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人筆記》reference_book_ids\":[6885615199496178695,7267108885893221387,7046309038379781151]}],\"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0,\"start_container_index\":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35},\"quote_content\":\"《北國草》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889300004]},{\"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18,\"start_container_index\":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09},\"quote_content\":\"《大牆下的紅玉蘭》reference_book_ids\":[701923971695221453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22,\"start_container_index\":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18},\"quote_content\":\"《泥濘》reference_book_ids\":[7099391230563322917,7099391230563322917]}]},\"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卷頭語
這部長篇小說的誕生，有著十分坎坷的曆程。如果把它比作嬰兒的話，作者是經曆了長期的陣痛才把它生下來的。我這樣寫，絕非故作聳人聽聞之談，實因它和我一起經曆了時代的磨難，致使它到今天才能分娩。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新中國曆史的晨鍾聲中，我曾兩次奔赴北大荒，和全國第一支拓荒者的隊伍——北京青年誌願墾荒隊，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同吃一口鍋裏的苞米粒飯，同在一間茅屋裏的大炕上滾。我愛上了這茫茫草原，並和那些充滿獻身精神的年輕人成為知心的朋友。從那時起，我就立下了描寫拓荒者艱苦創業生活的宏願。為此，我拄著一根防狼棍子，在長滿齊腰高野草的荒原上奔走，相繼訪問了天津和哈爾濱青年墾荒隊。當我帶著北國霜塵回到北京，伏案準備寫這部小說時，人所共知的那場1957年的政治旋風，卷走了我手中的筆……
在漫長的改造生涯中，最初，我曾一度放棄了寫這部小說的意念。但是那些拓荒者的音容笑貌，像影子一樣緊緊地跟隨著我，甚至在夢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那開滿野花的荒原——我真是欲罷而不能了。我再次下了決心，一定要把那些讓我魂牽夢縈的同時代人寫出來，以了卻我的夙願。可是怎麼寫呢？當時正處在“大躍進”的年代，我和我的許多“同類”在京西一個山溝溝裏，幹著蓋療養院的“贖罪”勞動：白天，掄著鐵錘開山破石；晚上，還要挑燈夜戰到更深。一天的勞動之後，渾身就像散了架一般，哪兒還有提筆寫作的精力呢？！即便是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手也難以伸出被窩。因為我們住的帳篷在嚴冬時節不生爐火，因而無法把自己想寫的東西變成文字。沒有辦法，隻好靠每月的四天公休，返回京城休息時晝夜進行筆耕。雖然，這對於自己是過於嚴酷了，但思想沉湎於北大荒的沃土之中，倒也是苦中有樂。
小說初稿的進展是神速的。我把它命名為《第一片黑土》。按說，我嘔心瀝血地寫這部同時代人開拓北大荒的小說，雖然說不上是積極表現，也絕非一種“反改造”的行為吧！但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開始之後，因為我向黨“交心”時談及了對反“右派”及“大躍進”的真實看法，於是我寫這部充滿獻身精神的小說，亦被視為反黨的行為，寫進了送我去勞動教養的“結論”之中。機關保衛部門對我進行了查抄。幾年後，勞改單位將這部長篇手稿退還給我，上麵雖然批注著“小說沒發現問題”的字樣，但結論卻不能更改——我為寫它負荊戴冠，因而這部小說的分娩是帶著時代的血痕的。
不管怎麼說，小說手稿是退給我了，這對於身陷囹圄的我來說，是個莫大的安慰。我借著勞改隊休假之際，把手稿帶到家中叮囑我母親：家中什麼東西都可不要，千萬不能把這部二十七萬字的稿子給丟掉。到了“史無前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年代，我的這部手稿到底還是和我的藏書一塊兒化成了紙灰，飛上了九天……
