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張家老墳跟前，我們坐下來拍一張合影。把那架老式的海鷗120黑白照相機，在背包上放穩，扳下自拍鍵，然後走過去對著鏡頭坐在一起，隨著哢嚓一響，照相機把藍天白雲，把像大海一樣起伏的原野，把遼遠的地平線，把那五座碎石零落的老墳，把黃羊溝最早的拓荒者，把兩個滿麵倦容的尋訪者，一起留在了膠片上。現在，隔著十三年的時間，打開相冊的時候，那樣一種說不出的迷茫和悵然，那樣一種說不出的感動和恩情，那樣一種對曆史和時間深邃無比又無微不至的卷入，還是無法填滿照片上那個遼闊的空間。楊大富、楊二富老人告訴我們，這塊地方是老張家門裏爺爺的爺爺那一輩人在“放地”時期來開墾的。他們先向商號借錢買地，拉線為界，挖地坑用蒿稈蓋棚搭茅庵，自己打井，然後開荒種地。老張家爺爺的爺爺叫張泰。可這個拓荒史已經和楊氏兄弟無關了，他們是抗日戰爭時期流落到這裏來的。說起自己的辛酸史，兩位老人熱淚縱橫。這一路上我們不知經曆了多少次這種熱淚縱橫的場麵，而且我們知道，這些屬於每一個人的曆史，這些所有的熱淚縱橫，總有一天都會埋進黃土，永遠不會再被提起，也永遠不會有誰再記得，就像眼前這五個孤零零的土堆。
照片背景上的那片遼闊的原野，被墳墓裏的拓荒者們命名為後大灘，和它相鄰的還有大崗灘、後溝、西溝……被開墾的土地有了名字，可墾荒者的墳墓卻是無碑無字，淺淺的五堆黃土，墳腳圍了五圈零散的碎石頭，這些石頭顯然是耕作的時候從土裏撿出來的。這些為土地而來也為土地而死的人，如今終於和土地沒有什麼區分了，終於也變成後大灘的一部分。這地方遠離大山，取石刻碑顯然是一件難事，顯然是一件財力所不能承擔的事情。於是，這些一塊一塊撿出來的碎石頭，就成了唯一的可能和紀念，就成了曆史和歲月留下的另一種文字。這個內蒙古原野上劃歸於察哈爾右翼（簡稱“察右”）中旗的村子，沒有任何特殊，沒有任何神秘，沒有任何不平凡的經曆。它不過是許許多多由牧而農的土地中的一塊土地，它不過是在許多次遊牧和農耕的反複爭奪、反複交替中，最後定居下來的村落，連它的名字也還是充滿了草原的味道——黃羊溝。現在，我們站起來，收拾好東西背上背包，要從這些拓荒者的墳墓旁邊繼續向前走，向北，去四子王旗。當年——在我們之前的許多許多年裏，曾經有許多許多人，在這條被稱作“走口外”的路上反反複複，來去不定；或隨著馬隊呼嘯南下，或背著行囊結伴北上。被稱作表裏河山的地理障礙，被當作萬裏險關的長城，最終都沒有能阻擋住這種或者洶湧或者無聲的人的流動。
過了兩千多年之後，我們才看明白，作為純粹的軍事建築，作為邊防的萬裏長城，中間很長的一段竟與那條著名的“十五英寸等雨線”相吻合。趙武靈王雄才大略的“胡服騎射”，曆史上無數次的邊關征戰，晉北農民纏綿淒涼的“走西口”的歌聲，楊大富、楊二富兄弟的老淚縱橫，竟然都是在冥冥之中被這條等雨線所逼迫、所限定，竟然都是為一條“等雨線”做了注腳。
當地理作為自然的限定，在漫長的歲月裏限製了人類的行為和曆史的走向時，地理本身卻也反過來不斷被人所打破，不斷被人所改寫，不斷被人重新命名。就像黃羊溝後來又有了大崗灘，就像後大灘上又留下這五座碎石零亂的張家老墳。
二十天前，當我和蔣韻決定要“走西口”的時候，是想象多於事實，浪漫多於真情，獵奇多於樸素。背起背包從朔縣縣城走出來，一路向北，安太堡，井坪，擔子山，西水界，半坡東，大盤，平魯城，周花板，牛家堡，蒼頭河，右玉，殺虎口；然後坐汽車到呼和浩特，到集寧，到察右中旗，到黃羊城；然後再步行到廣昌隆鄉，再走到黃羊溝。一路上尋訪，記錄，照相，錄音。走到黃羊溝的時候，想象和浪漫已經全無蹤影，心裏早已被黃土地上的真實壓出了許多難言的愧疚和悵然。我們深深地為自己的“文學想象”而慚愧，而無地自容。我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權利這樣莽撞，這樣無理地闖進別人的眼淚和墓地裏來。
