渾然不覺中，距離第一次去愛荷華已經十五年，距離第二次竟然也已經十年。十五年來和聶老師的電子郵件聯係一直沒有間斷。最近，女兒笛安受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也還是聶老師首先來信通知的。打開信箱的瞬間，不禁感慨：這已經是兩代人的友誼了。
時間真長，人生真短。
十五年裏，許多人去世了，許多人誕生了，許多人來到愛荷華，許多人離開愛荷華，許多事漸漸褪變成模糊的灰白色，滿頭黑發也在不知不覺中兩鬢蒼蒼……可心裏卻一直記著，一直忘不了，在愛荷華河岸邊，在山岡上的密林裏有一片溫暖的燈光。
2017年8月23日傍晚於北京，9月10日改定
本文為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五十周年而作
永失“故居”——托爾斯泰的另一種啟示
曾經因為各種機會拜訪過幾位作家的故居，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有名氣極大的，也有名氣稍小的。我總覺得那些大同小異的陳列顯得局促、做作，而又離題甚遠。當一條澎湃的大河滾滾而去之後，留下來的那具幹涸的河床，不管怎樣精心布置都讓人覺得了無生氣。
1989年6月8日，我隨中國青年作家赴蘇訪問團到北京集中，旋即飛往莫斯科，當然又免不了參觀故居，托爾斯泰的故居當然又在必看之中。但這一次卻是在決然不同的情懷中與托翁悲涼地相遇。
講解員小姐起勁地解釋著，並時不時地提出些俏皮的小問題，讓我們猜猜托爾斯泰的孩子們吃誰的奶，又指著一張簡陋的硬床問我們這到底是仆人睡的還是托爾斯泰睡的。其實對托爾斯泰稍有了解的人，都用不著回答這類非常旅遊化的問題。那個穿了一身農民的粗衣服，一定要步行或騎自行車往返於莫斯科和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之間的人，是不會讓孩子們喝牛奶，也不會貪圖軟床的。從那些與托爾斯泰無關的精心和俏皮當中走出來，在房子後麵一片幽靜的樹林裏徜徉留步，腦子裏卻一直糾纏著一幅怎麼也擺脫不掉的圖景——1910年11月10日，已經是八十二歲老人的托爾斯泰，在風雪之中逃離了他眷戀一生，也居住了一生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他終於逃離了溫暖的故居，逃離了安詳的土地，在一個寒冷黑暗的冬夜客死於阿斯塔波沃，那是一個用鋼鐵和蒸汽機車組合起來的喧鬧的火車站，那是一個充滿了現代性的公共場合。
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故居，托爾斯泰度過了一生絕大部分時間。他在這兒結婚，在這兒生兒育女。他曾在這兒起草方案解放農奴，卻又因為農民的拒不接受而失敗。他曾在這兒為農民開辦過二十多所學校，希望能夠教育農民。他因為厭惡農奴製，而厭惡自己的貴族階層，厭惡自己原有的生活習慣和感情。於是，身體力行地決心把自己變成一個像樣的農民。他持齋吃素，草履布衣，做農活兒，縫靴子。他甚至抨擊自己的《戰爭與和平》是“老爺式的遊戲”。為此，他宣布放棄自己的版權。他進而放下文學的筆，直接拿起論戰的筆，抨擊沙皇和社會的不公。和我們這些當年到廣闊天地去“磨一手老繭，煉一顆紅心”，走向社會、批判一切的知識青年決然不同的是，托爾斯泰沒有什麼偉大領袖的號召可以響應，托爾斯泰毅然決然去做這一切的時候，心裏充滿了贖罪的悲憫，充滿了晚霞當空般的明澈和寧靜；托爾斯泰去做這一切的時候，是因為他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內心的渴望之中。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在這個故居裏創作了飲譽世界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複活》這三部皇皇巨著。但是，有了這一切，做了這一切，實現了這一切的托爾斯泰，還是從他魂牽夢繞的故居出走了。僅僅用夫妻間的齟齬，是解釋不了這個出走的。
