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發生的一係列事件預示著造反的終結：官方報刊在這一年的元旦社論中指出：“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天才領導下，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１９６７年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在９月７日的社論中說，隨著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文革”已經取得全麵勝利；在這之前的８月底，毛澤東接見學生“五大領袖”，要學生退下政治鬥爭舞台；緊接著，毛澤東派工人和解放軍進駐大學和中學，恢複秩序；在１０月１３日至３１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宣布前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標已經實現；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澤東下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至此，曾經以造反而顯赫一時的青年學生不但被趕下政治舞台，而且被逐離城市。
近二十年來，許多人把１９６８年和朱學勤提出的“６８年人”緊密聯係在一起。
他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用蘸滿感情的筆觸，濃墨重彩地刻畫了曾經參加“文革”造反，但開始覺醒，大膽懷疑、艱苦思考的中學生。他熱情謳歌他們以非知識分子身份思考知識分子分內的“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無限惋惜地感歎他們因為生不逢時和條件艱難而沒有使自己思想的幼芽開花結果，被生活的重擔壓倒，被曆史的塵沙淹沒，成為思想史上的失蹤者。
朱學勤的感覺是對的，對於那一代青年而言，盲從、狂熱和造反始於１９６６年，在１９６７年達到高潮，１９６８年是覺醒和反思開始的日子。雖然，由於運動發展不平衡和覺悟有先後，在一些地方，很多人仍然在形勢的驅使和派性的支配下陷於無謂的鬥爭而不能自拔，但對“文革”懷疑、反思、批判的標誌性人物、事件和文字已經出現，雖然大部分思考仍然沿著“文革”的思路前行，但獨立性卻相當明顯，而且，公開的反抗、無畏的呐喊也已出現，為真理而犧牲的烈士在這一年奉獻自己的生命。
請記住以下事實：
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寫出《出身論》等反抗血統論、呼籲人權文章的遇羅克被逮捕（他於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被處決）；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上海大學生王申酉因為探索文革、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建設模式被抓（１９７６年正式被捕，１９７７年處死）；１９６８年１月６日，湖南長沙青年學生楊曦光（即後來著名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發表引起轟動的文章《中國向何處去？》（他為此被捕，坐牢十年）；１９６８年春，上海的一些中學生以“中學生串連會”的名義發表探討“文革”的文章《一切為了九大》；１９６８年，寧夏銀川青年學生吳述森等自覺退出“文革”運動，有組織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１９６９年成立“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創辦油印小報《學刊》，１９７０年作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被捕，其中三人判死刑。
類似的事件和文字並不止於１９６８年，這一年隻不過是開頭。
１９６９年，江西贛州中學生造反派頭領李九蓮在信件和日記中質疑“文革”被告發，遭到抓捕、審查（因為堅持自己的立場，她於１９７７年底被槍決）；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廣州三青年以“李一哲”為筆名張貼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製”，係統批判林彪和“文革”的極左思想體係，提出建立民主與法製社會的目標。
中西“６８年人”相遇
中國和西方的某些“６８年人”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不期而遇，他們之間沒有產生惺惺相惜之情，反而是話不投機、隔膜對立，充分說明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們的人生經驗和生活軌跡大相徑庭。
相遇發生在某些國際學術會議上，這時大家都在四十歲上下，都是學術界、文化界的精英。西方的“６８年人”順風順水地在體製內成長，憑借自身的努力和新老更替自然規律，當上了大學的院長、係主任或社會名人；中國的“６８年人”道路坎坷，他們在“文革”結束之後進入或重回大學校園，讀研究生、拿到學位，在學術上嶄露頭角，但職稱往往不過是副教授，他們使盡全身力氣得到出國機會。來自中西的精英固然在專業上是一把好手，但將近二十年前的難忘經曆使他們也關注社會和人類的大問題，他們西裝革履、風度翩翩，但一旦深入交談，就會顯露當年那種雄辯和好鬥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