這一次長城內外跨越千裏的尋訪，是一次對黃土地一步一步的“丈量”，丈量之後，反倒叫人感到曆史這個詞的含糊和難以確定。無論是“胡服騎射”的官方記錄，還是浪漫淒涼“走西口”的民間傳說，都有著太多的曆史遺漏。黃羊溝附近的地名留下了另外的記錄：廣益隆，廣昌隆，廣益恒，義興泉……這都是商號的名字。這裏的村子過去還有一種叫法：地莊子。所謂地莊子就是商號的地產。有了商業的推進，有了商號的財力，有了商人的地莊子，才有了對於農耕技術和農業勞動力的需要，才有了連年不斷的走西口的人流；進而才有了民俗民風、文化藝術的演變和混雜。在走西口的浪漫歌唱的背後，是晉地商人頑強不舍的對於土地和利潤的進取。當然，這一切之成為可能，還因為清太宗皇太極在征服中原以前已經先征服了蒙古；更因為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掃平“天下”稱帝中國，把所有原來的邊關險地，轉眼間變成了深廣的內陸。在中國曆來重農輕商的“正統曆史”中，是不會記錄任何關於商人的曆史的。你不去追問，這些廣益隆、廣昌隆也就永遠不會對你說話，永遠不會成為“曆史”。
我當然更知道，我們這兩個“關裏人”的眼睛，一路從關裏看到關外，一直看到黃羊溝，我們都還沒有看見一個真正的“關外人”，沒有看見一個蒙古草原上原來的曆史主人。曆史書上把他們叫作“遊牧民族”。在走西口的曆史裏並沒有對他們的記錄。
離開黃羊溝的第二天，我們來到四子王旗旗府——烏蘭花。滿街都能聞到羊肉的膻味，到處都能聽到擴音器裏馬頭琴嗚嗚咽咽的吟唱。我們住的賓館當晚為自治區農科院來此“蹲點”舉行宴會，宴會上烏蘭牧騎的歌手且唱且舞，挨桌敬酒，歡聲震天。可我知道擴音器裏的馬頭琴，酒桌上的牧歌，都不是真正牧民的東西。我有一個姐姐曾經在內蒙古草原的最深處，在東烏珠穆沁旗一個叫白音寶力格的地方做過四年牧民。她曾經給我講過許多關於蒙古牧民的事情。如果不把他們在許多許多年裏南下或是北上的經曆寫下來，我們所知道的還是一部殘缺不全的曆史。臨行前的那個早晨，有一個走錯了門的老人突然打開我們的房門，他問，你們是來收購駝毛的嗎？他的漢語說得很勉強，有點像是在“唱”。我們說，不是。老人很禮貌地點點頭。老人說，對不起，然後關上門退出去。這一閃而去的老人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張紫銅色的臉，一襲深藍色的長袍，腰間一條杏黃的腰帶。簡短的對話中流露出那麼純粹的樸素和尊嚴。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任何事情。可我想，他肯定是一個真正的蒙古牧民。
這個一閃而去的陌生的老人，再一次叫我看見了“曆史”這兩個字背後深長的陰影：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四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明星出西方。
（《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