那個八十二歲老人的出走，是一個象征，一個人類的象征。從托爾斯泰跨出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第一步起，人類將永遠告別古典和史詩。從托爾斯泰跨出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第一步起，人類的精神和靈魂就被從古典的“故居”中永遠地放逐了。古典和史詩在1910年11月10日與那個八十二歲的老人一起從故居出走，並最終感染肺炎，於1910年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同時病逝了。遵照托爾斯泰的遺囑，他們共同的墳墓上沒有墓碑，也沒有十字架，隻有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森林與他們在晨風暮雨中朝夕相伴。20世紀的現代科技和革命的血雨腥風，終於剝奪了人類最後一個故居。在經曆了阿斯塔波沃火車站那個寒冷的冬夜之後，人類再也沒有“萬物之靈”的自大可以依憑，再也沒有崇高的台座可以站上去永恒，人類隻能從那個喧囂的火車站開始自己尷尬、孤獨的現代旅途。在那之後，人們還要經曆兩次世界大戰，才終於猛醒到眼前的這一片廢墟，曾經是自己那個古老溫暖的故居；才終於猛醒到那古老和溫暖竟是一場夢幻，竟是如此不堪於曆史的風風雨雨。在經曆了阿斯塔波沃火車站那個寒冷的冬夜之後，一切板著麵孔再來“史詩”、再來“崇高”的人，隻能讓人想到令人難堪的精神撒嬌，隻能令人發笑——是苦笑。
作為一座雄偉的高山，那個悲憫滿懷的八十二歲的老人，給我們留下了最後的古典和最後的史詩；也更給我們留下了從古典和史詩之中無奈而又淒涼的出走。
嗚呼，曆史不再！
哀哉，故居永失！
不管你願意還是不願意，不管你有勇氣還是沒有勇氣，你都必須接受，隻好接受，也隻能接受這個唯一的處境。
無論西方人，還是東方人，都應該記住那個日子，記住那個寒冷的冬夜，記住那個地點——1910年11月10日,阿斯塔波沃火車站，那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現代人的出生日和出生地。
1994年6月19日於太原新居
嵯峨……嵯峨……——日本印象之一
11月3日晚上到京都，5日下午離開。在京都隻有不到兩天的時間。其中4日的下午和晚上，吉田富夫教授盛意安排了佛教大學的公開演講和晚宴。留給我看京都的時間隻有演講前的那個上午，和晚宴後的第二天上午，5日下午三點半就坐新幹線去東京，車票就在我的書包裏。東京之後是仙台，仙台之後是函館，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一切都不可更改——這是一個現代旅行者必須遵守的規矩。
京都是千年古都，是日本文化的發祥地，當初是仿照唐朝都城長安建設的，至今可以在京都的街牌上看到從“二條”一直到“十條”的街名。湊巧的是我就在山西太原一個叫作“南華門東四條”的胡同裏住了三十年，所以，走在京都街頭，似曾相識的感覺撲麵而來。據我所知，在京都，國家指定的重點文化遺產建築一百八十九處，國寶級的建築三十八處。可留給我的時間隻有兩個上午，如此緊迫的時間去看什麼好呢？想來想去，既然注定了隻能走馬觀花，索性放棄了選擇。我對吉田教授說，要去看什麼地方，參觀什麼建築，一切都聽你的，一切都由你決定，你說去哪兒就去哪兒。
看到客人放棄了選擇，反倒叫東道主頗費思量。
吉田教授從上大學開始就一直住在京都，已經住了五十多年，對京都的一切了如指掌。和吉田教授雖是初次見麵，但是為了翻譯作品的事情多次書信往返，神交已久，一見如故，本也就用不著客套，事情就這樣定下來。
於是，第一個上午吉田教授領路，帶著我和日比穀小姐先上山去參拜佛教大學的本山寺廟知恩院。吉田教授告訴我們，知恩院屬淨土宗，當年就是知恩院的住持倡議、籌資建立了佛教大學。明治維新以後，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全日本確立神道教為國教，排斥、壓製其他宗教。知恩院由於有大學為支撐，躲開了一次劫難。從知恩院出來順路遊覽了岡山公園，稍作小憩。再去清水寺，下山時閑散地走過三念阪的小巷。說閑散，其實也不是真的閑散。這天是周日，山上山下人潮如湧。其中不少是成群結隊的中學生。原來在日本，中學生升入高三第一個學期，要由家長出錢，學校組織同學外出遊覽一次，意思是學生們馬上就要成年了，應該去看看外邊的世界。京都自然就常常是首選。
