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歲、二十九歲、三十八歲，我三進三出友誼醫院，我沒死，全靠了友誼。後兩次不是我想去勾結死神，而是死神對我有了興趣。我高燒到四十多度，朋友們把我抬到友誼醫院，內科說沒有護理截癱病人的經驗，柏大夫就去找來王主任，找來張護士長，於是我又住進神內病房。尤其是二十九歲那次，高燒不退，整天昏睡、嘔吐，差不多三個月不敢聞飯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壓也不安定，先是低壓升到120接著高壓又降到60，大夫們一度擔心我活不過那年冬天了——腎，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樣，治療手段又像是接近於無了。我的同學找柏大夫商量，他們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這事告訴我父親？他們決定：不。告訴他，他還不是白著急？然後他們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學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們去向我父親解釋；活著的我由唐大夫多多關照。唐大夫說：“好，我以教學的理由留他在這兒，他活一天就還要想一天辦法。”真是人不當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過我又活了，看樣子極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去。唐大夫就是當年把我接進10號的那個女大夫，就是那個步履輕盈溫文爾雅的女大夫，但八年過去她已是兩鬢如霜了。又過了九年，我第三次住院時唐大夫已經不在。聽說我又來了，科裏的老大夫、老護士們都來看我，問候我，誇我的小說寫得還不錯，跟我敘敘家常，惟唐大夫不能來了。我知道她不能來了，她不在了。我曾搖著輪椅去給她送過一個小花圈，大家都說：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遠記得她把我迎進病房的那個中午，她貼近我的耳邊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倏忽之間，怎麼，她已經不在了？她不過才五十歲出頭。這事真讓人啞口無言，總覺得不大說得通，肯定是誰把邏輯擺弄錯了。
但願柏大夫這一代的命運會好些。實際隻是當著眾多病人時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時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開玩笑時自稱是我的“私人保健醫生”，不過這不像玩笑這很近實情。近兩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裏新來了個衛生員，梳著短辮兒，戴一條長圍巾穿一雙黑燈芯絨鞋，雖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裏話，卻滿身滿臉的鄉土氣尚未退盡。“你也是插隊的？”我問她。“你也是？”聽得出來，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屆？”“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兒？”“陝北。你哪兒？”“我內蒙古。”這就行了，全明白了，這樣的招呼是我們這代人的專利，這樣的問答立刻把我們拉近。我料定，幾十年後這樣的對話仍會在一些白發蒼蒼的人中間流行，仍是他們之間最親切的問候和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後世的語言學者會煞費苦心地對此作一番考證，正兒八經地寫一篇論文去得一個學位。而我們這代人是怎樣得一個學位的呢？十四五歲停學，十七八歲下鄉，若幹年後回城，得一個最被輕視的工作，但在農村待過了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幹的呢，同時學心不死業餘苦讀，好不容易上了個大學，畢業之後又被輕視——因為真不巧你是個“工農兵學員”，你又得設法摘掉這個帽子，考試考試考試這代人可真沒少考試，然後用你加倍的努力讓老的少的都服氣，用你的實際水平和能力讓人們相信你配得上那個學位——這就是我們這代人得一個學位的典型途徑。這還不是最坎坷的途徑。“小柏”變成“老柏”，那個衛生員成為柏大夫，大致就是這麼個途徑，我知道，因為我們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體上也是這麼走過來的，我們都是朋友了；連她的兒子也叫我“老史”。閑下來細細去品，這個“老史”最令人羨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誼中。真說不定，這與我二十一歲那年恰恰住進了“友誼”醫院有關。