明，世宗嘉靖中……俺答諸部喜與折箭而去，其精兵載鐵浮屠，馬具鎧甲，刀矢錟利，望之若冰雪。經朔州，破雁門，掠太原而南，列營汾水東西，駐平遙、介休間。掠潞安、平陽。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人二十餘萬，畜二百餘萬。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躪田禾數十萬頃。輜重迤邐，整旅而歸……
（《朔州誌》卷之八，武備兵氛）
這都是我在這次走西口的路上尋訪到的曆史。可在這些以方塊字記錄的曆史中，不知道會有多少遺漏、歪曲、誤會、省略，故意的放大以及故意的縮小，不知道把多少廣昌隆、楊大富、楊二富，和這個紫銅臉膛的老牧民排除在曆史之外了。
坐上南返的汽車，告別烏蘭花。遠遠看見了陰山的支脈大青山，黑藍赤裸的山體寸草不生，幹裂的岩峰排空兀立，猙獰、蒼涼而又絕望欲哭。翻過大青山是呼和浩特，再向南，經過外長城就是大同、朔州，經過內長城的陽方口，再向南，就是太原，就是我們出發的地方。陰山腳下，長城內外，真不知還有多少永遠不對我們說話的曆史。
1998年5月22日下午寫，24日改定於太原
卻望呂梁是故鄉
我是1969年1月12日離開北京來到呂梁山區的，在一個叫作邸家河的小山村裏當了六年插隊知識青年。插隊的時候沒有想到日後會當作家，更沒有想到幾十年後，竟然會把一個叫馬悅然的瑞典人帶到邸家河來做客。
1986年我開始了係列小說《厚土》的創作，這部小說還有一個副標題“呂梁山印象”。小說陸續發表後，在國內外引起一些反響。這一年的6月10日我接到一封來自瑞典的信，寫信人是陳寧祖女士，她自我介紹她的丈夫馬悅然是瑞典漢學家，正在翻譯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他們在不同的刊物上看到《厚土》，說是“很想翻譯”。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馬悅然何許人也，當然也更不知道他有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教授、院士、歐洲漢學協會主席等一係列頭銜。隻是覺得有人“很想翻譯”自己的作品，這讓我很高興。於是，從那時起，開始了我們之間的交情。先是筆墨的，後是感情的，現在可以說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從《厚土》開始，接下來是《舊址》《無風之樹》《萬裏無雲》，在前後十幾年的時間裏，悅然一本一本地翻譯了我大部分的作品。1988年《厚土》的瑞典文譯稿完成，交給布拉別克（BRA BOCKER）出版社出版。1989年初，悅然告訴我，他和寧祖很想到呂梁山來看看，並且他已經和七八位諾貝爾獎評審院士說好要一起到中國來，到呂梁山來看看我插隊的村子。很快，因為特殊的原因這次行程取消了。1990年他們邀請我第一次去瑞典訪問，其中有四五天的時間住在瑞典南方他們的別墅旁邊，那幾天，寧祖天天給我做中餐。1993年他們夫婦兩人一同來中國到雲南、四川遊訪，在北京見麵時我們還在討論什麼時候能一起去呂梁山。
1996年寧祖在斯德哥爾摩病逝。三人的約定從此永缺一人。
1999年悅然再次提起要來呂梁山的動議。為此我已經打聽預定了上山要用的越野車。悅然決定和斯德哥爾摩大學東亞係主任羅多弼教授同來，並且要帶他的小兒子陪他一起來。一切準備就緒的時候，又是因為特殊的原因被迫取消了行程。這之後，我又去過兩次瑞典。2001年的諾貝爾獎百年慶典，我受到特別邀請再赴斯德哥爾摩，但悅然已經不再提起來山西的話題。呂梁山就在眼前，每天我在自己家的陽台上，隻要抬起眼睛就能看見它，真的是近在咫尺。所謂物是人非，所謂世事難料，沒有想到，我和悅然的約定，竟是如此的曲折艱難。
