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62,\"start_container_index\":5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58},\"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24,\"start_container_index\":5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20},\"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5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62,\"start_container_index\":5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58},\"quote_content\":\"《春秋》reference_book_ids\":[7078173533162966046]}]},\"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李宗吾說：“諸葛武侯說：‘法行則知恩。’這句話說得真是好極了。”善為人者能自為，善治人者能自治。厚黑管人之道，必須使用非常手段，才能把人管得服服帖帖。恩威並重也罷，軟硬兼施也罷，殺一儆百也罷，信賞嚴罰也罷，要做就做得徹底。厚黑馭人之術，是每一名領導者不可不知的成功法寶。
1．讓下屬做眼線，相互鉗製一勞永逸
在曆史上，雍正是以“狠”管人的皇帝，他發明的種種厚黑馭人之術，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雍正在位期間發明了一種新的統治下屬的辦法，那就是讓下屬之間互相監督，並向自己密報，密報的內容無論大事小事都要隨時彙報，這種厚黑馭人方法由於具有較強的震懾作用，因此，常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王雲錦是雍正時的新科狀元，他是雍正皇帝重用的人，故許多人去趨奉他。他在家裏一閑下來，便拉著幾個同僚在書房裏打紙牌。有一次，他成了一副極大的牌，正攤在桌麵上算；忽然一陣風來，把紙牌刮落在地下。大家去拾起來，一查點，缺了一張紙牌；王狀元也並不在意，便吩咐家人另換一副紙牌重打。
到了第二天，王雲錦上朝，雍正皇帝問道：“昨天在家裏做何消遣？”王狀元老老實實回奏說：“在家裏打紙牌玩兒。”雍正聽了，笑笑說道：“王雲錦卻不欺朕。”接著又問道：“朕聽說你成了一副大牌，被大風刮去了一張，你心中很不高興。今天可還能找到那一張牌嗎？”王雲錦聽了，心中十分害怕，隻得磕著頭說道：“聖天子明鑒萬裏，風刮去的那一張牌，臣到今天還不曾找到。”雍正皇帝便從龍案上丟下一張紙牌來，說道：“王雲錦，看可是這一張牌？”王雲錦一看，正是昨天失去的那張紙牌。
他忙磕著頭說“是”。雍正皇帝笑道：“如今朕替你找來了，快回家成局去吧！”說著，便站起來退朝。
這個消息傳出後，幾乎所有的朝廷官員都感覺到如芒在背，他們深知，自己如果有什麼不當行為，第二天雍正皇帝一定會知道，這種讓下屬相互監督揭發的手段太高明了。
還有一件事也能說明雍正所發明的相互監督之法的厲害：因彈劾酷吏田文鏡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軍到阿爾泰（新疆北部）的謝濟世，在雍正七年向當地的駐軍首長平郡王福彭呈獻自己所撰的《古本大學注》，痛論程、朱不是儒學的正統，很受福彭的重視。與他同時被充軍在那裏的一位廣西同鄉陸生楠，也寫了一部《通鑒論》，共十七篇，拿給福彭與振武將軍錫保等人欣賞。
謝、陸二人的思想，和顧炎武與呂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說封建好，專製不好。陸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製，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製亦為害……”“（君）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聖人）雖有國事，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亭事而理。”
錫保把謝、陸二人的活動，秘密報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繳了上來。雍正讀了，勃然大怒。結果，謝濟世罰當苦工，陸生楠斬首。
其實，讓下屬相互監督這種方法早在漢代就有了，隻不過那時的做法與清朝不同。
漢初，許多跟劉邦打天下的元老重臣都因其勞苦功高頗受倚重。漢初幾代皇帝依然依靠他們安邦治國，尤其對丞相更是優禮尊隆、授予全權，任其處理各種軍政大事。丞相的職權地位扶搖直上，國家大事不經丞相讚同，就無法決定。連皇帝詔書，若沒有丞相附署，就不合法，而丞相也有“不肯平署”、“封還詔書”的權力。可以說，丞相集決策、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幾乎與皇帝分權而治。