因此偶爾有人說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語氣中不免流露了一點譏諷，仿佛這全是出於我的自娛甚至自欺。我頗不以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從不相信有什麼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間桃源，世間確有此源，如果沒有恐怕誰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時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譏諷並不能使其強大。千萬年來它作為現實，更作為信念，這才不斷。它源於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於心又由於心，這才不斷。欲其強大，舍心之虔誠又向何求呢？
也有人說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話裏？語氣中既有讚許又有告誡。讚許並且告誡，這很讓我信服。讚許既在，告誡並不意指人們之間應該加固一條防線，而隻是提醒我：童話的缺憾不在於它太美，而在於它必要走進一個更為紛繁而且嚴酷的世界，那時隻怕它太嬌嫩。
事實上在二十一歲那年，上帝已經這樣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級童話和永恒的謎語向我略露端倪。
住在4號時，我見過一個男孩。他那年七歲，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傳說公路要修到他家門前了，孩子們都翹首以待好夢聯翩。公路終於修到，汽車終於開來，乍見汽車，孩子們驚訝兼著膽怯，遠遠地看。日子一長孩子便有奇想，發現扒住卡車的尾巴可以威風凜凜地兜風，他們背著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隻一次，這七歲的男孩失手從車上摔了下來。他住進醫院時已經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縮。病房裏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處竄；淘得過分了，病友們就說他：“你說說你是怎麼傷的？”孩子立刻低了頭，老老實實地一動不動。“說呀？”“說，因為什麼？”孩子囁嚅著。“喂，怎麼不說呀？給忘啦？”“因為扒汽車，”孩子低聲說，“因為淘氣。”孩子補充道。他在誠心誠意地承認錯誤。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誰都知道：這孩子傷在脊髓上，那樣的傷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動，規規矩矩地站著用一雙正在萎縮的小手擦眼淚。終於會有人先開口，語調變得哀柔：“下次還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這樣的寬容或原諒，馬上使勁搖頭：“不，不，不了！”同時鬆了一口氣。但這一回不同以往，怎麼沒有人接著向他允諾“好啦，隻要改了就還是好孩子”呢？他睜大眼睛去看每一個大人，那意思是：還不行嗎？再不淘氣了還不行嗎？他不知道，他還不懂，命運中有一種錯誤是隻能犯一次的，並沒有改正的機會，命運中有一種並非是錯誤的錯誤（比如淘氣，是什麼錯誤呢），但這卻是不被原諒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記得他，那時他才七歲，他不知道，他還不懂。未來，他勢必有一天會知道，可他勢必有一天就會懂嗎？但無論如何，那一天就是一個童話的結尾。在所有童話的結尾處，讓我們這樣理解吧：上帝為了錘煉生命，將布設下一個殘酷的謎語。
住在6號時，我見過有一對戀人。那時他們正是我現在的年紀，四十歲。他們是大學同學。男的二十四歲時本來就要出國留學，日期已定，行裝都備好了，可命運無常，不知因為什麼屁大的一點事不得不拖延一個月，偏就在這一個月裏因為一次醫療事故他癱瘓了。女的對他一往情深，等著他，先是等著他病好，沒等到；然後還等著他，等著他同意跟她結婚，還是沒等到。外界的和內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著她來又說服著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難逃愛也難逃，女的就這麼一直等著。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調離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斬斷感情卻不這麼簡單，而且再想調回北京也不這麼簡單，女的隻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裏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時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動了，和我同住一個病室。女的走後，男的對我說過：你要是愛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愛她，可那你又為什麼要結婚呢？