惋惜是沒有一點用處的。當1979年黨召回她蒙冤的兒女後，我當即恢複了重寫這部長篇的力量。當時正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家百廢待興，迫於革命良知，我暫時把這部長篇小說的寫作設想放下，投入了“反思文學”的創作。在寫《大牆下的紅玉蘭》《泥濘》等中篇小說的同時，我開始了《北國草》的重新構思。因為時代向前跨越了近三十年，重寫50年代拓荒者生活的小說，既有一個站在曆史高度剖析生活的問題，又有一個曆史感和時代感融合的問題。當初，楊華、徐世華等青年朋友在荒地上翻起第一犁黑土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擁有四十八萬畝土地、每年上繳國家七八千萬斤糧食的寶地；小夥子楊華從一個墾荒隊隊長，已經變成一個國營農場的副場長；姑娘徐世華，經曆了北大荒的生活磨煉，已經成為中共黑龍江省委委員。我該用多大的篇幅，才能把這些生活的巨變描繪出來呢？這時，當年的墾荒隊隊員——現在的機械修理能手杜啟發，從北大荒來北京探親，特意來家裏看望我。他建議我著重描寫他們初到北大荒時的創業艱辛，刻畫出20世紀50年代青年人的精神風采。他的話對我很有啟迪，我決定把作品的立腳點放在20世紀80年代，把視線的焦點對準20世紀50年代，力求使這部長篇小說既有曆史感，又具有新時期的特色——道理很簡單，因為我是寫給當代青年朋友們看的，不注意到這一因素，作品將會為之失色！
艱苦的筆耕又一次開始了。
我重新翻開我的朋友——拓荒者文俊峰送給我的“墾荒日記”。這厚厚的日記本，跟隨我走過漫長的“驛站”，我把它和幾本我最愛的書，放在每個“驛站”的枕邊。我曾無數次地翻閱它，今天，我又把它翻開了。但我的心情異常沉重，因為這個對敵人疾惡如仇、在朝鮮戰場上因槍斃兩個美國戰俘而犯過錯誤、對夥伴卻無比寬厚豁達的小夥子，在不久前因雷汞爆炸而雙目失明了。當初，他把“墾荒日記”送給我，就是為了讓我寫出反映拓荒者生活的書，如果這部長篇不那麼多災多難的話，他也許早就讀到這本書了。現在，我恢複了寫作的權利，他卻無法目睹這部書了。我撫摸著這厚厚的日記，心裏確有負債之感。為了償還良心上的債務，我星夜兼程地寫、寫！我把他揮手之間槍斃敵人，卻怎麼也不忍心槍斃兩匹病馬，以及誤傷小馬駒的真實情節，都寫進我的長篇小說裏了。
還應當感謝在我危難中保護我的親友，在我身陷囹圄之時，他們為我保存了我在荒地生活的筆記。曆經二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後，這些筆記本中的紙頁雖已變黃，但我拄著防狼棍子走訪天津、哈爾濱青年墾荒隊的足跡，仍然曆曆在目。翻開殘破不全的紙頁，草原的風撲麵而來，那麼多青年朋友的形象躍出紙麵。他們使我熱血沸騰，他們給了我堅毅的力量。
我沉睡了多年的童心被他們喚醒了。
我仿佛回到了20世紀50年代青春的搖籃中。
記得，我在哈爾濱青年墾荒隊生活的日子裏，曾看到這樣一個生活場景：一個墾荒隊隊員從狼穴裏掏來了三隻待哺的小狼崽，這個調皮而善良的年輕人像喂養嬰兒一樣喂養它們，給它們找兔肉和麅子肉吃，以求能馴服感化這三隻小狼崽。但是這個小青年的善良，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有一次他把手伸進籠子裏喂食時，一隻小狼崽一下咬住了他的食指，幾乎把這個小青年的食指咬斷。這個小青年哭著對我說：“你看，我是一片好心，想不到……”我說：“小兄弟，你應該認識大自然的嚴酷，僅僅用善良是沒辦法感化北大荒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話對他起了作用，他用手絹纏住流血的手指，把三個狼崽從籠子裏揪出來，掛在一棵小柳樹上，拿來車把式用的大皮鞭子，挨個抽打這三隻狼崽。他還嫌不解氣，又在鞭梢上纏上了細鐵絲，掄圓了鞭子狠狠地抽打著，每抽打一下，狼崽就發出嗷嗷的叫聲，直到這三隻狼崽伸腿瞪了眼，他還不住手地瘋狂抽打著。這個小青年給了我很深的印象，雖然我沒有把這個生活細節寫進小說，但是他使我孕育了小說中石牛子這個人物形象。
因而應當說，這部長篇小說中的人物雖是以北京青年墾荒隊為背景，但是融進了北大荒各個青年墾荒隊的生活。關於小說創作，魯迅先生在回答《北鬥》雜誌社提問時說：“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我在寫這部長篇時，極力擺脫生活中人物原型對我的羈絆，開闊眼界，馳騁思維，不但把北大荒幾支墾荒隊的生活熔於一爐，還把20世紀50年代青年人所共有的基本素質，糅進了小說的字裏行間。因為寫小說不是照相，而是高難度的藝術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它的最高使命在於塑造出各種不同的藝術典型，使讀者既能透過作品，管窺一定曆史時期的麵貌，又能得到美的啟示和美的享受。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小說雖然是以北京青年墾荒隊為背景，但書中的人物和故事已跨越出北大荒這個單一的生活舞台，表演的是20世紀50年代一代青年人的戲劇。我很懷念20世紀50年代，我用筆表達了我對過早流逝了的春光的眷戀，我用筆表達著我對同時代人的一片摯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