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詢問毆妻者他們在工作場所，或家庭之外的環境中的氣憤程度。我們可以從中得知許多有用的訊息。他們大多數人都說自己對別人不滿時，絕不輕易把怒氣表現出來，不過他們會很直率的承認自己其實還是很生氣。他們為什麼在外頭時就不會攻擊別人？我們知道，毆妻者在外的暴力程度，尚不及男性整體的暴力程度。很顯然的，他們的暴力行為絕不是因為他們控製衝動的能力較差所致。為什麼挨打的人總是女人？毆妻者隻要麵對自己行為中這種簡單的矛盾，就會變得很困惑。
——信任——
隻要有人加入醫生的治療計劃，專家一定會向他說明，“信任”是治療的一個重要問題。毆妻者是不可信任的。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很可怕，可是醫生從治療經驗中得到慘痛的教訓：毆妻者的話不是完全不可采信，重要的是該相信哪些話、何時才能采信。有時，病人告訴你，他們的行為已經出現了正麵的改變。醫生相信他們的話，可是後來醫生卻發現，在這段時間內，他們還是不斷動粗。過了一陣子，醫生終於了解毆妻者在夫妻關係中濫用“信任”。他們每次都在動粗之後道歉，請求太太相信他們。但事隔不久，他們又舊態複萌。醫生現在和受害者合作，如果情況看來很安全，他們就和她們一同進行監看。安不安全由她們判定，如果她們擔心參加監看工作可能有危險，他們就不進行。畢竟他們的工作是減少她們的危險，而不是增加她們的危險。如果她們還沒采取法律途徑的話，醫生可能會建議她們向警方報案，提出控告。證據顯示，指控配合治療是最有效的辦法。在西方專家支持修法（或改變執法態度），把毆妻視為一般犯罪行為。
——普遍原則——
以上我很粗略的介紹了專家治療工作的基本內容，我相信大多數的男性都能從這類計劃中獲得不少協助。雖然我隻是三言兩語帶過，不過我相信讀者應該可以從中看出治療過程的梗概。這是一個尚未獲得普遍接受的西方治療理論，我希望自己解釋得還算周延。要明確指出這個理論的爭議處很簡單。大多數從事婚姻谘商或家庭谘商的專業工作者，使用各種不同的係統理論做為幹預的導引原則。係統理論的提出者認為家庭或婚姻的運作就像是一個係統，打個比方好了，就像是一個暖氣係統，氣溫的高低會影響自動調溫器，決定加熱器是否要打開，溫度要設定為多少。係統內的各項因素會相互影響，因果關係是循環的。套到家庭關係或婚姻關係來看，就表示家庭或婚姻中出現什麼問題，係統內的各個人都脫不了關係。男人的行為（簡稱為A），使女人做出某些反應（稱為B），B又會促使男人做出A。誰是肇端者，這是夫妻或家人之間爭吵時普遍使用的談判籌碼，對於係統理論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為係統理論的目標是為了改變整個係統的運作，而不是判定誰是誰非——這是夫妻經常陷入的泥淖。照係統理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推動哪一方改變都沒關係，因為你隻要改變某一方，另一方就會跟著改變。
讀者在我舉出的治療案例後，應該可以了解，專家采取的態度是：因果關係是直線的；男人必須為自己的苛待行為負完全的責任；他太太的行為乃是受他苛待而產生的反應；不管他太太做了什麼，都不足以作為他打人的借口。女人當然也和男人一樣，都有可能做出使別人產生暴力衝動、甚至做出暴力行為，可是一旦有人做出暴力行為，該負責任的人就是暴力者，不管對方發出的刺激程度是強是弱。受害女性或許本身也有問題，造成兩人關係的障礙，可是這和持續不斷的苛待與暴力威脅比起來，實在是微不足道。我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就是這種權力關係的不平等。我認為這種不平等是男女關係的起始點，也是舉世可見、實際的社會不平等。受害女性的暴力行為或是其他令丈夫生氣的行為，絕對不可與苛待者的苛待行為相提並論。如果男人已經放棄其苛待性，治療者接下來或許可以接著進行共同谘商（以夫妻或家庭為單位）——如果太太也有意願，而且已經脫離恐懼。由女性主義觀點來看，男性的暴力與苛待，無論表現形式為何，都是一道脅迫性的力量，促使女性特質依著男性的需要發展。這道力量中包括了母職規範的再製，也包括了界定女性性別角色的心理學理論。不可否認的，“正確”的角色行為正是維持強勢權力架構——男性支配、女性次等——所不可或缺的。
附錄：非常行為（完結）
近年來的研究指出，英國有1／6的已婚女性曾遭受丈夫的暴力強暴；美國有1／4的女性是強暴受害者。要取得精確的強暴事件發生率數字的確很不容易。最低至4％，最高至40％的估計值都有人發表過。有記錄的強暴事件中，進入司法審判的隻有5％，隻有1％被判定為強暴罪。也就是說，在每250～2500名的強暴者之中，隻有一個被判刑！
有一個隨機調查以女性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有41％的受訪者說自己曾遭受強暴（包括已遂與未遂）。羅索指出，女人一生中被強暴的可能性是40％。北倫敦工技大學兒童苛待研究部門於1990年進行一項調查，對象是1000多名學生，結果發現16歲以下的女生中有59％曾遭受過性傷害。
