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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好麵包子
在我插隊的地方細糧很少很金貴，把小麥磨成的麵粉叫好麵。好麵包子是我下鄉插隊吃的第一頓飯，所以記得特別清楚。我們這一批同學是1969年1月12日離開北京的。一趟專列拉著我們從北京到太原，到臨汾。換卡車，上呂梁山，到蒲縣。住東關車馬店，再換馬車，馬車拉行李，人在後邊跟著，下坡的時候車閘一拉，像牛吼一樣的怪叫聲震耳欲聾，在彎彎曲曲的河穀裏能傳出十幾裏地去，晃晃悠悠上坡下坡一整天走了六十裏，傍晚時分到地方了。沿著官道拐過一個山嘴，我們看見自己要去的村子了，我們看見念叨了一路的邸家河：
村口，一棵高大無比的老楊樹落光了葉子，黑沉沉密匝匝的樹枝映在傍晚濃重的天幕上。四周山坡上斑駁的雪跡襯出悠長深廣的寂寥和荒涼。在老楊樹的身後，在寂寥和荒涼中錯落著十來處窯洞和抹了黃泥的瓦屋，窗戶和門都是黑洞洞的。黑暗中有鑼聲響起來，有一群人從老楊樹底下朝我們走過來，很誇張也很有一點緊張地笑著，或是抓住我們的手，或是搶過我們肩膀上的挎包，嘴裏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歡迎歡迎！嘿呀，娃裏們走得困麼？走得腿疼哩吧？”在一片陌生而又熱情的流行語和方言的混雜中，娃娃們和狗在腿底下鑽來鑽去，小女子們或揣著手或捂著嘴站在一邊笑，走過來“歡迎歡迎”的大都是男人們。村裏已經先給我們騰好了房子，我們十二個人，六男六女，各自拿了行李跟著自己的房東回家。然後，再集中到臨時的集體灶上，吃來到邸家河的第一頓飯。給我們做飯的大師傅是本村的趙大爺。趙大爺留一把山羊胡子，有柳拐病，個子很矮。可趙大爺念過兩年私塾，識文斷字，還會算夥食賬。當年的私塾先生給他起了一個很有希望的名字——趙登科。盡管給他啟蒙的時候已經停了科舉。
走了整整一天路，大家都很餓，低著頭問：“趙大爺、趙大爺，咱們吃什麼呀？”趙大爺仰起頭，捋著胡子笑笑：“隊裏給你們殺了羊，羊肉包子，好麵的！”一麵說，趙大爺掀開了熱氣騰騰的大鐵鍋。趙大爺說：“看這好麵白麼！”我們全愣住了，馬燈下邊，鍋裏的包子全都是咖啡色的。趙大爺又笑笑：“嘿嘿，一年也蒸不上回好麵，堿麵使多啦！”可我們已經顧不上許多，每個人都就著米湯吃了不計其數的咖啡色的包子。趙大爺也盛了米湯和我們一起吃，一邊吃，一邊問：“香麼？好吃麼？隊裏專意為你們殺的羊。”我們都說：“香！香！”趙大爺說：“吃吧，多吃，吃得飽飽的。我給咱蒸得多著哩！”趙大爺一邊說，一邊掀開麵板上的柳條笸籮，白布下邊露出來滿滿一笸籮咖啡色的好麵包子。這咖啡色的好麵包子叫我們一連吃了好幾天。越吃，色越深。吃到最後，看見它就有點怕。
六個月以後，國家就停止供應糧了。我年底分糧的時候分了十四斤小麥。（第二年隻分了七斤。）在我們村的石磨上用細羅，一斤小麥能出八兩麵，用粗羅能出九兩。那時候趙大爺已經不給知青的集體灶做飯了。我們自己輪流做飯，可又都不懂得細水長流地過日子。一分了麥子就磨麵。饅頭，麵條，烙餅，包子，沒幾頓就吃完了。很快，可以用來調劑夥食的僅有的一點雜糧、蘿卜、山藥蛋也吃完了。吃完了，就沒有了。最慘的時候是五六月份青黃不接，天天頂著大太陽去鋤地，熬到下午一兩點鍾才能回來吃午飯。饑渴難熬之中，等著我們的午飯是又酸又硬的玉米麵窩窩，喝的隻有蒸鍋水，下飯的“菜”就是案子上的一大海碗粗鹽粒。有的同學吃著吃著就衝到屋子外麵去嘔吐。什麼都沒有了，就天天回憶有白麵、有雜糧、有蘿卜山藥蛋的好日子。一頓一頓地回憶，一點一點地回憶。然後再做各種假設，各種吃法，就深刻地理解了小麥磨出來的麵粉為什麼叫好麵。當然，也就回憶起了趙大爺的好麵包子。在地頭上勞累之餘，回憶起來那些咖啡色的包子，大家都一致同意：其實，趙大爺的好麵包子挺好吃的！真他媽香！
1998年1月9日於太原寓所