2002年，悅然開始發表他自己用中文寫的一係列回憶隨筆。隨筆結集出版的時候取名為《另一種鄉愁》，悅然來信，要我為他的書寫序。於是，就有了我那篇《心上的秋天》。又是“鄉愁”，又是“秋天”，個中情懷溢於言表。隨後，此書在海峽兩岸先後出版。其中三聯版的《另一種鄉愁》第一版五千冊，很快告罄，出版社隨即再印第二版三千冊。
2004年春天，我插隊時的房東閏月子，帶孫女來太原看病。閏月子告訴我，邸家河附近的山上發現了一個大煤礦，已經有公司投資了一個多億，鑽探、開發、修建廠房，邸家河說不定很快也會搬遷了。我立即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悅然，我說，悅然你能不能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要很快回去看看邸家河的。悅然立刻從網上回信，有幾分悲壯地宣布說：在死之前，我一定要去邸家河看看！
於是，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呂梁山之行的準備。
今年8月25日我到北京送女兒回法國上大學。26日我和悅然先在北京會合，陪他去了東四史家胡同，看他當年住過的老宅。隨後，又和台北來的陳文芬女士會合。27日坐大巴走高速公路，北京，大同，太原。當晚，妻子蔣韻設宴為客人接風。第二天，沿大運高速路南下臨汾，而後，過汾河向西，登上呂梁山。因為去蒲縣的省級公路在修路，我們隻好走河底鎮，冒險翻越豹梁。沒有想到，國產的六缸紅旗轎車還真是爭氣，在一段又一段的泥漿山路上“走旱船”，居然被它全部踩過。當天下午，夕陽斜照的時分，滿車泥漿的我們終於走進邸家河，終於在村口看見了那棵被我說過無數次也寫過無數次的老神樹。十五年前的那個約定，終於在這一刻夢想成真。這棵被老君坪的山泉滋養的老楊樹，得天獨厚，長了足有半間屋子那麼粗，四五層樓房那麼高，枝繁葉茂，濃蔭匝地，蒼老的樹皮一道一道翻裂開來，像是被犁鏵翻耕過的土地，不知把多少歲月沉澱在它蒼老的皺紋裏，誰也說不清它到底活了幾百幾千年。
閏月子早已經為我們專門打掃了一孔窯洞，準備了幹淨被褥，還特意用藍色的花格塑料布圍出一道漂亮的牆裙。我跟鄉親們開玩笑說，咱們邸家河三千年，除了見過日本鬼子之外，這是第一次看見一個洋人。其實，除了老神樹之外，小小的一個山村，沒有任何可供旅遊者“奇觀”的風景。空間被村東村西兩隻石頭獅子把守，時間隻剩下一塊記錄重修廟宇的石碑，當年的知青宿舍已經廢棄，門窗都是暗影幢幢的黑洞，院子裏、屋頂上蒿草橫生……
在來之前，悅然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能由他來做東，請邸家河全村的男女老少打牙祭。這一次，他終於如願以償。悅然從剛剛得到的《另一種鄉愁》的版稅裏拿出三千塊，交給閏月子、平安父子倆去操辦。買酒，買肉，買菜，炸魚，燉雞，蒸饃。從飯店裏租來桌椅板凳、鍋碗瓢盆。閏月子依照老規矩，前一晚挨家挨戶去問請。村裏的女人男人紛紛來幫忙。平安還專門租來一套音響，大唱梆子戲。請來神鎖當大廚，開出菜譜，八個涼盤，十個熱菜，一道湯。8月30日，農曆七月十五那一天中午，豔陽高照，邸家河全村男女老少，加上南耀村聞訊趕來的鄉親，總共一百來口人，在平安家的小院裏辦起一場地道的鄉村筵席。最後，連黴黴那個又傻又啞的媳婦也正正經經坐到席麵上來。滿院子的歡聲笑語，滿院子的舉杯相慶。如今邸家河的生活比我們插隊的時候強似百倍，通了電，有了電話、電視，甚至每家的院子裏還裝上了自來水。可是，新的困難也來了，隨著煤礦公司的大舉推進，土地被強占，引發了農民集體上訪。鄉親們世世代代地渴望著改變自己貧困的命運，可改變所帶來的這一切卻又讓他們始料不及。看著這滿院子熟悉的笑臉，不由得感慨萬端：所謂黃了穀子，紅了高粱，轉眼就是幾十年，“曆史”這兩個大字，常常是和這些普通人無關的。如果不是和這些窯洞裏的勞動者生死與共，相濡以沫，你永遠也體會不出在那些憨厚笑臉背後的生命深度。
