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養成了良好的讀書習慣，雖然不如古人所雲“一日不讀書便覺麵目可憎”，但至少總覺得讀書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課。
二是提高了文化素養與寫作能力。前人說，文史不分家。史學同樣需要文采，需要藝術魅力。我的著作稍有可讀性，與此有關。
三是學會了體驗人生，觀察社會。這樣便有利於理解和闡釋曆史上的人和事。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書給我以精神力量，是書中那些英雄為我樹立榜樣，是高爾基那樣的作家激發了我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出汙泥而不染，雖貧困而不失生態。回顧平生，無論是在多麼苦難的日子裏，最值得留意的還是過去的讀書生活。
當前風氣日趨奢靡，一些事業有成且前途無量的年輕人，把大好時光消磨於酒食征逐、聲色犬馬之中。這是對生命的自我摧殘，如果每天抽些時間多讀些有益的書，豈不更加有利於自身完善與造福社會！
值此千禧年到來之際，謹以一句老話奉獻給讀者諸君：
開卷有益！
武漢情緣
我似乎命中注定要在武漢住一輩子。
1932年，也就是長江大水災之後的那一年，由於父親參與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的籌建，我也隨同來到武漢，借住在糧道街古老而又陰暗的民宅，並且在胭脂路小學讀一年級。那時班上隻有我一個外地學生，因而成為本地學生“欺負”的當然對象，曾被大孩子從山坡上推下，把右臂跌傷，至今仍有隱痛。武漢小學老師上課人人手執教鞭，不僅威懾精神，且常接觸肢體，那寒冬臘月凍手挨重鞭的滋味真是終生難忘。
因此，我不喜歡武漢，兩年以後回到故鄉，從未想過再來武漢。
但是1937年抗戰爆發了，這年深秋（或初冬）我們全家隨著一撥又一撥的難民潮再次來到武漢。不過這次是暫住等待上水船，很快便到四川去了，對保衛大武漢的轟轟烈烈場麵無緣目睹。
抗戰8年都是在四川度過的，因此我對四川感情特深，一向視之為第二故鄉。由於時過境遷，對於童年曾經居住的武漢，印象已經非常模糊，說不上什麼喜歡不喜歡。
但是，想不到革命洪流卻使我重新進入武漢，而且是嵌入式的進入，從此便終身定格在這中部大城市，仿佛已經被焊接在鋼板上的鉚釘。
當然，我起初也並非心甘情願留在武漢。進軍大西南，解放海南島……但凡有什麼可以乘機離開武漢的壯舉，我都曾滿腔熱情報名參加，不過每次都以失望而告終。“組織”不止一次嚴肅地告誡：“別再胡思亂想，在新的曆史時期，你的任務就全心全意參與建設新型正規大學。”我們這一代人，“組織”觀念特強，隻要是“組織”的決定，我們必然堅決執行。就這樣，我一頭紮進華中師範大學，至今也整整服務了半個世紀以上。
所以，1995年春，香港《星島日報》曾發表一篇特約記者的專訪，標題就是“革命為章開沅選擇職業”，並且故弄玄虛地說：“章開沅一生充滿偶然。”我則自我調侃：“我與史學是包辦婚姻，先結婚，後戀愛。”是在長期工作中產生了極為濃厚的感情。對於武漢，我似乎也是別無選擇，先落戶，然後在長期的工作與生活中增進了理解與熱愛。
是在武漢，我開始了教學與研究生涯，從一個未完成大學本科學業的幼稚青年，逐步成長為一個比較成熟的曆史學者。
是在武漢，我找到自己的終身伴侶，生兒育女，同歡樂，共患難，相伴相隨，白頭偕老，堪稱是幸福美滿的家庭。
難忘曇華美，未了桂子情。無論是曇華林的老校園，還是桂子山的新校園，都是我夢魂縈繞的精神家園。那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銘刻著百年滄桑，記錄著世紀風雲，凝注著多少代師生的心血與智慧……都是我心靈深處的最愛。
半個世紀以上的歲月，已經把我的生命與學校融為一體，更延伸而與武漢融為一體。武漢是辛亥革命首義聖地，我終生研究辛亥革命，把國外的辛亥革命研究引進中國，又把中國的辛亥革命研究推向世界，與眾多本地學者一起促使武漢成為名副其實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我還協助市、區各級政府努力發掘辛亥革命的曆史文化資源，為建設文化武漢並把這個名城裝點得更靚更美而嘔心瀝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