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有了這次由石悟史的經曆，以後我就留意石頭上的野史。
封建時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石頭當然首先要為皇家服務。中國曆史上文治武功較突出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清康熙乾隆七位名君，除漢武、宋祖外，我見過他們其餘五人留下的石頭。今泰山腳下的岱廟裏有秦始皇二十八年東巡時的刻石，北宋時還有一百三十六字，現隻剩下九個字了。現太原晉祠存有唐太宗李世民親筆書的一塊《記功銘》，四麵為文。我得一拓片，展開有一麵牆之大，甚是壯觀。那個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很有意思，他與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正不分上下時，得一瘋人周顛指點而勝，朱得江山後親自撰文，在鄱陽湖邊的廬山最高處為之立碑，現在禦碑亭成了廬山的一個重要景點。康熙、乾隆的禦製詩文極多，這是世人皆知的。中國幾乎任何一處著名的風景點或廟宇裏都能看到他們的碑刻，但大多是“到此一遊”之類。
石頭記事，確實可以千古不朽，於是就生出另一麵的故事，有錢有勢的就想盡量刻大石，多刻石。但是如果你的名和事不配這個不朽，不配流芳百世呢？那就適得其反，留下了一份尷尬，又為曆史平添了一點笑話。這石愈大，就尷尬愈大，笑話愈大。山東青州有一座雲門山，石壁上刻有一巨大的壽字，就是一米七八的小夥子，也沒有壽下的“寸”字高。遊人在山下，仰首就可看到。原來當年這裏曾是朱元璋的後代衡王的封地，他在嘉靖三十九年為籌辦自己的祝壽慶典，特意搞了這麼一個“壽”字工程。但是如今除了山上的壽字和山下孤零零的一個空牌樓，衡王府連隻磚片瓦也找不到了。衡王這個人如不專門查史，也是沒人知道。壽字倒是長壽至今，那是因為它的書法價值和旅遊的用途，衡王卻一點光也沾不了。
河北正定去年才出土的一塊殘碑，也是對立碑人的最大諷刺。這碑我們現在已不能稱之為碑了，因為它已斷為三截。但是大得出奇，隻馱碑的贔屭就比一輛小汽車還大，這是目前國內多處碑林中未曾見過的巨製。奇怪的是，如此輝煌的記功碑既不是出自大漢盛唐，也不是出於宋元明清，據查它出自中國曆史上一個短暫紛亂的小王朝——五代時的後晉。從碑身可以看出字跡清晰，石色未經風雨洗磨，碑立好不久便入土為安了，而且碑文中所有涉及碑主人的名字多處都被剔毀。經考證，碑主是一個小軍閥，是此地的節度使，亂世之際他手裏有幾個兵也就做起了開國稱帝的夢，並且預先刻好了記功請頌之碑，不想夢未成就禍臨頭了，他被殺身，碑也被活埋。這段公案直到一千多年後，正定縣修路時，才在現代挖掘機的哢嚓聲中重見天日。於是我想到，這厚厚的土地下不知埋藏著多少不朽的石頭，和石頭上早已朽掉了的人物。
上麵說的是流傳至今的成碑，還有一種是未及成形的夭折之碑。我見到最大的夭折碑是南京陽山的特大“碑材”。現在較多的說法是朱棣篡位稱帝後，準備為他的父親朱元璋修孝陵時所采的石材。它實在太大了，從初步形成的情況看，碑座長二十九點五米，寬十二米，高十七米，重約一點六萬噸；碑首長二十二米，高十米，寬十點三米，重六千一百一十八噸，碑身長五十一米，寬十四點二米，厚四點五米，重約八千八百噸。總計合三萬多噸。據傳，當時為開采此石，用數千工匠，每人每天限出碎石三鬥三升，出不完即死。山下新墳遍野，至今仍有村名“墳頭”。當時用的是笨辦法，先將石料與山體鑿縫剝離，然後架火猛燒，再以冷水潑在石麵，熱脹冷縮，一層層地激起碎石。至今石上還有火烤煙熏的痕跡。千萬人、千萬時的勞動還是敵不過自然的偉力，人們雖可勉強將這個龐然大物從山體上剝離，但如何運進城去卻是個難題，於是它就這樣永遠地躺在了山腳下。如今現代化的高速公路從碑石下穿過，這巨石就如一頭遠古時的恐龍或者猛獁象，終日瞪著好奇的眼睛看著來往的車流。