那天夜裏格外晴朗，稀疏的雲團之間是柔和明朗的月亮，整個山穀一片迷蒙的銀光。睡到淩晨四點的時候起來去廁所，推開窯門來到院子裏的一瞬間，我還是被眼前看過了無數遍的景色驚呆了：銀盆似的大月亮靜靜地沉落在西山坳裏，天上隻剩下幾顆疏朗的星星，東邊的啟明星像一滴閃光的冷淚幽幽地掛在墨黑如淵的天幕上。四野無聲，隻有我自己輕輕的喘息。
8月31日的早晨下了幾滴濕地皮的小雨。為了保險起見，早飯之後，閏月子和平安還是開著他們的三輪農用車，帶上鐵鍁，為我們護航送行。一直到翻過豹梁，看見山穀下麵河底那邊的焦炭廠了，閏月子他們才和我們告別。站在半山坡上，地老天荒之中悅然說，來，再抽最後一支煙。很快，煙抽完了。大家拍拍肩膀，各自上車。閏月子和平安一直站在路旁，等著我們先走。
三天很短，一閃而過。
六年很短，一閃而過。
十五年的時間也很短，也一閃而過。
從我插隊第一天來到呂梁山，至今已經三十五年，還是很短，還是一閃而過。年過半百，才懂得人生苦短。在這一閃而過的時間和人生裏，呂梁山卻成為永世難忘的記憶。先是我的記憶，後來又成為瑞典人馬悅然的記憶。
2004年12月11日午夜寫，28日晚改定於太原
九月尋蹤
一塊簡陋的路牌孤零零地舉著胳膊站在岔道口上，一眨眼，就從平坦的柏油路擠上了坑坑窪窪的土路。寬闊遼遠的群山之間，這條坑坑窪窪的土路一路向上漸行漸遠，細如遊絲，終於掙斷了線，好像它不是淹沒在荒遠的山頂上，而是淹沒在幽深冷寂的藍天裏。遊客如織、寺院林立的台懷鎮轉眼落在了身後，熱鬧和喧囂也像是被突然澆滅的篝火。群山無語，隻有漫山遍野的鬆樹，和它們重疊的塔形樹冠，靜穆地站在透徹的陽光裏。我們要去的吉祥寺就在土路的盡頭，那個地方叫清涼橋。清涼橋地處五台山偏僻的台中，離台懷鎮二十多公裏，因為路遠，來五台山遊訪的客人很少有人能去。我們不辭勞頓趕去清涼橋是為了拜訪一位僧人，準確地說是要去拜訪一位僧人的靈塔，這位僧人的法號叫能海。能海法師是悅然的忘年交。
1990年秋天第一次和悅然見麵，就聽他說起過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高本漢，一個就是能海。高本漢教授是悅然的漢學導師，而放下軍刀立地成佛的能海法師是悅然的忘年交。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這兩個人居然都和山西有著極深的淵源。高本漢教授1910年底來到當時的山西大學堂任西齋語言學教習，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離開中國，取道西伯利亞大鐵路回到瑞典。正是在山西教學期間，高本漢教授騎著毛驢深入實地做艱苦細致的方言調查，隨後寫出了奠定他學術地位的極負盛名的《中國音韻學研究》。至今，在山西大學文學院主樓的走廊裏還懸掛著高本漢教授的大幅照片。寫出了《中國音韻學研究》的高本漢是和張籟、郭象如、黃侃、李亮工、常讚春這樣一些高山仰止的宿儒一起比肩而立的。2006年暑假期間，悅然為他自己撰寫的《我的老師高本漢》中文版翻譯工作來到北京，和翻譯者李之義教授一起校對譯文，到9月工作告一段落，悅然和文芬一起來到太原在我家裏小住，休息數日。