這對於要建立絕對權威，使時代深深打下自己烙印、雄心萬丈的劉徹來說是急於要改變的狀況。
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他決定強化君權，削奪本不該屬於丞相的那部分權力。
他不再任外戚為相。也一改過去從侯爵中選相的慣例，而是先拜相，後封侯，丞相拜相時不是侯爵，也就不存在自恃高貴之心，對皇帝的重用自然感激涕零，便完全匍匐於皇權之下，與此同時，漢武帝對丞相嚴加督責，使丞相不敢淩駕朝廷之上。更厲害的一手是，漢武帝擴充內臣，在正規的朝廷係統之外，創設自己的決策班底，以丞相為首的官僚們變成了隻是處理行政事務的機構。為了鉗製丞相等重臣的權力，漢武帝還想出了一個製衡的辦法，那就是借文人之口來牽製權臣之手。
他召用原屬諸郎宮中的文學之士，如枚皋、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朱買臣、吾丘壽王等人，充任自己的幕僚，委以重權，參與謀劃軍國大事，對朝政，他們也可以參與辯論。這樣一來，一方麵確實減少了決策的失誤，同時又限製了相權。
有一天，丞相公孫弘向武帝建議：“十個賊若拉滿了弓，一百個衙役也難近前。如果禁止百姓攜帶弓箭，將有利於社會治安的維護。”漢武帝召開禦前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
雖然，公孫弘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但吾丘壽王第一個站出來反對。
他說：“古人製造各種武器，並不是用來互相殘殺，而是用來鎮壓凶暴、製止邪惡的。秦王朝吞並天下，把所有的武器全部銷毀。結果呢，人民使用犁耙、鋤頭、馬鞭、木棒等互相攻擊，犯法的更多，賊盜難以撲滅，終於釀成天下大亂。所以聖明的君主應主動推廣禮義教化，而不是消極地去禁止，因為消極地禁止毫無用處。《禮儀》說：‘男孩誕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東南西北，各射一次，宣告周知。’而且‘大射’的規矩，從天子到平民，三代以來始終如此，並未見什麼變更。我還聽說聖明君主的教化，文武合一，沒有聽說過禁止弓箭。且禁止的原因，是因為強盜匪徒可以用它來搶劫。搶劫之事，罪該當死，但迄今無法根絕，那些罪大惡極之徒，對於法律的重刑，並不在乎。恐怕邪惡的人攜帶弓箭，衙役無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護自己，反而抵觸法令，實際上這是鼓勵盜賊匪徒行凶，剝奪人民的自衛工具。我以為不能禁止。”
吾丘壽王不同意禁和堵，而主張導和疏。分析了禁的利弊得失，合理合情，又援引了秦國的例子，頗具說服力。公孫弘無言以對，隻好作罷。
這種事關決策的會議進行過多次。嚴助、朱買臣等人都在決策過程中，對丞相和其他重臣的提議進行駁議後使其被否決。
河東太守以造假的出土“周鼎”，取寵於武帝，武帝信以為真，心花怒放，也是吾丘壽王揭穿了造假者的底。
讓權力之間互相監督、製約是完全必要的。當然，漢武帝的目的是集權。但他在用人去製約人，用文士之“口”製約丞相之“手”的做法，確實成功地抑製了一些人膨脹的權力欲，同時使丞相的決策更符合實際。這一點是應予肯定的，因為，在同一體製內部，過分膨脹的、不受製約的權力終不是一件好事，曆代很多奸相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2．感情投資最豐厚，讓人心甘情願地為自己賣命
講究情義是人性的一大弱點，中國人尤其如此。“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女為悅己者容，士為知己者死”，無一不是“感情效應”的結果。厚黑之人大都深知其中的奧妙，不失時機地付出感情投資，對駕馭部下往往能收到異乎尋常的效果。
韓非子在講到馭臣之術時，隻說到賞、罰兩個方麵，這自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卻很不夠，有時兩句動情的話語、幾滴傷心的眼淚往往比高官厚祿更能打動人。因此，感情投資可謂一本萬利，是一種最為高明的統治術。
有許多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會記得隻見過一兩次麵的下屬的名字，在電梯上或門口遇見時，點頭微笑之餘，叫出下屬的名字，會令下屬受寵若驚。
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必能獲得下屬的衷心擁戴。
