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純敘述性乃至敘事性的，比如《屋卡珊和尼各萊特》，這是流傳於法蘭西南方民間的敘事詩或者說詩體小說，約產生於12世紀末或13世紀上半葉，是無名的行吟詩人的口頭創作。它的體裁是一節散文的說白夾雜著一節韻文的歌詞，與我家鄉的彈詞頗為類似。所以戴望舒直接說它是“法國古彈詞”。裏麵的詩體部分，如同蘇州評彈裏的唱詞，也是為敘事服務的；所以，很難說具有獨立性，與近現代意義上的詩歌概念距離甚遠。
順便說一下，王文彬與金石主編的三卷本《戴望舒全集》之“詩歌卷”第318頁中說：“譯本於一九二七年九月由上海光華書局出版，施蟄存作《序》。”“一九二七年”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施蟄存作《序》落款的時間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即1927年12月，怎麼可能出版時間比作序時間還要早？事實上，此單行本出版於1929年。
3.情思寡淡的。比如果爾蒙的有些作品，語言像繞口令似的，過多的複遝掩蓋內容的貧乏；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耶麥的質樸與厚實。
再如，英國19世紀所謂的唯美主義詩人歐內斯特·道生(Ernest Dowson， 1867-1900）的創作，無聊，空乏，勉強，無病呻吟，為賦新詞強說愁，沒有生活，更沒有對生活的真情實感，委實是“頹”（可能產生藝術上的傑作，比如波德萊爾的某些詩）而至於“廢”（產生的是毫無價值的廢品）了。望舒和杜衡於1927-1928年間之所以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譯了這位仁兄的作品——不僅有詩，還有詩劇，可能是因為受了創造社那些喜歡咋呼和作勢的文人的影響，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等人有一陣子熱衷於譯介這個頹廢詩人的作品。
我反複讀了望舒他們的譯文，也讀了一些道生的原文，猶豫再三。望舒他們譯了那麼多，我一開始不好意思一首都不選，但最後還是決定全麵放棄。因為我們這個選本就是要堅持言之有物、寧缺勿濫的原則。我覺得，望舒他們翻譯道生，真是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精力，完全不值當。
馮雪峰當年當麵曾嚴厲批評過他們（施蟄存《戴望舒譯詩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很快，他們自己應該也是幡然醒悟到這一點的，所以，一直沒有拿出來發表。盡管他們一直保留著抄本，盡管在他們成名之後，尤其是在他們自己經營出版社期間，出版他們翻譯的道生作品集易如反掌；但他們始終沒有那麼做，因為他們肯定認為那麼做，不僅浪費紙張，而且還誤人子弟。
施蟄存對此應該也有基本的判斷和清醒的認識，否則，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編選《戴望舒譯詩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時，不會隻選錄了望舒翻譯的三首道生的詩。他的意思是意思一下就行了。當然他的理由很硬，很堂皇。因為譯稿抄本上沒有明確標明哪些是望舒譯的，哪些是杜衡譯的；他明確記得望舒譯的，隻有那三首，他不能自作主張，替望舒掠美。但是，我想，假如抄本上有明確的標誌和署名，施恐怕也不會選很多。
王文彬與金石卻不分青紅皂白、蘿卜白菜，把望舒他們譯的道生的詩悉數收入他們主編的三卷本《戴望舒全集》，占據了129頁之多！以至於詩歌卷篇幅出現了腫脹現象，最後“劣幣驅逐良幣(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七位優秀詩人的作品隻能顯示篇名！他們完全可以沿用施蟄存的借口和做法，隻選道生的兩三首短詩，而更多地乃至全部收錄那七位的詩作。
4.修辭乏善的。比如，戴望舒曾以巨大的責任心和強大的使命感，計劃翻譯《西班牙抗戰謠曲選》20首，最終譯出了11首。這些作品當然政治正確、鬥誌昂揚、琅琅上口，很實用，能鼓動，而且也有出自名家手筆的； 但藝術上還是粗糙、簡陋了一些，所以，我隻選了兩首相對出色的。
5.有些詩用的語言，今天看來，有些古舊、拗口或者說，離現在的口語比較遠，我也就忍痛割愛了。
北塔
2019，11初稿於東城圓恩寺
定稿於海澱營慧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