如果你讀不懂這塊三萬噸的巨石，就請先讀讀明史，讀讀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本來輪不到他來做皇帝，他也早被封為燕王，駐地就是現在的北京。但他起兵南下，奪了他侄兒的帝位，然後遷都北京。朱棣很有雄才大略，平定北方，打擊元朝殘餘勢力，也很有功，但人極殘忍。他竊位後自知不合法，便施高壓，收拾異己。他要名士方孝孺為他起草即位詔，方不從，他就以刀割其口，又株連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書鐵鉉不從，就割其耳鼻，又烹而使之食，問：“甘否？”鉉答：“忠臣之肉有何不甘。”大罵而死。他將政敵或殺或充軍，妻女則送軍內轉營奸宿。不可想象，在中國已經曆了唐宋成熟期的封建文明之後，還有這樣一位殘暴的最高統治者。但他又裝出很仁慈，一次到廟裏去，一個小蟲子落在身上，他忙叫下人放回樹葉，並說：“此雖微物，皆有生理，毋輕傷之。”朱棣既有野心和實力奪帝位，又要表現出仁孝，表示合法，於是他就想到為父親的陵寢立一塊最大的石碑。這或許有贖罪和安慰自己靈魂的一麵，但正好表現了他的霸氣和凶殘，這是一塊多麼複雜的石頭。中國曆史上三百三十四個皇帝中，叔奪侄位、遷都易地、另打鑼鼓重開張的就朱棣一人。這塊有三萬噸之重，非碑非石，後人隻好叫作“碑材”的也隻有這一例。它像神話中的人頭獸身怪，是獸向人嬗變中的定格。
如果說，正定大殘碑是一個未登皇位的人夢中的龍座，陽山大碑材就是一個已登皇位者，為自己想立又沒有立起來的貞節牌坊。而許許多多有詩有文的禦碑，則是勝者之皇們搖頭晃腦、假模假樣的道德文章。武則天倒是聰明，在她的陵前隻有一塊無字碑，她讓後人去評、去想。但這也有點作秀，是另一種立傳碑。“菩提本無樹”，要是真灑脫又何必要一塊加工過的石頭呢？唐太宗說以史為鏡，史鏡的一種形式就是石頭，後人從石鏡裏照出了所有弄石人的心肝嘴臉，就是那些偷偷的小動作和內心深處的小把戲也分毫畢現。
當然，石頭既是山野之物，又可隨時洗磨為鏡，便就誰也可以用來照人照世、表達思想、褒貶人物了。上麵說的是宮廷之碑，民間也有許多著名的碑刻成了我們曆史文化的裏程碑。如我們在中學課本裏學過的《五人墓碑記》等，其激越的思想、感人的故事與堅強的石頭一起經過曆史的風雨，仍然閃爍著理性的光芒。成都武侯祠有嶽飛書《出師表》石刻，一筆一畫如橫出劍戟，一點一捺又如血淚落地。石頭客觀公平，忠也記，奸也記，全留忠奸在青石。民間的說法就更是常書寫在石頭上。胡適說：“中國文學史何嚐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是我們不應該向那古文史裏去找。應該向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找尋。”了解中國的政治史也應該除二十四史外，到路邊或舊宅的古石塊上去找尋。
在我看過蔡京《元祐黨籍碑》之後八年再到桂林，卻意外地見到一塊懲貪官碑。碑文為：“浮加賦稅，冒功累民。興安知事，呂德慎之紀念碑。民國五年冬月閏日公立。”指名道姓，為貪官立碑，彰顯其惡，以戒後人，全國大概僅此一例，其作用正如朱元璋將貪官剝皮填草立於衙堂之側。
我當記者時，在家鄉山西還碰到一件為清官立碑的事。從前山西晉城產一種稀有蘭草，歲歲進貢。然此地崇山峻嶺，崖高林密，年年因采貢品死人。就是那年我們上山時也還無路可通，要手足並用，攀岩附藤而上。有一任縣令實在不忍百姓受苦，便冒欺君之罪，謊報因連年天旱此草已絕跡，請免歲貢。從此當地人逃此苦役，百姓為其立碑。封建時代人們盼清官，所以就留下不少這類的刻石。現在武夷山的文廟裏還保存有一塊宋太宗賜立各郡縣的《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還有那塊被朱鎔基推崇引用的《官箴》碑：“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此石原為明代一州官的自警碑，到清代被一後繼者從牆裏發現，又立於署衙之側以自警，再到朱鎔基之口，是一根廉政接力棒，現存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