二 觸怒山神
插隊第一年的早春時候，也就是三月、四月吧，我們邸家河生產隊和縣林業局訂了搞綠化的合同，到荒山上去種樹。種完樹，林業局給報酬。公社的拖拉機來幫我們拉行李和工具。走了有二三十裏路，在一個叫茹家坪的村子停下，卸下行李和工具。隊長成保說：“到了。上山吧。八裏地。”陰沉沉的雲彩下麵，一條羊腸小路從西麵灰黃的山坡上曲折而下，白白的，細細的，像根繩子。大家就扛起東西上山。小夥子們走得快。快到山頂了，抹一把臉上的汗水，回頭一看，小女子們紅紅綠綠的頭巾和棉襖還在“繩子”上一閃一閃地飄動。
我們的宿營地是一個廢棄的山莊，在一麵劈砍出來的黃土壁上，有幾個沒有門窗的大窟窿黑洞洞地看著我們。成保指著院子邊上堆著的玉米秸說：“拿這堵門窗。”一邊又把人分開。我們六個男知青住一孔窯洞。放好鋪蓋，又分配我們去抬水。井在山溝底下，路又陡又窄，直立的土坡逼在一側，一個人擔上擔子轉不過身來。走到該下坡的路口上，我們在直立的土坡上看見一個小小的神龕，沒有裝飾，沒有保護，隻在一人高的黃土壁上挖了一個洞，洞隻有半個鍋蓋那麼大。洞裏有一尊泥捏的神像，看不出臉麵，也看不出是坐是站，神像上可能塗過的顏色也隻剩下依稀的痕跡。風雨剝蝕的一團黃土，和這被遺棄的荒村一樣顯得零落而又荒涼。同行者中有人舉起扁擔嘻嘻哈哈地把那團泥巴搗碎了。有人嫌不過癮，又搗了一下。然後，若無其事地下山抬水。鐵皮水桶的提梁在鐵環上磨得吱扭吱扭地響，一直吱扭到又黑又深的溝底下。抬回水，坐上鍋，點火燒炕。天又冷，又是多年不用的土炕，我們就使勁兒地燒。晚飯之後天早就黑了。我們按照習慣照舊刷牙洗臉，然後睡覺。躺在炕上睡不著，就聊天。聊得時間長了又紛紛鑽出被窩，挪開擋門的玉米秸到外麵去撒尿。有人犯懶，又怕冷，就站在窗戶前找個縫對外“掃射”。第一個“開門”的人叫起來：“嘿！下雪了！”我們一起扭過頭去，真的，真是下雪了。紛紛揚揚的鵝毛大雪在院子裏鋪了厚厚一層，從敞開的“門口”飄進來。門前一片晶瑩潔白，地上的白雪把山野天地襯得極黑，極深。忽然有種落進宇宙深淵茫然無依的感覺，從那極黑極深處，從自己的身體深處沒頂而來……
大家方便之後，就睡覺。可我怎麼也睡不著。不是不困，是太熱！熱到最後，我幾乎不敢挨那張褥子了。隻好爬起來打開手電筒，一照，壞了！褥子燒著了一大片，床單也已經烤糊了！我一叫喊，大家就亂起來。趕緊點油燈。沙崇義隻穿了褲頭竄出去，捧回一把雪來三下兩下揉滅了冒火星的棉褥子。我這才發現是炕麵裂了一道縫，火星是從那兒鑽出來的。一條炕擠滿了六個人，炕上再沒有地方可以挪動。沒辦法，還得在這兒睡。找來找去，我在窯洞裏找著一張用高粱稈紮的蓋簾兒，把蓋簾兒襯到燒出來的大黑窟窿下邊，再把床單鋪上繼續睡。這一下不但很熱，而且很硬。在又熱又硬之中還是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也就是剛剛睡著吧，猛聽撲通一聲震響，有什麼東西重重地砸到炕上了。不知是誰爬起來再次打開手電。我們看見安子從被窩裏坐起來，滿頭滿臉的黃土，黃土當中轉著安子那雙眼白特多的大眼睛。在他的枕頭四周滿是碎了的土塊，最大的一塊還有整磚那麼大。大夥都笑起來，都說把黑安子給砸成了水蜜桃了。手電光再朝上一照，我們看見窯洞頂上裂縫的地方那個大大的缺口。大家又趕緊幫著安子打掃戰場。安子把頭上臉上胡嚕了幾下，倒下接著睡。一晚上有這麼兩次驚嚇，我們都有點睡不成了，都嘀咕，這是招著誰惹著誰了？可到底還是年輕，到底還是困了。一覺醒來，呂梁山變成一片銀白世界。
吃早飯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嘻嘻哈哈地大談昨晚的奇遇。成保、閏月子、黑蛋和一起來的老漢們都問：“你們夜兒裏個（昨天）到底是做下啥啦你們？”我們就把昨天砸了神龕的事情招供出來。眾人就一哇聲地叫喊起來：呀呀，呀呀！那是個山神廟，你們這幾個娃咋這麼日鬼搗蛋哩，啊？那可不是鬧著玩的！我們都還不大信，都還是嘻嘻哈哈地喝米湯吃窩窩。吃完飯，成保說：“不行，我得看看去。”成保看了窯洞上頭的裂縫一個勁地搖頭：“呀呀，怕人哩！要是我們，夜兒裏個就再不敢睡啦！窯頂一掉土，八成就是要塌窯。你們這些娃盡是胡鬧哩！沒個輕重，不要命啦你們？”