第二個上午日比穀小姐已經回東京，吉田教授有課，換了垣穀好子小姐做導遊。吉田教授囑咐說，金閣寺一定要去看看，離佛教大學很近，還可以一起吃一次午飯，然後如果有時間最好還是要去看看嵐山。在中國有兩個日本的地方很出名，一個是魯迅先生留學的仙台，一個是周總理寫過詩的嵐山。已經近在咫尺，當然要去看看，時間緊也要去，何況吉田教授已經說了“最好還是要去看看”。
現在回想起來，幸好聽了吉田教授的話去了嵐山，否則就會和那兩個字失之交臂。
坐計程車直奔嵐山。走下汽車，迎麵看見兩脈青山夾著一灣碧水，幾隻白鷺掠過水麵在幽穀中翩翩而去，纖細的翅膀在蒼翠之間劃出一線淺淺的悠長。沿著翠流旁的台階拾級而上，沒入山林，先去看過周總理的詩碑。剩下的時間真的隻能走馬觀花了，就隻好坐在車裏慢慢走。好在開車的司機先生對嵐山極為熟悉，也極為喜愛自己的家鄉，一路開開停停，輕聲地為我們指點一兩句，臉上一直都是由衷的微笑。
經過竹林小道，經過神社，經過長滿青苔的草屋酒家，經過柴門輕掩的私人庭院，漸漸地，我越來越多地看見那兩個字——“嵯峨”。街角上，石路旁，常常可以看到“嵯峨酒家”“嵯峨旅店”“嵯峨旅遊紀念品”……甚至還看見一塊“嵯峨村管理委員會”的大牌子。我終於知道這嵐山腳下的村莊名叫“嵯峨村”。一時間，他鄉遇故知的興奮讓我忘了眼前美景，深深地沉浸在對這兩個字的奇遇之中。又是一次似曾相識。又是一次對似曾相識的深深感慨。記憶中，嵯峨這兩個字，在現代漢語裏已經很少看見了，尤其是在中國當代人的白話文中基本絕跡。可是誰都知道，這兩個字曾經在中國古代典籍裏，在中國古典詩人的筆下反複出現，反複吟誦。
在《楚辭·招隱士》裏有：“山氣巃嵸兮石嵯峨，溪穀嶄岩兮水曾波。”
在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裏也有：“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岩嵾嵯……”
杜甫的五言律詩《江梅》的尾聯是：“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一直到了晚清，在詩人黃遵憲的筆下也還有“戰台祠廟巍然存，雙闕嵯峨聳虎門”的詩句。
可是自從白話文以來，又自從簡化字以來，和許許多多的方塊字暌違久矣！豈止是暌違，早已經陌生到形同路人，所謂“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沒有想到跨海而來，在嵐山腳下，在這座優美如畫的小山村裏，我這個大半生操筆墨生涯，大半生寫簡體字的人，卻和古老的“嵯峨”遽然相遇。
這遽然的相遇，讓我忽然看清楚了自己和古典相隔了有多麼遙遠，歲月千年，海天相隔，一時間五味雜陳，感慨萬千。我告誡自己，這嵯峨不是那嵯峨，你不要一廂情願，不要把別人的房舍當成自家庭院。可是，嵯峨這兩個字不斷從街頭巷尾閃現出來，和我擦肩而過，四目相對，欲言又止，視線一次又一次被扯斷，扯出許多莫名的惆悵來。於是，隻好自己安慰自己：讓“嵯峨”和這樣一座如詩如畫的小山村相依相伴不也是一種美好的歸宿嗎？可這安慰還是讓人平靜不下來，心裏還是不由自主地牽腸掛肚：
當初，他們兩個形影依依，遠離故鄉，跨洋越海來到這裏，到底經曆了多少坎坷和蹉跎呢？到底有過多少不為人知的艱辛和冷暖呢？到底有過多少柳暗花明的峰回路轉呢？
這樣問過了，想過了，還是不行，和他們擦肩而過的時候，心裏還是翻來覆去地默念不已：
嵯峨……嵯峨……嵯峨……
2007年12月20日寫，25日改定於草莽屋
燒夢——日本印象之二
因為是坐在下層，車窗太低，視線常常是貼著站台的地皮，覺得火車開得尤其的快，從東京到仙台隻用兩個多小時，時速兩百多公裏的新幹線子彈頭列車，帶著我們一頭紮進沉沉的夜幕。
現在回想起來，在黑夜進入仙台是最恰當的。當曆史在歲月的磨蝕下麵目全非的時候，隻有黑夜是不會褪色的，隻有黑夜最符合當時的曆史底色，最符合魯迅先生的心境。離開仙台二十年後，魯迅在《藤野先生》裏回首往事說：“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裏。不知怎的，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日暮裏”，一個和黑夜銜接的地名，頑固地留在他的記憶深處。
