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伯羅奔尼撒戰爭已過去2400多年，但專家學者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和評價分歧仍然很大。尤其是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問題，有多種分析。有認為是社會的原因，有的人認為是經濟的原因，也有的人認為是政治原因。還有人認為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起因於女人，有幾個年輕人喝醉酒，性急了，搶了個麥加拉人西買塔的女人解決問題。麥加拉人得知消息後，氣憤不已，就去搶了阿斯帕西亞的兩個女人作為報複。於是，為了這三個女人，全希臘打了起來。這個說法似乎最不可信。
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認為，斯巴達在崛起過程中，與伯羅奔尼撒半島大部分城邦結成伯羅奔尼撒同盟。而雅典勢力的擴張，引起了斯巴達人的恐懼，斯巴達的同盟者科林斯與雅典的矛盾，在導致戰爭爆發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學術界也曾普遍認為，戰爭主要源於科林斯與雅典的商業競爭，源於科林斯懼怕雅典向西方進行商業擴張。
也有學者指出，考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不能忽視對斯巴達和雅典政治體製的剖析，因為“民主”的雅典與“專製”的斯巴達，在政治理念和體製上都是不能相容、不可調和的。
有人從戰爭的直接起因分析，認為雅典人比斯巴達人更不想要戰爭。他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過提洛同盟的方式來更好地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但從長遠和深層的觀點來觀察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就會發現雅典人可能要負有更多的責任。戰前數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而斯巴達人是處於守勢。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希臘各城邦間的戰爭確實是規模相當小。而波斯的威脅還保持了希臘人的某種團結，雅典人的帝國主義和擴張傾向漸漸把希臘城邦引向了一場大戰。
縱使伯羅奔尼撒戰爭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是，許多人還是不禁要問，雅典人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爭是必然要發生的嗎？它是不是國家體製的衝突？
或者隻是國家利益的衝突？責任更多地在哪一方？是在雅典還是在斯巴達一方？
究竟哪一方更具有擴張性？是混合寡頭政製的斯巴達還是民主製的雅典？
總而言之，雅典在這場戰爭中戰敗了。雖然後來還有一些英勇的試圖複興的努力，但雅典還是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漸凝結為曆史。而這也可以說是整個希臘世界的衰落，是希臘人所無比珍視的城邦製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
“薩爾滸之戰”——明亡清興
“明朝衰亡，後金興起，‘肇於是戰爺”，公元1619年發生的薩爾滸之戰，是明朝與後金政權在遼東地區進行的一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略會戰。縱觀明和後金在薩爾滸之戰中的戰略、戰術指導上的不同特點和戰爭的最終結果，可以充分體會到兵法中的“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的真切含義。
明朝對女真各部的統治，一麵以羈縻政策籠絡其首領，封官晉爵賞賜財物；一麵分化女真各部，使其互相對立，以便分而治之。後來由於對女真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不斷加劇，引起了女真人民的強烈不滿和反抗。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年號天命，稱金國汗，以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縣西老城）為都城。後金政權的建立，實際上標誌努爾哈赤正式宣告與明朝分庭抗爭。努爾哈赤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積極向明遼東都司進行襲擾。
明朝晚期，因忙於鎮壓關內人民起義，無力顧及遼東防務，駐守遼東的明軍，訓練荒廢，裝備陳舊，缺糧缺餉，虛額10餘萬，實有兵不過數萬。加上長期處於和平環境，守備又極分散，軍隊戰鬥力差。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爾哈赤趁明朝內爭激烈、防務鬆弛的時機，決意對明用兵。努爾哈赤在萬曆四十六年二月召集貝勒諸臣討論方略，具體製定了攻打明軍、兼並女真葉赫部、最後奪取遼東的戰略方針。爾後厲兵秣馬，擴充軍隊，刺探明軍軍情，積極從事戰爭準備。
經過認真準備和周密計劃後，努爾哈赤便按既定計劃開始了行動。四月，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曆數明廷對女真的七大罪狀。“七大恨”的主要內容是指責明朝殺父、祖，援助葉赫和驅逐邊堡的女真農人，以此作為對明動武的借口。努爾哈赤率步騎攻打明軍，並很快攻下了撫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