何謂性傷害？無疑的，定義上的差異一定會對這類研究的結果造成重大影響。如果我們用的是普通的男性定義，很多男性案主都可以很確定的說，我們從未對任何女性做出性傷害的行為。可是我如果不強占界定性侵害（或性傷害）的權利，我可以想起以往發生過的5件事。
那時候我的行為和“正常”男性並無二致，可是卻形同催迫對方和我發生性關係。當然，我可以用對我有利的方式解釋她們的抗拒。就我個人來說，我從這些事當中得到的體認是：外界教會我期望女人抗拒，女人則希望有人突破她們的抗拒。
有一位案主，他太太對他設下禁令，如果他做出讓她不高興的事，她就不和他做愛。禁令有時持續幾個星期，有時持續幾個月，令他覺得很痛苦，於是他花了不少心思，想出一些巧妙的對策。後來他發現，就算不在禁令期間，他太太就是不喜歡性生活（或許任何男人她都不喜歡）。他很生氣，並且告訴她：你不喜歡做愛，一定有問題。某一天，他強暴了她。有人可能會說他太太在性方麵有問題，可是事實上，她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依此
看來，有問題的應該是丈夫。他就是不相信竟然會有女人不喜歡和男人進行性行為。更嚴重的是，他不相信女人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決定幫她解決問題，因為他覺得女人不能得到做愛的快感是很悲哀的事。
強暴數據所代表的是男性暴力的可怕深淵。不管數據的精確度如何，至少都讓我們知道了一椿椿苛待與個人受苦的故事，這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我們以為強暴是變態者做出來的邊緣行為，或者以為強暴是精神疾病的表現，這方麵的數據將會告訴我們：這種想法完全不成立。我們不能說精神分析界忽略這個問題，可是若要說他們很重視——不管是當成了解女性病理的一個重要途徑，或是視為男性心理值得仔細探究的一部分——就未免言過其實。西葛指出，男性也是強暴受害者（施暴者多是女性，不過他們在人數比例上不及女性受害者），並且用了一些篇幅說明以下這一點：有些作家，例如布朗米勒傳播“強暴仍是男性特質的本質成分之一”的觀點，這種以偏概全的說法基本上是錯誤的，而且阻礙了反強暴運動的推展。社會主義學派的女性主義人士也提出相同的說法，不過她們的動機顯然是為了反擊日益占上風的本質／預示派觀點。本質／預示派與“新右派”的茁壯有密切關係。
而新右派被西葛等人視為一種“絕望建言”，最後一定會阻撓女性運動的進展。這些論點在某些方麵也適用於“母對子”的性強求的問題。有些人指出，男孩性苛待問題和女孩性苛待問題是一樣的嚴重。這些人的動機值得懷疑，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不管性苛待的研究多到什麼地步，目前就是沒有證據顯示兩者的嚴重度相差不多。葛洛斯與羅索發現，在他們取樣的性侵犯者之中，有一半以上遭受過性傷害，傷害者有1／4是女性。我認為我們應該把這個結果視為犯罪者“動機語彙”的表現——試圖調整出一個非偏差的自我認定。
學術文獻與社會科學文獻中缺少強暴研究已是眾所皆知之事，不過探討強暴與色情影刊之間關係的理論，在過去二十年來卻已經成為女性主義理論的中心課題之一。居強勢地位的基進派女性主義有一項中心信條：強暴是一種政治行為，透露出男女關係的本質。性別關係最終可以歸結到“權力”與“財產”的概念。強暴是男性以肢體力量壓製女性的最基本表現。強暴事件的發生清楚顯示出，男人為了讓女人唯命是從，不但有能力，也有意原使用強暴做為手段。雖然這個權力理論不是沒有缺失，不過和其他的理論比較起來，對於強暴問題與性苛待問題的解釋是最為周全的。
在所有形式的性苛待中（包括強暴），大部分的施暴者都是男人，受害者是女人。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苛侍者都是（或“幾乎都是”）男人，這個“幾乎”已經趨近百分之百，所以和“都是”也沒什麼差別。而傳統的理論，不管是精神分析、家庭理論、婚姻理論或行為理論，都不重視這個性別問題。你可能會想，為什麼不受重視？或許這隻是因為這個問題之可怕會使得既定的（男性）秩序難以招架。所以在此我建議讀者閱讀芬克赫的著作。芬克赫是全世界研究家庭暴力的頂尖人物，他的研究重點是家庭問題病理學，研究對象包括受害者、母親與施暴者。他承認苛待無處不有，而且是男人的專利。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出色的苛待理論，當中提出了苛待行為的判定標準。
符合以下四項條件者就可列入“苛待”：
一、苛侍者必須有苛待的動機；
二、苛待者必須突破對方抗拒苛待的內在抑製；
三、突破足以阻礙苛侍的外在障礙；
四、突破小孩子抵抗苛待的反抗行為（這四項有前後優先順序性）。
這個理論適用於任何形式的男女苛待行為。這並不是說女性主義人士沒用過心思解釋男人的動機。達利與布朗米勒都采取本質論的假設：女性較為優秀，而且因為女性較優越，觸動男性的恐懼與憎惡，才引發男人與生俱來的暴力欲與侵略欲。此外，不是每個女性主義人士都接受預示論者的“強暴——色情影刊”關係分析理論。過去二十年來，“女性主義對於男性暴力與男性性欲的看法逐漸統一，傾向於把這些部分視為社會建構認可而成，而不是視為男性生物驅力的一種自然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