聽成保這麼一說，我們都不再哈哈了，臉上都有點變了顏色，都有點害怕起來。可這個荒村就這麼幾孔廢窯洞，我們並沒有任何轉移的可能。到了晚上隻好硬著頭皮進窯洞，也隻好互相囑咐：嘿，都驚醒著點啊，別睡死了，門別堵得太死了，別他媽一個不剩都捂在裏頭！可說是說，睡是睡，到時候窯洞裏照樣還是一片香甜的呼嚕聲。
後來，每年的早春我們都要去種樹。有的時候近，有的時候遠。我們的樹種撒滿了不少的荒山野嶺。後來，知青們或者上大學，或者參軍，或者分配了工作，一個一個都走了。我分配工作以後還常常回村去看看。總有十幾年了吧，有一次，我又回到邸家河。我當年的朋友閏月子陪我一起到山上閑逛。（知青的集體灶解散以後，我就把口糧分到閏月子家裏去過日子了。）走到火石凹的山坡上，我忽然想起來那些撒下的樹種，就問：“閏月子，咱們種的那些樹呢？都活了沒？”閏月子說：“活了。大部分都活了。就是後來有的叫牛羊啃了，有的叫人砍了。你看，那不是就有一片。”我看見了，在密集如雲的荊棘之中，有墨綠的馬尾鬆樹的針葉艱難地伸出來。我說：“捂得這麼嚴實，這可怎麼長呀？”閏月子說：“你不知道，有這些簇林子(當地人把一種帶刺的灌木叫簇林子）護著，牛羊害不成，人也害不成。過上十幾二十年，簇林子一死，鬆樹就成材了。”
心裏不知怎麼就忽然一熱，就想起那漫山遍野的一派銀白來。
1998年1月9日於太原寓所
三 想不到的難題
我是1968年12月底到派出所辦的轉戶口手續。在這之前學校裏鬧了一點小小的風波。因為在同學們都寫了大字報、決心書，紛紛表示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上山下鄉之後，在動員大會已經開過，在全校絕大部分有“城市戶口”的同學都已經辦了手續，報名到山西插隊落戶之後，不知怎麼回事，忽然又有了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名額，有幾個同學極其幸運地留在北京了。結果軍心大亂，幾乎所有同學的家長立刻憤憤不平地拿著已經遷移的戶口找到學校來。來“鬧事”的家長大都是工人。學校無話可說，隻好又把戶口還給他們。本來二十來人的一支隊伍，立刻作鳥獸散，隻剩下三個人。兩個女生，一個男生。這個男生就是我。我所在的楊閘中學，在東郊，學校裏絕大部分學生都是附近農村的。這些農村的同學這時候都已經回家了，空蕩蕩的學校裏隻剩下二三十個我們這些有“城市戶口”的學生，等著分配。眼前的事變，讓我有點說不出的難受。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什麼叫真正的人心。本來都是“一派”的同學（我們這一派群眾組織的名字叫“紅旗公社”），三年來，在“文革”中是同進同退，用當時的話說是“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戰鬥友誼”。可稍微遇到一點真正的考驗，“友誼”立刻變得像一張淋了雨水的大字報，慘白而又沒用。其實，我也想留在北京。可我的家長那時候住在“牛棚”裏，不可能為我到學校來申辯。而我自己也不單是為了響應“偉大號召”才報名下鄉的，心裏一直有一種要證明自己的念頭。到底要證明什麼，我也說不清楚。以當時的想法，最簡單的願望就是想要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壞人，不是一個像他們說的那種“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雖然隻剩下了三個人，雖然三個人裏隻有兩個是“一派”的，可同學之間還是展開了熱烈無比、反反複複、依依不舍的送別：互贈筆記本。