一百零三年前的1904年，二十三歲的魯迅隻身遠離東京，遠離身邊的中國同胞們，到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求學。那時候，“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厲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也就是說，那是一次真正的天涯孤旅。而這樣的天涯孤旅就是他的目的，是他的有意為之。或者說，那根本就是一次心定如鐵的自我放逐。
奧羽山脈縱貫日本本州島的北部，仙台在奧羽山脈南部的東麓，緊鄰太平洋。夾在牡鹿半島和阿武隈高地之間的海灣就叫仙台灣。舊時的日本曾在福島南邊的白河設立關卡分割南北。南邊是文明開化的好地方，北邊的東北地區叫作“陸奧”，又稱“奧州”，屬於偏僻封閉的窮鄉僻壤。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快速脫亞入歐，舉國西化，追求富強，可在很長時間裏東北地區還是被看作窮困落後的地方。仙台離東京四百多公裏。一百多年前的小火車平均時速四十公裏上下。如果把沿途停站的時間包括在內，從東京到仙台至少也要十幾個小時。魯迅先生當年遠離家鄉漂洋過海，來到日本留學已經是天涯孤旅，可已經天涯孤旅的他還嫌不夠，還要再次遠行，非要走向偏僻的東北，走進一個“冬天冷得厲害”的小市鎮，走到一個沒有中國人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國不斷地失敗，被英國打敗，被英法聯軍打敗，被日本打敗，被八國聯軍打敗，然後，就是不斷地割地賠款，不斷地簽訂辱國條約，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國在世界麵前，純粹就是一個恥辱和失敗的代名詞。說來諷刺，中國的認真學習日本，是因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讓中國人看到了“蕞爾小國”的厲害，也看清楚了自己的末路。隨之而來的赴日留學潮是空前的。這中間除了鄰近的地理方便之外，更深的原因在於“同文同種”的心理認同。但是，“同文同種”並不能掩蓋自身的恥辱，更何況，那時的日本早已經拒絕和鄰居的認同，中國早已經成為一個被批評、被拒絕的國家。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被所有的發達國家打敗，被所有的發達國家看不起的時候，一定會有什麼說法、有什麼關於身體的符號被人挑選出來到處流傳。比如膚色，比如身高，比如口音，都是現成的佐料。這就好比是給人起綽號，一下子就能記住。“支那人”醜陋的特點太鮮明：女人腿下的小腳，男人腦後的辮子，舉國皆同。魯迅先生當年跨洋越海、天涯孤旅也還是逃脫不掉這兩樣東西。在東京，“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製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就是這群來留洋的男人還有人隨身帶了三寸金蓮的繡花鞋，被海關人員翻揀出來引為奇觀。難怪魯迅先生回憶往事，劈頭第一句話就是“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所以，他才要“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這一去，就到了四百公裏外的“東北”，就到了沒有一個中國人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其實，魯迅自己當年也是拖著一條辮子來到日本的。他1902年4月到日本，1903年3月剪去發辮後特地照了一張“斷發照”，《魯迅全集》第一卷的第二張照片就是剪了辮子以後的“斷發照”。一個“斷”字流露出強烈的心理動作，所謂一刀兩斷，所謂洗心革麵。用魯迅先生自己的話說：“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他明白，自己就是恥辱的一部分，自己就是黑夜。
沉沉的夜幕是魯迅記憶的底色，所以他在來仙台的路上牢牢記住了“日暮裏”。