吳起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他在擔任魏軍統帥時，與士卒同甘共苦，深受下層士兵的擁戴。當然，吳起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士兵在戰場上為他賣命，多打勝仗。他的戰功大了，爵祿自然也就高了。“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有一次，一個士兵身上長了個膿瘡，作為一軍統帥的吳起，竟然親自用嘴為士兵吸吮膿血，全軍上下無不感動，而這個士兵的母親得知這個消息時卻哭了。有人奇怪地問道：“你的兒子不過是小小的兵卒，將軍親自為他吸膿血，你為什麼反倒哭呢？你兒子能得到將軍的厚愛，這是你家的福分哪！”這位母親哭著說：“這哪裏是愛我的兒子呀，分明是讓我兒子為他賣命。想當初吳將軍也曾為孩子的父親吸膿血，結果打仗時，他父親格外賣力，衝鋒在前，最終戰死沙場；現在他又這樣對待我的兒子，看來這孩子也活不長了！”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有了這樣“愛兵如子”的統帥，部下能不盡心竭力、效命疆場嗎？
吳起絕不是一個通人情、重感情的人，他為了謀取功名，背井離鄉，母親死了，他也不還鄉安葬；他本來娶了齊國的女子為妻，為了能當上魯國統帥，竟殺死了自己的妻子，以消除魯國國君的懷疑。所以史書說他是個殘忍之人。可就是這麼一個人，對士兵卻關懷備至，像吸吮膿血的事，父子之間都很難做到，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幹，難道他真的是獨獨鍾情於士兵，視兵如子嗎？自然不是，他這麼做的唯一目的是要讓士兵在戰場上為他賣命。這倒真應了那一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3．黑而無形，管人管心還要管人的思想
厚黑學認為，管人的關鍵是管心，一個國家的思想主要出自知識分子階層，管住了他們就等於管住了國家的“心髒”。
心亂則國亂，心定則國安。縱觀曆朝曆代，最先謀反的就是知識分子，最想有所作為的也是知識分子。雖然最後改朝換代的人都是武將，但“禍根”一般是知識分子種下的。
明朝建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統治階級內部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的黨爭，文人與新朝的矛盾也是很突出的。朱元璋在多年的征戰生涯中深知知識分子的厲害，他最怕文人攪亂社會，發表對新朝不利的言論。
朱元璋稱帝之後，在地主階級文人中，有少數文人儒士對由紅巾軍發跡的朱元璋抱有敵意，對這位“和尚天子”也看不起，他們拒絕與新王朝合作。於是謝絕新王朝的征召，朱元璋對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毫不客氣，需要時一個詔令就把他們叫過來，不幹也不行，你不來，就是對聖朝抱有敵意。
例如：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見元朝最後一位衍聖公，孔子第五十五代孫孔克堅入京朝見。孔克堅因為有病，沒有立即赴京，而是派他的兒子孔希學代自己入京，先行朝見朱元璋。朱元璋馬上想到孔克堅是瞧不起自己布衣出身，於是又派人送去一封親筆諭旨，指出：“我雖是庶民出身，但古人由布衣平民稱帝的前有漢高祖，你憑什麼看不起我？”又指出，孔克堅無病裝病，不入京朝見，是怠慢無禮。諭旨一到，孔克堅嚇壞了，哪裏還敢停留，立即動身進京朝見。
但是，朱元璋把文人儒士叫過來之後又不重用。
危素曾做過元朝的參知政事，禮部尚書，主持過宋、遼、金史的編修。明軍攻占了元大都後，危素曾經跳井以殉元朝，被僧人救起沒有死成。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授予他翰林侍講學士，弘文館學士，曾經讓危素為自己撰寫《皇陵碑》，朱元璋看後不滿意，棄而不用，自己親自撰寫。朱元璋對這位頗有才華的老儒始終不太信任，心裏總不忘他是元朝舊臣，多次貶低甚至侮辱。有一次，朱元璋正在東閣，危素也來到東閣，朱元璋故意問：“來者何人？”
危素忙答：“老臣危素。”
朱元璋嫌他自稱老臣，遂嘲笑他說：“我隻道是文天祥來了。”
危素聽皇上這樣說，知道是怪罪他不忠於故朝，趕忙跪在地上叩頭不止。
還有一次在朝會上，朱元璋讓人牽來一頭據說是元順帝時的會舞蹈的大象助興，誰知大象卻臥倒不起，實在是掃興，朱元璋下令將此象殺了，接著他又讓人製作了兩塊木牌，一塊上寫“危不如象”，另一塊寫上“素不如象”，掛在危素的兩肩上，以此羞辱危素。後來，禦史王著等人上奏攻擊危素，說他是亡國之臣，不宜在皇上左右擔任侍從之臣；朱元璋就把危素發放到和州為元朝忠臣餘闕守廟。危素又愧又悔，不到一年就抑鬱而死。
有的文人見朱元璋這樣對待文人儒士，於是謝絕新朝的征召，堅決不為官。朱元璋可不管你那麼多，召你來了，非做官不可！當時，這樣的被迫為官的儒士大有人在，如當時的名士秦裕伯，他曾避戰亂居於上海，兩次征召他，他拒而不出。朱元璋生氣地寫信警告他說：“海濱的百姓好鬥，你裕伯乃智謀之士，居此地而堅守不出，恐有後悔。”裕伯看信後，感到形勢嚴重，不做官不行了，隻好入朝為官。
朱元璋的這種做法意思是說，天下是他的，誰不肯合作誰就得死，誰有不忠於朝廷的想法也得死。朱元璋對儒士的態度非常明確，要充分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為新王朝服務，但又絕不能信任他們，一旦誰有不忠的態度，馬上猜忌仇視，直至殺戮。基於上述心態，他一方麵選拔、培養了一批人才，另一方麵他又無情地摧殘了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