本子的扉頁上一定要有特別精選的毛主席詩詞或語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雖說是唐朝人王勃的詩句，可因為被毛主席引用了，也就被當成“主席詩詞”的一部分而被反複互相贈送。互贈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也寫滿了革命的豪言壯語。然後就是反反複複地聚集在一起唱歌、照相，照相、唱歌。大家嘴上不說，心裏都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從此一切都要變了，從此一切都會不一樣了。好像要把一切都留在歌裏，都留在火辣辣的贈言裏，都留在一次又一次的合影上。這麼唱，這麼寫，這麼做的時候，大家心裏都明白，家在農村的同學已經是社員了，他們哪兒都走不成；反悔了的同學們也不會走了，他們已經決心等著在北京分配一個工作；真正要走的，真正“天涯若比鄰”的隻有我們兩個人。我跟著同學們唱歌，簽名，贈言，抄詩，照相。可總也抹不掉心裏那點空蕩蕩的難受。我就這麼空空蕩蕩地唱歌、簽名、抄詩、照相，模模糊糊地打算“證明自己”。可沒有想到，我們這些決心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要到“廣闊天地”裏“脫胎換骨”“改天換地”的知識青年，來到呂梁山，卻遇到一個比這些所有“革命”的大問題都尖銳、都直接、都無法回避的難題。這是一個我們在唱歌、簽名、抄詩、贈言的時候壓根就不可能想到的難題。
我插隊的村子在蒲縣，處於呂梁山的南段，叫邸家河。離縣城六十裏路。我們十二個不同學校的知青，六男六女，被暫時分到老鄉騰出來的舊房子裏住。一放下行李，就找廁所。找著廁所才發現，村子裏的廁所不分男女，是每家每戶自己專用的。攢下來的糞便，除了自己種菜用，生產隊要用，就得按桶計算，折成工分，年底可以分紅。所以糞便是“私產”。老鄉鼓勵每個知青到自己家的茅廁裏解手。我們這些人倒是不在乎去誰家的茅廁，而是實在有點受不了茅廁的“原始”：第一是它的不分男女；第二是它的沒遮沒攔——除去半人高的一截石牆外，既無頂又無門。上廁所解小手的時候男生還好辦，反正露著半個身子做招牌，誰都看得見，自然就會回避。可解大手的時候就有點尷尬，沒人看得見裏頭有人沒人。試探的方法隻有一個，就是咳嗽。看見一個“空”著的茅廁，你要想用，走到近處得先咳嗽。你一咳嗽，裏麵如果沒人回應，就證明它是空的，安全可用。可如果有人在裏麵接應，也咳嗽起來，你就隻好告退，另求他門。再咳嗽，再試探。這方法沒人教，也不用教，遇見一次兩次無師自通。盡管如此，也還是常常免不了尷尬的遭遇。又因為是山區，所有的窯洞和房子依山而建，錯落有致。可茅廁過分低矮的石牆根本擋不住視線的落差。從高處往下看，很多茅廁都是一覽無餘。正在街巷裏走著，弄不好就會瞥見誰家茅廁裏白亮亮的一閃。男生們反正臉皮厚，還能將就。女生們一去茅廁，就得“二人行”。一個在裏邊“如廁”，一個在外邊站崗。而且得盡量找牆壁高一些的茅廁。反正這件意想不到的小事弄得大家很不習慣，很不受用。
老鄉們把那種分男女、有頂子的茅廁叫“洋廁所”。這種洋廁所，除了學堂裏有，公社裏有，縣城裏有，“老百姓使那喋子的幹啥？”（“喋子”是邸家河一帶的方言，意思有點像是北方話裏“媽的 × ”一類的粗話。）老鄉家裏的廁所不隻不分男女，沒有房頂門窗，而且他們解過手後不用紙，石牆的縫隙裏東一個西一個地塞著脫光了顆粒的玉米核兒，上完廁所之後，用玉米核兒一蹭就算完事。玉米核兒不是隻用一次，而是反複使用。所以玉米核兒上常常都是抹滿了糞便的，糞便一幹，就是黑色的。玉米核兒也就常常不是黑白相間，就是黑紅相間。廁所的“坑”裏一般都是埋一口破損的水缸，這樣既可廢物利用，又可以大致防止滲漏。缸口上橫擔著兩塊分開的石板，石板下麵直通缸底斜插一根木棍，為的預防解大手時缸裏的糞水濺到身上。