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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欺”——_做大商人的基本要求。
采辦務真，修製務精，顧客乃養命之源。
“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絕不是浪得虛名。
胡雪岩在全盛時期，創辦了胡慶堂雪記國藥號。
對於胡雪岩創辦藥號的原因，高陽在《燈火樓台》中是這樣描寫的：
原來胡雪岩決定開辦藥店，他本是早有此心，恰好又受了“氣”——去年夏天胡老太太受暑發痧，……請“郎中”看後，開方抓藥，一再關照下人“要快！”仍舊去了兩個時辰才回來，胡雪岩對有關老母的事異常認真，當下大發脾氣。
下人等他罵完，方始申訴：原來這年瘟疫流行，抓藥的人排著隊等，一等等了個把時辰，他忍不住擠上前去，像看病“掛號的”似的，要求先給他配方子。
“請你快點。我們老太太等在那裏要吃呢！”
“哪家沒有老太太？”藥店夥計答道：“你要快，不會自家去開一家藥店？”
挨了罵的那人，一股怨氣全發泄在藥店夥計頭上，加油添醋地形容了一番，將胡雪岩的火氣挑撥了起來，當時頓一頓足說：“好！我就開一家給他看。”
《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1962）刊載的《杭州胡慶餘堂企業史》收錄另一種說法：一次，胡雪岩的小妾生病了，胡命家人到望仙橋葉種德藥號去抓藥。帶來後，發現其中有一、二味藥以次充好，就要家人去調換。那時該藥店生意正忙，夥計拒絕換藥，回說：“我店隻有此貨，如果再好一點的藥品，除非你家胡大先生自己去開一家藥鋪。”此話傳到胡雪岩那裏，他一氣之下決心開藥號。這一說法相當普遍。
以上兩種說法基本相同，都說胡雪岩是“一怒創堂”。其實，任何偶然事件都有必然性，胡雪岩創辦藥業便是他受杭州悠久的中醫文化熏陶、身處多災多病亂世，而興懸壺濟世之念的必然結果。
浙江氣候適宜、自然生態環境優越，是我國主要的藥材產地之一，浙貝、元胡、白芍、麥冬、玄參、鬱金和菊花號稱“浙八味”，在杭州城鄉都有廣泛種植，並以品質優良而為曆代皇家禦醫所采用。由於得天獨厚，早在南宋時期，杭州的中醫藥就已經很發達。當地出產的中藥材70餘種，官方設立“惠民和劑藥局”，收集醫家和民間驗方製成丸、散等出售，並把藥方編成《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詳細羅列主治病症和製劑方法。金元時期雖因戰亂，中醫藥發展緩慢，但中醫學已發展成為“金元四大家”，其中之一的朱丹溪（1281-1358浙江義烏人）所創的滋陰說就源自於杭州羅源（南宋理宗禦醫）師門；元代杭州還有個夏應祥（曾任軍器局提舉司同提舉）在壽安坊（今官巷口附近）開設壽安堂藥室，不惜血本采辦異方殊材，還向貧病交加的人施舍藥品。到了明代，隨著杭州經濟、文化的發展，藥業發展尤為迅速，1524年（嘉靖三年），卸任後的明朝禦醫許某在杭州靴兒河下新宮橋堍開設許廣和國藥號，鼎盛時期成藥多達380多種，分內、婦、兒、喉、眼、外諸科；明朝萬曆年間，餘姚人朱養心在杭州大井巷中設朱養心丹膏店，醫術高超，藥物靈驗。清代杭州醫藥業在前代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出現了規模較大的中藥鋪，1805年（嘉慶十年），慈溪人張梅在同春坊盤進沈同泰國藥號，名為“張同泰”。
道光年間，張梅之子，舉人張耐先繼承父業，棄儒經商，在鹹豐年間購地千餘畝，使“張同泰”擴建為杭州著名大藥鋪。1808年（喜慶十三年）寧波人葉譜山在望仙橋直街吉祥巷中創設葉種德國藥號，前店後場，規模之大，為杭城之首，該藥號精心配製各種成藥不下400餘種。