臨來之前，悅然在電話裏特別說明他們自己承擔這次的費用，並且再三強調一不要見官員尤其是作協的官員，二不要見記者，不要有任何采訪，隻想安安靜靜地休息幾天。我問悅然，那你們在山西想看看什麼呢？悅然說，想看看他的老師高本漢工作過的地方，再有，就是想去五台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能海法師的蹤跡。於是，我們先去山西大學文學院主樓拜謁了高本漢教授的照片；隨後又去了蔣韻的母校——太原師範學院侯家巷校區。1902年創辦的山西大學堂就在侯家巷。一些殘存的中西合璧的磚構建築曆經百年依然如故，樓內的牆壁上還嵌有宣統三年鑿刻的“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教職員題名碑”。可惜，能供勘察的實在有限，隻用一個上午就看完了所有的內容。悅然意猶未盡，他還帶來一幅當年高本漢教授拍攝的老照片，是一座古建築的側影，飛簷翹壁，廊柱依稀。我們查遍資料，到處打聽，可還是無法找到它的任何線索。所有曾經巍峨矗立過的真實，最終，都在時間的河水裏浸泡成了邊際模糊的老照片，變成了無法還原的尋找。
帶著這樣的遺憾我們來到五台山，希望能和悅然一起尋找到能海法師的蹤跡。悅然說他是在上世紀40年代認識能海法師的，能海在出家之前是四川軍閥部隊裏的團長，後來以在家居士身份來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薩時決意出家，回川後他脫下軍裝，遣散家人，放棄一切財產、名分，兩度進藏求師修行，抗戰期間曾在成都近慈寺創建金剛道場，弘法利生，一時轟動西南。到了1953年，能海法師又返回五台山，專心選擇了偏遠荒蕪的清涼橋吉祥寺做根本道場，率領眾僧翻修屋舍，開荒種地，設壇開講《四分律根本含》。最終，能海法師是在“文革”劫難中坐化而去遠離苦海的。
在此之前悅然已經知道能海法師早已辭世。我嶽父有一幀上世紀60年代他在五台山廣濟茅棚和能海法師的珍貴合影，據說這張照片是所能找到的能海法師在世期間最後影像。五台山的僧人為了給能海法師塑像，還曾專門派人來借去照片當作參照的摹本。這次我們為了方便尋訪，又拜托我嶽父專門從太原崇善寺住持的手上拿到一封介紹信說明原委，希望能得到五台山寺院僧人的幫助。在五台山的寺院裏，能海法師的名字如雷貫耳，他被僧人們尊稱為老上師。幾經交涉，我們被領進能海法師的事跡陳列室。陳列室裏除了能海法師的金身塑像之外，隻有很少的幾張照片，和附在照片下麵的簡短的說明文字，再無一件實物，再無其他記錄。在此岸的苦海裏真實地度過傳奇一生的能海法師，悅然曾經的忘年之交，也正眼睜睜地在我們的麵前變成一種難以還原的尋找。可能是看出了我們難掩的遺憾，講解的僧人說，老上師的新靈塔建成不久，就設在清涼橋吉祥寺院內，靈塔上還有趙樸初居士題寫的銘文。
於是，為了還原一個曾經的真實，為了印證一段刻骨的情誼，我們再次上路，直奔清涼橋吉祥寺。當我們站在能海法師白色的靈塔麵前時，碧藍的天空纖塵不染，九月的斜陽慈祥地鋪滿了院落，浩蕩的山風把塔身上的經幡刮得翻飛不止，寺院外麵的山坡上站滿了鬆林，重重疊疊的塔形樹冠肅穆地矗立在透徹的陽光裏，就像是沉在水底的倒影，亦真亦幻。
忽然，有啄木鳥“嗒嗒”的敲打聲從那片深沉的倒影裏傳出來……
2013年5月3日，為悅然九十歲壽辰記於北京
溫暖的燈光
