篇幅報道，高度評價。莫斯科一家大報還選登了徐悲鴻早年一幅“前騎馬、後騎驢、最後推車漢”的畫，一位權威人士隨之評價說，它極其深刻地反映了社會各階層，是少見之佳作。
徐悲鴻在《在全歐宣傳中國美術之經過》一文中說：
吾此次出國舉行中國畫展，在法、比、德、意、蘇展出7次，4處《中國畫展覽室》於各大博物館及大學，總計因諸展而讚揚中國文化之文章雜誌達兩億份。
吾於展覽會一接洽，在內在外，絕對未用政府名義，其歲糜國人巨款。號稱文化基金之任何機關，皆未有一文之助，凡我國民皆請注意於此點也。
我又憶及一最感動之事，蘇聯人屢次問我：貴國有多少美術館？如此有悠久曆史文明古國，美術館之設備定比我國好。我非常痛苦，隻得含糊作答。
蘇聯美術館之宏大，設備之精美，絕不亞於英、法、德、意諸邦，且覺過之。而我國可憐，民眾所需之美術館，國家從未措意，唯有歲糜巨款，說辦文化事業，白日見鬼，連一個美術館也沒有。
在彼得格勒，徐悲鴻結識了蘇聯著名漢學家亞列塞耶夫。他專門研究中國古漢語，曾把連中國人都很難讀懂的《易經》譯成俄文。
這位漢學家跟徐悲鴻講話都用文言，連徐悲鴻聽了也有些好笑。後來抗日戰爭期間，郭沫若同誌應邀訪蘇時，亞列塞耶夫也仍用文言和郭沫若同誌交談，他向郭沫若探聽徐悲鴻的近況時，不是說：徐悲鴻的身體好不好，而是用文言說：“徐悲鴻君無恙乎？”
徐悲鴻在彼得格勒還認識了老畫家李洛夫。李洛夫邀請徐悲鴻去他家裏傾談，還津津有味地給徐悲鴻講了一個笑話。
他說有一年，蘇聯政府征集一切關於大革命的紅軍戰跡畫，在各大城市展出，也請李洛夫拿出作品。李洛夫笑著說：“我所畫的都是風景，與大革命無關，怎能展出呢？”
但有人強索他的一幅風景畫，陳列於展覽會上。觀眾中有人奇怪：這幅風景畫與紅軍有什麼關係？便問展覽會的主持人。
主持人回答道：“你沒有看見這畫麵上的一座木板房子嗎？房子後麵便是紅軍。”觀眾聽到這個回答，都哈哈大笑起來。徐悲鴻聽到這兒，也止不住笑了。
當時蘇聯老一輩畫家中，藝術最精卓的是涅斯切洛夫。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大革命以前俄國許多大寺院的壁畫，多出於他的手筆。
徐悲鴻專門訪問了他。他很熱心地詢問徐悲鴻和法、德藝術家的關係，尤其對於徐悲鴻與達仰的關係，他很感興趣。
涅斯切洛夫將他的近作人物肖像多幅，出示徐悲鴻，都是非常精妙的作品。徐悲鴻感到，當代世界各國畫家中能與涅斯切洛夫相提並論的，為數寥寥。但涅斯切洛夫隻是埋頭作畫，厭聞世事，也不願以作品參加展覽，蘇聯政府想購買他的畫，也不可得。
後來，有一位他的晚輩強以他的作品《畫家樊司耐差夫像》陳列於一次展覽會，請他定價。他故意定了一個極為昂貴的價，超過平常價格的10多倍。但蘇聯政府竟購買下來，陳列於美術館。
次年，這位晚輩又以涅斯切洛夫的自畫像陳列於展覽會，蘇聯政府又以巨款買下，並請涅斯切洛夫展覽近作，政府全部買下。徐悲鴻對此深有感觸，他在1936年所寫的回憶中說：
蘇聯政府主持藝術之不避嫌怨，唯崇真藝之態度與其苦心如此，誠令人感奮至於下淚。
中國畫展舉行的日子，正值彼得格勒夏至前後。在那一個月內終夜明朗，不需燈火，號稱“白夜”。
徐悲鴻常常在那無盡的黃昏中，徜徉於涅瓦河畔，掠過水麵的清風徐徐吹拂著他，他帶著夢樣的情思，度過了那些短暫而愉快的日子。
彼得格勒展覽完畢，基輔又發來邀請。徐悲鴻因出國日久，學生們又都盼望他早日回校授課，隻好婉言辭謝了基輔的邀請。
在離開彼得格勒前，蘇聯美術界希望徐悲鴻能留下一部分中國畫，徐悲鴻便請他們自己挑選。隱居博物院挑選了12幅中國畫，徐悲鴻又以中國現代名畫家作品15幅贈送莫斯科現代美術館。
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員會開會決定贈給徐悲鴻以19世紀俄羅斯著名作家及現代作家作品13件。後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阻撓和破壞，未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