在中國人文傳統中，“困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被喻為處世為人的良箴，而從醫製藥以救死扶傷贏得社會的普遍敬重。胡雪岩身處醫藥業發達的杭州，或多或少地會受到中醫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麵，鹹豐、同治、光緒三朝，全國範圍的農民起義、中外交戰此起彼伏，每打完一仗，往往屍積如山，加上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各地瘟疫盛行，這些都對中醫藥的以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1851年（鹹豐元年）清代人口超過4億，比1811年（嘉慶十六年）增長了15%，年平均增長率為4.7%，但到1875年（光緒元年），人口下降到3.2億，處於負增長，這與當時戰亂、疫情有直接關係，胡雪岩看在眼裏，心中拿定救死扶傷的主意，早在清軍鎮壓太平軍和出關西征時，他就已經邀請浙江名醫研製出“胡氏辟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寄給曾國藩、左宗棠軍營及受災區陝甘晉等各省藩署。戰亂結束後，“討取填門，即遠省寄書之藥者目不暇接”。為“廣救於人”，胡雪岩決定開辦藥號。
胡雪岩出身錢莊，不熟悉藥業，但他不恥下問，有著勇於探索的精神。1874年（同治十三年），他在杭州直吉祥巷九間頭設立胡慶餘堂雪記藥號籌備處，邀請許多名醫和國藥業商人共同商量經營方針。那時候，國藥業有藥號、藥行和門市之分，藥號範圍大，直接向產地進貨，然後批銷給藥行，門市限於資金，隻能向藥行批購藥材零星銷售。在胡雪岩征集意見時，許多人的建議都沒跳出一般藥號經營的圈子。唯有江蘇鬆江餘天成藥號的經理兼股東餘修成獨具經營之道。他認為開藥店“是乃仁術”，不應目光短淺，斤斤計較於眼前的蠅頭小利，而要有長遠的、全局的眼光。要成大氣候，必須下決心花大本錢建成集藥廠、藥號和門市為一條龍的實體。胡雪岩非常讚同這個建議，就聘請餘修成負責籌備。專門設置了製丹丸大料部、製丹丸細料部、切藥片子部、煉揀藥部。
1874年（同治十三年），胡雪岩在杭州湧金門外（今南山路）購地區性10餘畝造屋建造膠廠，下設曬驢皮工場、鏟驢皮工場、丸散工場、養鹿園等。在此設膠廠，可以利用西湖的淡水熬製膠藥。與此同時，胡雪岩在杭州城隍山下大井巷購地8畝，籌建高大宏偉的營業場所，1878年（光緒四年）春天，大井巷店屋正式落成營業。事前，胡雪岩請了省內外名醫，廣泛搜集民間秘方和古方，參照北時的《太平惠民和濟局方》，整理出400多個配製丸散膏丹、膠露油酒的驗方，加以研究和試製，推出14大類成藥，包括：補益心腎、脾胃泄瀉、飲食氣滯、痰火咳嗽、諸風傷寒、諸火暑濕、婦科、兒科、眼科、外科、杜煎諸膠、秘製諸膏、各種花露、行種香油藥酒等。其中多數是治療性成藥，如：辟瘟丹專治霍亂吐瀉、暑熱諸症；痧氣奪命丹墳治痧疫；益歡散專治腫脹；虎骨木瓜酒專治風濕疼痛；玉液金丹專治婦女月經不調。
1875年（光緒元年）開始，胡雪岩便雇人身穿印有“胡慶餘堂藥號”字樣的號衣，在水陸碼頭向下車、登岸的客商、香客免費贈送辟瘟丹、痧藥等民家必備的“太平藥”，宣傳藥效，使外地人一到杭州，就知道杭州有家胡慶餘堂藥號。據說，從1875年到1878年（光緒四年）的3年多時間裏，光施送藥品一項，就花去胡雪岩10多萬兩銀子。同時，胡慶餘堂在《申報》等報紙個刊登廣告，並印刷了大批《浙杭春慶餘堂雪記丸散全集》分送社會各界。人們的口碑是流動的廣告，胡雪岩免費所做的善舉通過受其惠、見其事的人一傳十、十傳百而聞名遐邇，終使胡慶餘堂尚未開始營業就已名揚四海，這是胡雪岩“長線遠鷂”的經營策略。1878年（光緒四年）春，大井巷店堂開張以後，上述耗費就以成倍的利潤回收了。
到1880年（光緒六年），胡慶餘堂的資金已達280萬兩銀子，與北京的百年老店同仁堂分峙南北，有“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之稱。一個不熟悉藥業的人終於在中國藥業史上寫下了光彩奪目的一筆。行醫施藥救死扶傷，符合儒家社會一向倡導的“仁道”，胡雪岩創辦胡慶餘堂之時已有出將入相的左文襄公做靠山，與清政府各級官吏過從密切，擁資二三千萬兩以上，被人恭為“活財神”。可見，他創辦藥號並不完全是為了經濟效益，更多的是把他作為一種慈善事業來辦。由於善名遠播，無形之中轉化為難以計數的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