我曾有幸兩次來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WP）”的活動。第一次在2002年的秋天，我們三對夫婦六個人因為不同的項目，湊巧一起來到愛荷華，一起參加了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的活動。六個人裏我和蔣韻寫小說，西川寫詩，薑傑做雕塑，廖一梅寫劇本，孟京輝是導演，這麼多不同行當的人能聚在一起太難得了，難得到簡直就是不可能。可十五年前的秋天，就像一個奇跡，我們在萬裏迢迢的愛荷華，在山林環抱的鹿園，在聶華苓老師爽朗的笑聲中相遇了。從此，大家成了最好的朋友。也從此，共同擁有了一個遙遠的牽掛。
記得我們和西川、薑傑夫婦是一起先到的，在芝加哥轉機，再落地時已經是晚上，來接機的是位中國大陸來的博士研究生，直接把我們送到鹿園和聶老師先見麵。因為天黑，什麼也看不清，隻記得在黑壓壓的樹林裏看見一簇溫暖的燈光，聶老師滿麵笑容地從燈光裏走下樓梯迎接我們。第二天傍晚，聶老師又來住所看望，讓我們跟她下樓搬東西，從汽車後備箱裏像變魔術一樣端出一大堆炊具：蒸鍋、炒鍋、鏟子、勺子、筷子、盤、碗、水杯，甚至連洗碗布都有。聶老師說，都是舊的，不知多少人用過了，沒關係，洗一洗，煮一下還能用，走的時候再還給我，留著，下一次還會有人用。說著自己先就大笑起來，真是不知道給多少人用過了，台灣的，香港的，大陸的……簡直可以當文物了！
炊具之外還有吃的，水果、麵包、香腸……一樣一樣拿出來，不容我們連聲致謝，聶老師又笑了，沒關係，你們剛剛來不熟悉，過幾天熟悉了我開車帶你們去買，你們累了，先休息吧，倒倒時差，我馬上走。說得幹脆、肯定，不容遲疑。
放下東西，我們陪她走下樓，剛剛揮手，她已經開著自己的那輛斯巴魯轉眼消失在夜色中。秋天的夜晚已經有了幾分寒意，大學城燈光寥落，一片靜謐，愛荷華河在身後靜靜地流過，偶爾可以聽見河裏傳過來隱隱的水聲，像是有人在黑黢黢的樹影後麵深深地歎息。剛到美國，一切都還沒轉過神來，一切都有點像是夢境，心裏的陌生感被樹影後麵的歎息一次又一次地推到夜色裏來。
在此之前，我曾和聶老師有過一麵之緣。1989年4月初，在舊金山伯利納斯鎮的一個中國文化研討會上，第一次見到聶老師和保羅。大概是我的發言引起她的一點興趣，我看她不停地給保羅翻譯，很興奮，會後又特意把我介紹給保羅，我們還交換了地址和電話。此後中國大變，我們彼此音訊全無。記得也是到了秋天，大概是10月，突然接到聶老師從莫斯科寄來的明信片，轉告我的《厚土》獲得當年度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而且我有幸和著名學者、魯迅先生的好友台靜農老先生獲得同一獎項。聶老師說，她是評委，忍不住先把好消息告訴我。聶老師的字大氣老到，乍看之下竟然覺得不像是出自女士的手筆。可惜，我沒能出席那一次的頒獎儀式，還是第二年，由季季女士千裏迢迢把獎杯送到山西來。
很快，孟京輝、廖一梅夫婦也來了。孟京輝帶來他剛剛拍出的新電影《像雞毛一樣飛》，西川除了參加國際寫作計劃的活動，還要擔任一學期的當代中國文學課程。小小的一座大學招待所裏忽然來了六個中國大陸人，很顯眼，也很熱鬧。很快鹿園也成了我們聚集的沙龍，每到周末，聶老師都會做一餐好飯菜，急不可耐地把我們一起召集過去。往往她還要開車過來接。沿河走十分鍾，之後向右拐上山道，一條曲折陡峭的山路盡頭，在滿山密林之中亮起一片溫暖的燈光，那就是聶老師的家，就是鹿園。
鹿園真的有鹿，而且是野鹿。每天都會有鹿群不聲不響地出現在房子後院的樹林前，舔食聶老師專門給它們投放的碎玉米。屋子裏的人說話聲音大一點，鹿們就會警覺地抬起頭來張望。記不清有多少次了，在說笑正酣的時候，忽然扭頭看見那一片黑亮無辜的大眼睛，不由得就屏住了聲息。
