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我曾經說過一些似乎冷峭而又刻薄的話，如“熱幹麵水平”“對武漢沒有歸屬感”之類，可能使一些“老武漢”聽來刺耳。但平心而論，這是愛之深而責之切，我唯恐武漢失去當前的大好機遇，因而便常用激將法催促武漢加快前進的步伐。武漢人常有失落感，有時甚至流於憤憤不平。武漢處於長江中遊、內陸中部，既非東南沿海，又非遼闊西部，似乎很難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然而，事在人為，貴在自強。我常說：“我們身在中遊，但應該力爭上遊，千萬不能有中遊思想。”中部與中遊自有其區位的特定優勢，我們就是應該在東西之間，沿海與內陸邊疆之間，大做“中”字文章。武漢就是武漢，我們應該虛心學習一切先進地區的經驗與長處，但我們終究要根據本地區的主客觀條件，製定切實可行的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規劃，堅定不移地、奮發有為地走武漢自己的道路。
作為老市民，我們不能隻是口頭上高呼“熱愛武漢”，應該以實際行動，以自己的誠實勞動與全部心血來關愛武漢、建設武漢。這些年，經日本著名學者野澤豐諸教授與我們共同策劃的推動研究武漢的國際交流活動正在逐步展開。在東京出版的《近鄰》雜誌第43期已辟有“武漢研究特集”，並發表多篇中日知名學者的文章，如我的《武漢呼喚研究》，陳鋒的《武漢大學的武漢史研究》，朱英與章博的《近現代武漢曆史資料》等。李憲生市長的學術論文《兩次世紀之交武漢對外開放之比較》也刊於這個特集並頗得好評。現在，我們正努力籌議在日本成立武漢研究會，希望能得到武漢有關部門與各界人士的理解與支持。
從想離開武漢到離不開武漢，這不僅反映了一位學者對武漢認識的轉變，而且更表明武漢這些年的巨大變化正在產生越來越吸引人的魅力與親和力，願武漢的明天更加美好！
與共和國同行——回憶從教60年
1949對於我是極為重要的一年，因為它不僅決定了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決定了我自己的人生道路。
1948年秋季，如同蔣管區千千萬萬其他民主青年一樣，我毅然中輟學業，離開金陵大學，投奔中原解放區。
那時遼沈、平津、淮海戰役已經先後展開，前線捷報頻傳，我們卻留在中原大學接受入伍前的政治思想培訓。1949年元旦的關鍵詞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中原大學有4個大隊提前結業，正式參軍奔赴前線。記得在寒風呼號中，平時極為文靜的潘梓年副校長，在全校動員大會上慷慨陳詞，揮拳呼號，眾多師生都為之熱血澎湃。會後不久，梁維直副教務長為我們留校學員作政治報告，其間曾突然提問：“你們現在最想幹的是什麼？”我正好坐在第一排正中，不禁脫口而出：“渡過長江，奔赴戰場！”我滿心以為會得到肯定與支持，卻不料他微笑說：“你們一心隻想打仗，但是中央已經在考慮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以後你們不一定都需要上前線。”
我的心涼了半截，因為1945年1月至1946年6月，我曾在國統區的青年遠征軍整整接受一年半嚴格訓練，不料小日本很快就投降了，沒讓我撈到決勝疆場的機會。我已有一種預感，學校領導看重我的並非作戰本領，而是理論素養。因為，我曾為我所隸屬的20隊學生會編過一期牆報，結合馬列主義課程學習中的若幹思想動態發表了一組簡明易懂的短評，校部隨即安排其他各隊學員前來參觀，並在校刊《改造》上刊登了我的工作小結。
果然，1949年4月，20隊結業分配工作，很多同學興高采烈地奔赴前方，不久就趕上轟轟烈烈的渡江戰役，而我與王元聖（一同來解放區的原金大同學）卻無可奈何地搬進了冷冷清清的小四合院——政治研究室，亦即中原大學的教學中心。研究室主任李光燦知道我在鬧情緒，耐心地規勸說：“全國很快就要解放，我們理論戰線的任務極為繁重，特別是中原大學即將為建設新中國正規人民大學而奮鬥。”當時我們盡管充滿青春浪漫，卻已習慣於無條件服從組織分配，很快就調適心態，進入新的角色。但有時也不免自嘲：千辛萬苦投奔革命，結果還是成天啃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