因為茅廁裏是要兌水的，這樣一是為了淘糞的時候方便，二是可以增加數量。這根斜插的棍子，就是老鄉嘴上常常用來罵人的那根“攪茅棍”。蹲在廁所裏看見的這種情景，看見“貧下中農”最隱秘、最直接、最真實的生活習慣，它讓我對《毛主席語錄》裏的“人民”，它讓我對從書本上、詩歌裏了解到的“人民”，看法上有了極大極深的改變。這個第一眼所帶來的視覺衝擊波，這個第一眼所引起的“話語”衝突和強烈對比讓我至今難忘。可以說，我對於人民完全不同的理解，就是從這種種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場麵中，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
在經過了一再的尷尬和遭遇之後，男同學們終於找到一個臨時解決的辦法。緊挨村子後麵有一條山溝，老鄉們叫它後溝。後溝又窄又長，溝裏亂石嶙峋，雜樹叢生。遇到下雨，溝裏就會有一道山水流很多天，有時會流一夏一秋，晚春的時候，會開出滿溝濃香撲鼻的紫丁香。不知是誰先起的頭，這條後溝就成了男生的廁所。隻要看見誰手裏攥著紙往後溝走，就知道他是去解手。有時候為了找一塊幹淨地方，會順著山溝朝上走一段。蹲在丁香叢的後邊會有很好的視線。村子裏的一舉一動，雞狗牛馬都看得很清楚，村口的老神樹，樹底下流過的小河，河灘地的地塄上邊是場院，場院後邊山坡上的杜梨樹開了白燦燦一樹的花，根寶趕著羊出坡了，換成引著牛回村了，全都能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可是，時間一長，後溝裏到處是東一張西一張用過的廢紙，白慘慘地散在石縫和樹叢當中，非常難看。有時候去後溝的路上會遇到村裏的老漢們，他們就會笑著罵起來：“哈哈，喋子娃，又上後溝呀！”老漢們在地裏說起這件事情來會說：“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你們把好好的東西都廢啦！你們城裏人都上溝裏解手去？看看你們日怪麼你們。”
一直到這一年的秋天，隊裏終於用知青的安家費，給我們十二個人蓋了一排“新式”的宿舍，並且在我們強烈的要求下，又在宿舍旁邊蓋了一間高牆頭分男女的“洋廁所”。從此上廁所不用再咳嗽，也不用再去後溝了。後來，知青們一個一個都走了。隻把新式的宿舍和廁所留在了村子裏。有一年我回村去，看見我們知青的宿舍改成了村裏的小學校。房子舊了許多，可當年用石灰和墨汁刷在宿舍正麵磚牆上的那條大標語還依稀可見，那是一條縮寫的“最高指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個女老師帶著十幾個孩子，在哇啦哇啦地“唱”課本。下課的時候，孩子們從教室裏跑出來，又笑又喊。我看見孩子們從從容容地，在那個分男女的“洋廁所”裏有進有出，心裏說不出是高興還是傷感。再後來，我很長時間沒有回村。我的房東閏月子到太原來，告訴我邸家河的小學一直沒有好老師，學校辦不下個樣子，就撤了。現在南耀村蓋了新學校，孩子們都去南耀上學了。我們知青的宿舍是“公產”，已經由村裏作價，全都賣給根寶了。根寶的兒子現在娶了媳婦，媳婦已經又養下娃娃了。根寶還是胃口不好，還是天天上山放羊，還是不大能數清楚羊的數目。現在，山上的樹到處都砍得光光的。後溝的樹早就砍光了。
1998年5月9日，細雨中寫於太原
出入山河
十三年前的春天。1985年5月10日下午四點，我和蔣韻背著行囊，穿過黃羊溝村口那幾十棵剛剛抽葉的楊樹，踏上了我們“走西口”繼續北上的路程。透徹的陽光下，滿目灰黃中的這一點嫩綠，綠得叫人揪心。很快，我們就又走進了坦蕩遼闊的灰黃。極遠極遠的南邊是灰騰梁藍黑色的身影，剩下的就是天地相接的沉沉一線。在這種遼闊的空間裏，二十天的時間，就像是一片嫩綠的楊樹葉在陽光下的一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