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後的爺爺留給了我們那家旅店。當時，還不能叫旅店，其實後來也不能，但我父親堅持叫它旅店，如歸旅店。我父親總說，我爺爺當年如何如何，當年這房子如何如何……說實話我無法想象出當年的如何如何，從我開始有了記憶之始，我們家的旅店就呈現著衰敗。二哥也是這麼說的。
我們分得了這家旅店。四叔說我的父母用盡了陰謀，用盡了各種方法才得到了這家大車店，在他的嘴裏，在我四嬸嬸的嘴裏，我的父親很有些不堪，他善於和自己的兄弟鉤心鬥角，善於見財起意，善於落井下石。當然我母親對他們也沒什麼好話，可我父親從來沒說過什麼，他不許我們提家裏的這些事兒，一句也不許，不當著他的麵也不許。他隻是和自己的兄弟保持著一種有距離的疏遠，見了麵，也客客氣氣，像對待陌生的客人。
我們分得了這家旅店，它在交河鎮的東南，與大運河、滹沱河還有著相當的距離，和官道也有著相當的距離。民國建立了不久，還是新的、模糊的，我們不知道它能不能長久下去，住店的客人時常帶來一些讓人感覺混亂、不安的消息，它們塞進我們的耳朵，我父親則讓我們把這些都掏出去。那些混亂和不安也許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他，但他不關心這些，不想關心這些，這些都過於遙遠。他關心的，隻是這家旅店。他想要的，隻是，我們一家人怎樣過上好日子。
如歸旅店。它隻是一家大車店，本質上如此，大車店本來是沒有名字的，不應當有名字的，可我父親堅持並要我們一起叫它，如歸旅店。好像有了名字，它就有了檔次，有了品位，有了高貴，有了和下等人的區別。為了這檔次和品位，父親可做了不少的事，用了不少的心思。他請西門裏的薛大夫為我們的旅店寫了店名，並定製了一塊匾懸掛於我們家的門口。匾高近一尺，長三尺，選用的是一塊很好很厚的鬆木，然後用大漆塗成棕黑色，而上麵的字則用金粉勾邊——它花掉了父親很多錢，要知道，我父親一向善於精打細算。匾上的字很粗很重，父親說，那是顏體，然而薛大夫來給我大伯看病的時候糾正了我父親的說法，他說自己寫的是魏碑，加了一些王鐸的筆意。（那天，薛大夫很有些興致，他一邊給大伯看病一邊和父親聊天，他和父親談起祀天的陳設，然後又談及祀天的樂章，老先生在我們麵前搖頭晃腦：瞻仰蒼穹兮維穆清，萬物資始兮眾馮生，一陽初複兮徵乾行，肇修元祀兮昭功成……父親也跟著搖頭晃腦，一副陶醉的樣子。之後他們說到薛大夫的字，聽了我父親的誇讚，薛大夫點點頭，笑眯眯地望著他，很是煞有介事：你知道楷書有幾種字體？被問的父親也很是煞有介事，略有些緊張，像一個回答老師問題的學生，眼睛盯著先生手裏的戒尺：顏，柳，柳柳柳……歐，歐趙……薛大夫更眯了眯自己的眼，又追問了一句，它們具體有什麼區別？父親期期艾艾，再也回答不上來了。在薛大夫走後，我父親堅持他是對的，那就是顏體，也許加了些其他，但主要還是顏體。他在請薛大夫寫匾的時候就是這樣要求的，顏體。是薛大夫搞錯了。在許多事上，父親有著同樣的嘴硬。）那個名字和“巨大”的匾實在與我們的旅店太不相稱，就像一個窮人非要穿一件絲質的長衫，用一塊肉皮抹一抹出門前的嘴唇，它常常成為我們被人嘲笑的理由。我恨那塊匾。我的哥哥們也是。我父親還把店裏的大炕毀了，代替大炕的是七張木板床，並且有了褥子和床單。父親還曾用白灰將店裏的牆壁全部粉刷過一次，它雪白得讓人驚訝，可這驚訝隻保存了一天。第二天它就開始麵目全非。上麵落滿了臭蟲和它們的血、鼻涕、黑色的腳印，有的地方還有尿漬。它們那麼分明、肮髒。在背後，我父親咬牙切齒地大罵那些住進店裏的人，可在他們麵前，父親還得端出一副難看的笑臉。他對那些人說別這樣別那樣，最好別別別這樣，最好別別別那樣，可卻沒有任何的作用，他的話根本進不去客人的耳朵。除了這些，我父親還做了許多的事，許多事都是無用的，或者從頭就是錯的。
但他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他不允許我們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