男的睡著了，女的對我說過：我知道他這是愛我，可他不明白其實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試過，不行，我知道我沒法不愛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對我說過：不不，她還年輕，她還有機會，她得結婚，她這人不能沒有愛。男的睡了女的又對我說過：可什麼是機會呢？機會不在外邊而在心裏，結婚的機會有可能在外邊，可愛情的機會隻能在心裏。女的不在時，我把她的話告訴男的，男的默然垂淚。我問他：“你幹嗎不能跟她結婚呢？”他說：“這你還不懂。”他說：“這很難說得清，因為你活在整個這個世界上。”他說：“所以，有時候這不是光由兩個人就能決定的。”我那時確實還不懂。我找到機會又問女的：“為什麼不是兩個人就能決定的？”她說：“不，我不這麼認為。”她說：“不過確實，有時候這確實很難。”她沉吟良久，說：“真的，跟你說你現在也不懂。”十九年過去了，那對戀人現在該已經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現在他們各自在哪兒，我隻聽說他們後來還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過愛情的經曆了，現在要是有個二十一歲的人問我愛情都是什麼？大概我也隻能回答：真的，這可能從來就不是能說得清的。無論她是什麼，她都很少屬於語言，而是全部屬於心的。還是那位台灣作家三毛說得對：愛如禪，不能說不能說，一說就錯。那也是在一個童話的結尾處，上帝為我們能夠永遠地追尋著活下去，而設置的一個殘酷卻誘人的謎語。
二十一歲過去，我被朋友們抬著出了醫院，這是我走進醫院時怎麼也沒料到的。我沒有死，也再不能走，對未來懷著希望也懷著恐懼。在以後的年月裏，還將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發生，我仍舊有時候默念著“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
父子應是忘年交
\/馮驥才
兒子考上大學時，閑話中提到費用。他忽然說：“從上初中開始，我一直用自己的錢繳學費。”我和妻子都吃了一驚。我們活得又忙碌又糊塗，沒想到這種事。我問他：
“你哪來的錢？”
“平時的零花錢，還有以前過年的壓歲錢，攢的。”
“你為什麼要用自己的錢？”我猶然不解。
他不語。事後妻子告訴我，他說：“我要像爸爸那樣，一切都靠自己。”
於是我對他肅然起敬，並感到他一下子長大。那個整天和我踢球、較量、打鬧並被我愛撫地捉弄著的男孩兒已然倏忽遠去。人長大，不是身體的放大，不是唇上出現的軟髭和頸下凸起的喉結，而是一種成熟，一種獨立人格的出現。但究竟他是怎樣不聲不響、不落痕跡地漸漸成長，忽然一天這樣的叫我驚訝，叫我陌生？是不是我的眼睛太多關注於人生的季節和社會的時令，關注那每一朵嫩苞一節枯枝一塊陰影和一片容光，關注筆尖下每一個細節的真實和每一個詞語的準確，因而忽略了日日跟在身邊卻早已悄悄發生變化的兒子？
我把這感覺告訴給朋友，朋友們全都笑了，原來在所有的父親心目裏，兒子永遠是夾生的。
對於天下的男人們，做父親的經曆各不一樣，做父親的感覺卻大致相同。
這感覺一半來自天性，一半來自傳統。
1976年大地震那夜，我睡地鋪。“地動山搖”的一瞬，我本能地一躍而起，撲向兒子的小床，把他緊緊擁在懷裏，任憑雙腿全被亂磚亂瓦砸傷。事後我逢人便說自己如何英勇地捍衛了兒子，那份得意，那份神氣，那份英雄感，其實是一種自享。享受一種做父親盡天職的快樂。父親，天經地義是家庭和子女的保護神。天職就是天性。
至於來自傳統的做父親的感覺，便是長者的尊嚴，教導者的身份，居高臨下的視角與姿態……每一代人都從長輩那裏感受這種父親的專利，一旦他自己做了父親就將這種專利原原本本繼承下來。
這是一種“傳統感覺”，也是一種“父親文化”。
我們就是在這一半天性一半傳統中，美滋滋又糊裏糊塗做著父親。自以為對兒子了如指掌，一切一切，盡收眼底，可是等到兒子一旦長大成人，才驚奇地發現自己竟然對他一無所知。最熟悉的變為最陌生，最近的站到了最遠，對話忽然中斷，交流出現阻隔。弄不好還可能會失去了他。人們把這弄不明白的事情推給“代溝”這個字眼兒，卻不清楚：每個父親都會麵臨重新與兒子相處的問題。
我想起，我的兒子自小就不把同學領到狹小的家裏來玩兒，怕打擾我寫作，我為什麼不把這看作是他對我工作的一種理解與尊重？他也沒有翻動過我桌上的任何一片寫字的紙，我為什麼沒有看到文學在他心裏也同樣的神聖？我由此還想起，照看過他的一位老婦人說，他從來沒有拉過別人的抽屜，對別人的東西產生過好奇與眼羨……當我把這些不曾留意的許多細節，與他中學時就自己繳學費的事情串連一起，我便開始一點點向他走近。
他早就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裏邊有很多發光的事物。直到今天我才探進頭來。
被理解是一種幸福，理解人也是一種幸福。
當我看到了他獨立的世界和獨立的人格，也就有了與他相處的方式。
對於一個走向成年的孩子，千萬不要再把他當作孩子，而要把他當作一個獨立的男人。
我開始盡量不向他講道理，哪怕這道理千真萬確，我隻是把這道理作為一種體會表達出來而已。他呢？也隻是在我希望他介入我的事情時，他才介入進來。我們對彼此的世界，不打擾，不闖入，不指手畫腳，這才是男人間的做法。我深知他不喜歡用語言張揚情感，崇尚行動的本身；他習慣於克製激動，同時把這激動用隱藏的方式保留起來。我們的性格剛好相反，我卻學會用他這種心領神會的方式與他交流。比方我在書店買書時，常常會挑選幾本他喜歡的書，回家後便不吭聲地往他桌上一放。他也是這樣為我做事。他不喜歡添油加醋地渲染，而把父子之情看得天地一樣的必然。如果這需要印證，就去看一看他的眼睛——兒子望著父親的目光，總是一種徹底的忠誠。
