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開沅先生的學問與我
［日］久保田文次
胡永弘 譯
我與章開沅先生初識是在1979年的11月，而章先生使我第一次深銘肺腑的文章，是1978年發表於《曆史研究》的《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在這篇文章中，他把中國同盟會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作為與之相伴隨的資產階級政治思想成長的成果而誕生的中國同盟會，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並認可了同盟會領袖孫文的領導作用、同盟會綱領的資產階級性質。有關辛亥革命的問題，當時我是讚成野澤豐先生、菊池貴晴先生的觀點的，並且對中國的實際狀況、農村、農民的狀況做過些許的研究，因此覺得在章先生的文章中，有同感之處很多。
“文化大革命”時期，“階級鬥爭至上論”已達到了巔峰狀態，中國學術界，大凡對資本主義的東西及價值皆予以否定，對辛亥革命及孫文的曆史評價，不用說也大大降低。由於階級鬥爭論及毛澤東思想之觀點的影響，就連日本的曆史學界，有關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也每每遭到鄙視。有關辛亥革命、中國同盟會、孫文的研究，片麵強調其局限性及缺點的論調頗占上風。我承認這些局限性及缺點的存在，但認為這些局限性及缺點應置於當時的曆史條件之下來理解。我認為那些主張批判辛亥革命的人們，是把毛澤東思想過於神化了，或者是把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過於理想化了。當時的我，是崇敬毛澤東的，對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表明的理想產生過共鳴。我隻是覺得不應該神化毛澤東。
這種觀點，在當時被批判為“庸俗唯物史觀”，但按照古典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實現，隻有在經曆了資本主義、民主主義的高度發展之後才會成為可能。因此，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必然的，是進步的現象。在目前正順利發展著的蘇聯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實現的過程中，它們無論哪一個都支付了“跳越”資本主義階段的“賬單”，預計到頭來還是要補上對資本主義的體驗或對資本主義進行“補講”。然而，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提出這種觀點是要有勇氣的。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盡管對中國及毛澤東的做法有質疑及批評，但容易受中國的形勢及中國學界的影響。因此，大家擔心隻要中國的形勢不變，就不能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不是嗎？
1976年，“四人幫”被逮捕，1978年開始實施以“四個現代化”為目標的改革開放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中國曆史學界的潮流，不是停滯或回複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階段，而是出乎意料地、明顯地趨向清新、多元的方向。其中一例子就是《曆史研究》發表了章開沅先生的與我的研究範圍極為接近的論文《論同盟會的性質及其內部分歧》。我完全讚同這篇文章的主旨。最令人驚訝和高興的是，這篇文章是刊登在對日本的中國研究者有影響力的中國權威雜誌上。隻是有些令人擔心，會不會又出現反複，一旦那樣這篇文章的觀點又要受到批判了。
1979年，得知承蒙東京石田米子先生的邀請，章開沅先生在自美國回國的途中將前往京都，並在東京稍事停留；屆時還將贈送發表於《華中師範學院學報》上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等若幹文章的消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全麵地批評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歪曲的近代史研究理論，對“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存在的“教條主義”的理論也予以尖銳的批評。這是一篇徹底批判隻強調辛亥革命的局限性、缺點，而無視時代的條件，否定地理解處於上升期的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研究以及在任何地方都假設“路線鬥爭”的研究的文章。這篇文章還強烈呼籲摒棄對黃興、宋教仁或立憲派或外國人的偏見。中國學界如此無所顧忌地發表了這樣的見解，我高興極了。
仰慕已久的章開沅先生於11月在狹間直樹先生的陪同下來到東京，下榻神田基督教青年會。我積極地參加與在東京的與章先生對話的交流會。我為自己取得了比預期的更為重大的收獲而激動。但是，我也覺得有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日本方麵“熱烈歡迎”章開沅先生，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但日本的歡迎者對章先生的研究的視點和研究的問題卻不太理解，甚至是有點不太讚成。也可以說是日本人不太在意1978年的劃時代性。一開始是很難十分融洽地交流的，我認為應該再安排一次坦誠交談的機會。但是，由於先生離開東京的時間迫近，已沒有富裕的時間來磋商召集同誌聚會等問題了。
我鼓起勇氣，作了單獨（其實是全家）與章先生會晤的決定。明知歡迎日程中有自由活動的時間，有時間卻不利用會感到遺憾的，這是促成我做出這一決定的重要原因。我給在賓館的章先生去了個電話，打聽他明天是否有什麼安排。由於不會說中文，所以決定用簡單的英語。又因擔心一會兒漢語，一會兒英語，先生所作的說明我們聽不懂，於是對章先生說，如果明天有時間的話，希望能見見麵，方便與否，請您用簡單的Yes與No來回答。這有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占領新加坡的日軍司令官向英軍司令官發出的“投降與否”的質問，這是非常失禮的做法。慶幸的是，章先生寬厚地答應了。11月13日傍晚，我們在目白（譯注：地名）的椿山莊招待了章先生。妻子博子和女兒明子也在座，聆聽談話。我們還請了妻子的朋友中村先生擔任翻譯。章先生爽朗、親切地說他是章宗祥的同族。我本想創造一個可以更為坦誠地討論學術問題的機會，結果，開始是兩人，後由於妻子的在座，無意中將各自身邊的事作為了話題。雖有違初衷，但現在想起來，章開沅先生坦誠的談吐，使我更好地理解了章先生的研究視點，也成為後來我和中國及外國學者坦率地陳述、聽取意見，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起點。與章開沅先生那難以忘懷的交談，至今仍記憶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