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於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二月九日，東京人。夏目家在江戶地方有龐大勢力，金之助身為家中幺子（排行第八），但由於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漸沒落，因此不受期待的幺兒出生後一度寄養在別人家，兩歲時便被過繼為嚴原家的養子，此後因養父母情感不睦以及養父的工作變換而經常遷居。十歲時才總算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然而這樣幸福的日子極其短暫，父兄一向與他不睦，並對他濃厚的文學誌向不以為然；母親則在他十五歲時因病去世，於是金之助在十九歲時就離家展開外宿生涯。童年的遭遇對於金之助的心境以及日後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從幾部帶著濃厚自傳色彩的著作《少爺》《三四郎》《之後》《道草》等等都可見其端倪。故事裏的主人翁多半有著良好的家世，卻不受父兄所重視，因此他們的心境往往孤獨，很早就意識到要自力更生，但內心則無不渴求親情的溫暖。有人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征”。作家因自身遭遇或基於悲天憫人的情懷而意識到真實世界的不完滿，嘔心瀝血發而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問世，但這份感動人心的力量往往來自於苦痛與不幸。回顧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虛。
青年時期的夏目漱石發奮向學，並洞悉英學為時代潮流，躋身社會精英之所。二十三歲時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英文科，成績斐然，並不時發表學術論文，因此大學一畢業，他就在校長的推薦下順利進入東京高等師範任教，此後便一直擔任教職，三十三歲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國留學兩年。
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方麵的優異表現自滿，相較於明治維新之後時人競以西學為尚的舉動，夏目漱石卻以他原有的漢學及日文基礎，積極創作，發表許多的詩歌、俳句。二十二歲那年，便以漢文來評論正岡子規的《七草集》詩文集，並以漢詩體作遊記《木屑錄》。就在這年，首次使用“漱石”為筆名。這個頗具漢學意涵的名字據說其典故取自於中國的《晉書·孫楚傳》，相傳孫楚年少欲隱，與王武子曰：“當枕石漱流”，卻誤曰：“漱石枕流”，於是王對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孫辯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卻礪其齒。”故以“漱石”的典故自喻其堅強的意誌。
如果說文學是作家心靈的出口，這無非意味著創作不輟的夏目漱石在生活或心靈上的困頓？不愉快的童年往事，成了他創作靈感的泉源。但反映在他的性情上的，卻是近乎神經質的多愁善感：苦讀的生涯自然也影響身心健康。
二十七歲罹患肺結核，為了養病，赴鐮倉圓覺寺參禪，參禪的生活豐富了他日後創作的題材，但他的病情並未十分好轉，再加上神經衰弱，厭世的心情由是萌發。回到東京後沒多久與中根鏡子結婚並於同年升任教授，但鏡子後來因歇斯底裏而企圖自殺，平靜的家庭生活也染上了陰影。
留學時期，夏目漱石體認到所謂的英國文學和他以前所認識的英文有著極大差異，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強國勢，這使夏目漱石賴以生存的理想幾乎幻滅，再加上留學經費不足，妻子又因懷孕而極少來信，他的神經衰弱因此更為加劇，一直到回國後他始終為神經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專注於寫作。
漱石的文學生涯開始甚晚，三十八歲發表的短篇小說《我是貓》為其第一本小說。佳評如潮深受鼓舞的漱石因而有了創作的力量，陸續發表的作品均深獲讀者喜愛。
夏目漱石借著寫作紓解心情，也因為極度的專注和熱情，短暫的五十年歲月多為病痛所苦，然而透過對人生的觀察、自省與苦痛的升華，他筆下一個個綺想繽紛、充滿逸趣的世界孕育而生，不但為日本的國民文學，更獲國際文壇的重視，日本研究漱石文學者不勝枚舉，其影響力不可言喻，也因此榮獲“國民作家”的讚譽。
夏目漱石的寫作直到《三四郎》這部著作才開始較具小說風格，描寫一些沉重且深刻的題材。一向被自然主義派的文壇主流所輕視的“餘裕派”的漱石，開始以現代小說家的身份在文壇急速占有一席之地。對多數讀者而言，或許僅知漱石是《我是貓》《少爺》《草枕》的作者。另一派輕視這類單純讀者的人則更加重視夏目漱石後期的小說，他們以“近代小說”為前提，認為其早期作品隻是夏目漱石真正展開寫作的象征性提示。若是如此看來，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雖然是紮根於內在的欲求，卻是較不成熟的。
夏目漱石在異於小說界的地方創作，提倡“寫生文”的寫作風格。夏目漱石本人也將小說分成“借由情節的推移，引發讀者興趣”與“撇開情節，借由圍繞在事件周邊的事物來引起讀者興趣”這兩大類，而後者便是夾帶著禪意和俳句的意境。換句話說，所謂的“寫生文”，並非著重在表現應該要寫什麼，而是追求在詞句本身脈動的瞬間便存在某種禪意和俳句的意境。
盡管處於虛偽的世代，有些東西還是亙古不變的，那就是隱藏在這些不同外衣下的內在情感。
《三四郎》這部作品描寫大學時代的青春彷徨和淡淡愛戀，最重要的是引發出那份因潛意識的偽善而造就的人生，在一切追求現實與自圓其說下的實質，卻是一切不合邏輯所引起的矛盾，披著合理外衣下的自欺欺人，這或許就是理性與欲望拉鋸下所陷入的困境吧！
《三四郎》巧妙地結合了現實的諷刺性與自在的縹渺虛幻。三四郎和廣田老師、野野宮、與次郎所關聯的世界屬於前者，而他與美彌子的世界則屬於後者。這些“世界”因書中角色的相互關係而錯綜，然而對三四郎來說一直被那些未知的“世界”所牽引。在三四郎心中的畫像所流露出美彌子瞬間的“悲憐”。那可能是她所說的“迷途的羔羊”，抑或是在她說“吾輩知罪，罪惡常在”的一瞬間。
夏目漱石在《三四郎》後接著開始更正麵地探究“無意識的偽善”與“吾罪”的問題，急速地進入“近代小說”的世界。然而，我們不應該將《三四郎》視為夏目漱石終於寫出正式小說的萌芽作品。因為無論是從鄉下遷至都會的《三四郎》、從都會遷至鄉下的《少爺》都是令讀者愛不釋手的青春小說經典。這類小說構造雖然單純，卻因此更令人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再寫實的近代小說也不比這類小說當中單純而強韌線條所勾勒下的人物群像來得更寫實吧！
李孟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