緊挨著看鹿的大落地窗，就是那張著名的長餐桌了。白先勇、林懷民、潘耀明、鄭愁予、瘂弦、張大春、陳映真、駱以軍來過；巴金、艾青、丁玲、汪曾祺、茹誌鵑、王安憶、王蒙、張賢亮、蘇童、莫言來過；非洲、亞洲、拉美、東歐……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作家都來過愛荷華，更有許多人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下，衝破重重阻礙來到愛荷華，他們都曾坐在這張大餐桌前或歡聚暢談，或爭論不休。我們也一樣，整晚整晚地歡聚暢談，爭論不休。也常常聽聶老師講她自己的故事，她的家世，她怎麼從小就成了國民政府的烈士眷屬，怎麼在抗日期間在重慶讀大學，怎麼到了台灣，又怎麼因為《自由中國》雜誌受到牽連丟了工作，在被特務監視下喪失自由，她怎麼為了被捕的同人去找胡適先生求助卻空手而歸，在近乎絕境中，是台靜農先生以台大中文係主任的身份伸出援手，聘請她到台大工作……她和保羅怎麼創辦國際寫作計劃，連她和保羅從認識到結婚的過程，她都毫無忌諱地講，常常還把一本又一本的老照片搬出來：在台灣，到美國，孩子們，原來的家，現在的家，保羅在船上，保羅在演講……一樣一樣講給我們聽。有時甚至還把保羅給她買的精美的服飾穿戴出來給我們看。這樣做、這樣說的時候，她常常就感歎：我將來一定要寫一本書，把這些都記下來……而後，又帶著幾分決絕宣布：最後一本書！果然，後來就有了她那本圖文並茂的《三生三世》。
聶老師是個喜歡熱鬧的人，很快，我們的聚會就從周末一聚變成了每隔一兩天就要聚一次。在我們的暢談和爭論中，鹿園由沉沉暮色而漆黑一片，由漆黑一片而星鬥滿天，由星鬥滿天而月朗星稀……常常是聊到午夜，我們告辭說，聶老師太晚了，今天就到這兒吧。聶老師斷然抬起手來，不行，不行，我還沒有累呢，你們年輕人還怕什麼？來，再喝一點酒，你們自己挑！於是，夜色就在溫暖的燈光下，在晶瑩的酒杯裏一寸一寸褪去。有一晚，當我們六個人從鹿園沿著河岸公路走回大學城的時候，天邊已經蒙蒙泛白。啟明星低淺地掛在黎明前的天幕上，微弱的晨光中，深秋的愛荷華河飽滿、安靜，像個行動遲緩的孕婦，在黎明前的原野上慢慢留下遠去的背影，把深沉的歎息聲帶進依稀的迷蒙當中。小城之外，大河兩岸，到處都是無邊無際的青紗帳，到處彌漫著大豆和玉米的清香。
三個月的學業好像剛剛開始就結束了。臨走前，薑傑為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留下了她精心創作的保羅的雕像。這座銅像至今擺放在IWP的大廳裏。
2007年我受邀再次來到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創立四十周年的慶祝活動。去之前頗費斟酌：四十周年的慶典帶一件什麼禮物呢？最後還是蔣韻想出個好主意：寫一幅字，裝裱好帶去。寫什麼呢？蔣韻說，就寫“全世界的愛荷華”。言出心聲，名副其實。於是，我們請山西著名的書法家、好朋友沈曉鷹女士寫了一件橫幅，寬大雪白的宣紙上，用漢代竹簡的隸書字體寫出這七個墨跡酣暢的大字。兩千年前的古風和21世紀的當代就這樣交彙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寫作者就這樣和愛荷華交彙在同一幅雪白的宣紙上。聶老師看後囑咐我說，李銳，這次還有從香港、台灣、加拿大來的華文作家參加慶典，這幅字最好是代表所有華文作家的獻禮。我說，好！慶典晚會上，當我和西川打開橫幅的時候，大廳裏響起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