所以，我給他所翻譯的埃裏克·奈特那本著名的小說《好狗萊希》（又名《萊希回家了》）寫的序文，故意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忠誠的價值勝過金子。
兒子，在孩提時代是一種含義。但長大成人後就變了，除去血緣上的父子關係之外，又是朋友，是一個忘年交。而隻有真正成為這種互為知己的忘年交，我們才能獲得完滿的做父親的幸福，才擁有了實實在在又溫馨完美的人生。
車廂社會
\/豐子愷
我第一次乘火車，是在十六七歲時，即距今二十餘年前。雖然火車在其前早已通行，但吾鄉離車站有三十裏之遙，平時我但聞其名，卻沒有機會去看火車或乘火車。十六七歲時，我畢業於本鄉小學，到杭州去投考中等學校，方才第一次看到又乘到火車。以前聽人說：“火車厲害得很，走在鐵路上的人，一不小心，身體就被碾做兩段。”又聽人說：“火車快得邪氣，坐在車中，望見窗外的電線木如同柵欄一樣。”我聽了這些話而想象火車，以為這大概是炮彈流星似的凶猛唐突的東西，覺得可怕。但後來看到了，乘到了，原來不過爾爾。天下事往往如此。
自從這一回乘了火車之後，二十餘年中，我對火車不斷地發生關係。至少每年乘三四次，有時每月乘三四次，至多每日乘三四次。（不過這是從江灣到上海的小火車。）一直到現在，乘火車的次數已經不可勝計了。每乘一次火車，總有種種感想。倘得每次下車後就把乘車時的感想記錄出來，記到現在恐怕不止數百萬言，可以出一大部乘火車全集了。然而我哪有工夫和能力來記錄這種感想呢？隻是回想過去乘火車時的心境，覺得可分三個時期。現在記錄出來，半為自娛，半為世間有乘火車的經驗的讀者談談，不知他們在火車中是否作如是想的？
第一個時期，是初乘火車的時期。那時候乘火車這件事在我覺得非常新奇而有趣。自己的身體被裝在一個大木箱中，而用機械拖了這大木箱狂奔，這種經驗是我向來所沒有的，怎不教我感到新奇而有趣呢？那時我買了車票，熱烈地盼望車子快到。上了車，總要揀個靠窗的好位置坐。因此可以眺望窗外旋轉不息的遠景，瞬息萬變的近景和大大小小的車站。一年四季住在看慣了的屋中，一旦看到這廣大而變化無窮的世間，覺得興味無窮。我巴不得乘火車的時間延長，常常嫌它到得太快，下車時覺得可惜。我歡喜乘長途火車，可以長久享樂。最好是乘慢車，在車中的時間最長，而且各站都停，可以讓我盡情觀賞。我看見同車的旅客個個同我一樣地愉快，仿佛個個是無目的地在那裏享樂乘火車的新生活的。我看見各車站都美麗，仿佛個個是桃源仙境的入口。其中汗流滿背地扛行李的人，喘息狂奔的趕火車的人，急急忙忙地背著箱籠下車的人，拿著紅綠旗子指揮開車的人，在我看來仿佛都幹著有興味的遊戲，或者在那裏演劇。世間真是一大歡樂場，乘火車真是一件愉快不過的樂事！可惜這時期很短促，不久樂事就變為苦事。
第二個時期，是老乘火車的時期。一切都看厭了，乘火車在我就變成了一樁討厭的事。以前買了車票熱烈地盼望車子快到。現在也盼望車子快到，但不是熱烈地而是焦灼地。意思是要它快些來載我赴目的地。以前上車總要揀個靠窗的好位置，現在不拘，但求有得坐。以前在車中不絕地觀賞窗內窗外的人物景色，現在都不要看了，一上車就拿出一冊書來，不顧環境的動靜，隻管埋頭在書中，直到目的地的到達。為的是老乘火車，一切都已見慣，覺得這些千篇一律的狀態沒有什麼看頭。不如利用這冗長無聊的時間來用些功。但並非歡喜用功，而是無可奈何似的用功。每當看書疲倦起來，就埋怨火車行得太慢，看了許多書才走得兩站！這時候似覺一切乘車的人都同我一樣，大家焦灼地坐在車廂中等候到達。看到憑在車窗上指點談笑的小孩子，我鄙視他們，覺得這班初出茅廬的人少見多怪，其淺薄可笑。有時窗外有飛機駛過，同車的人大家立起來觀望，我也不屑從眾，回頭一看立刻埋頭在書中。總之，那時我在形式上乘火車，而在精神上仿佛遺世獨立，依舊籠閉在自己的書齋中。那時候我覺得世間一切枯燥無味，無可享樂，隻有沉悶、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車一樣。這時期相當地延長，直到我深入中年時候而截止。
第三個時期，可說是慣乘火車的時期。乘得太多了，討嫌不得許多，還是逆來順受吧。心境一變，以前看厭了的東西也會重新有起意義來，仿佛“溫故而知新”似的。最初乘火車是樂事，後來變成苦事，最後又變成樂事，仿佛“返老還童”似的。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後來埋頭看書，最後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不過這會的歡喜與最初的歡喜性狀不同：前者所見都是可喜的，後者所見卻大多數是可驚的，可笑的，可悲的。不過在可驚可笑可悲的發見上，感到一種比埋頭看書更多的興味而已。故前者的歡喜是真的“歡喜”，若譯英語可用happy或merry。後者卻隻是like或fond of(1)，不是真心的歡樂。實際，這原是比較而來的；因為看書實在沒有許多好書可以使我集中興味而忘卻乘火車的沉悶。而這車廂社會裏的種種人間相倒是一部活的好書，會時時向我展出新穎的page（篇頁）來。慣乘火車的人，大概對我這話多少有些兒同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