或許也是因為夜幕的關係吧，從車站裏出來走進黑夜的時候，對留在身後那四百多公裏的距離和空間，分明感到一種沉甸甸的真實的壓力。放下行李，我和毛丹青找了一家叫“伊達路”的小飯店，吃了仙台最有名的牛舌頭，吃了秋刀魚，喝了啤酒。回到旅店，我們兩人開始了計劃中的第一次對談，話題自然還是離不開魯迅，自然還是從這沉甸甸的四百公裏的距離和空間談起。在我的理解中，遠離人群的魯迅，就是從“日暮裏”開始獨自一人走進了自己精神的黑夜，同時也走進了對這黑夜的反抗和掙紮。
離開東京、離開同胞的魯迅，到底還是躲不開曆史的陰影。在仙台的學校裏發生的兩件事情讓他最終決定輟學離開仙台。先是所謂“泄題”作弊，學生會的幹事無中生有地認定魯迅的考試及格是靠了藤野先生的泄漏考題。接著，就是那個著名的幻燈片事件。魯迅在日本同學的歡呼聲中，看見自己的同胞被當作俄國間諜砍頭，而身旁卻站滿了麻木的中國圍觀者。於是，被人鄙視，而又看清楚了被鄙視者的麻木和無可救藥，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在一個人身上。這是一種熬人的雙重的鄙視，這是一種黑暗無邊的精神籠罩。最為難言的是，在這鄙視中有自己對自己難以寬宥的鄙視。
畢竟，那時的魯迅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年輕是要靠夢想來滋養的。遭遇了這樣的鄙視之後，青春的夢想非但沒有折斷，反而把小夢換成了大夢，“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呐喊》自序）。
換夢的結果是魯迅毅然輟學，棄醫從文，離開仙台回到東京，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很快，他就嚐到了失敗的滋味。不隻是失敗，還有比失敗更讓人難熬的寂寞，“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獨自一人走進黑夜，原本以為可以用夢想來引路。可夢想幻滅後黑暗之中又加上了寂寞和無望。他曾經在《野草》裏描述自己，“我將向黑暗裏彷徨於無地”，“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隻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就此，我們可以循著那個雙重的鄙視和反省的軌跡，看到魯迅此後一生的反抗和掙紮——點燃絕望為自己照明。在東京的失敗之後，魯迅又經曆了辛亥革命的夭折，軍閥們的血腥屠殺，文人的投降，和來自左、右兩個陣營的攻訐。所謂用小說改造“國民性”的宏圖大誌，就如同把沙子撒進黑夜。青春不再，夢想幻滅，淹沒在無邊的曆史黑暗中，一個既不相信光明也不相信黑暗，甚至連“將來的黃金世界”也不要相信的人怎麼活下去呢？他隻有點燃絕望為自己照明。這讓我想起龔自珍的詩句：“今年燒夢先燒筆，檢點青天白日詩。”
不由得反複思量：魯迅在日本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一刀兩斷和洗心革麵。當中國的曆史現實一片無邊黑暗的時候，是什麼給了他走進黑夜的勇氣，又是什麼支持了魯迅終其一生獨自對抗比曆史還要黑暗的絕望？這深不可測的黑暗裏，有多少是日本給他的鄙視，又有多少是日本給他的滋養？魯迅是不避諱死的，非但不避諱，甚至是渴望：“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是比死亡更其不幸。”在這裏死亡已經不是絕望，死亡終於成為超越的台階。我猜不透，魯迅先生的早逝，是一種解脫，還是一種渴望？
我來仙台當然是為了魯迅。可我也知道當年在仙台的魯迅還是一個滿懷夢想的青年。何況我一直不大喜歡所謂的作家故居。我曾經去過茅盾、沈從文、福克納、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雨果的故居，所見到的無非就是一些空洞無人的房子，和一些呆板無神的家具、文具，滿眼都是人去樓空的寂寥和荒蕪。作家之所以永遠活著，是因為他們留下了可以被人反複閱讀的文字，而不是留下了空無一人的故居。
在參觀了東北大學百年校史的展覽之後，毛丹青終於和學校聯係好，他們會派人來領我們去那間著名的階梯教室。魯迅當年就是在那間教室裏聽藤野先生的生理解剖課。一切都像預想的那樣，空蕩蕩的階梯教室裏隻有我們三個人，黑板的一側掛著藤野先生和魯迅先生的大幅照片。其中的一個課桌上擺了一塊說明牌，告訴人們這就是魯迅當年的座位。四壁蕭然，偶爾有一兩處滲漏留下的水漬。秋天的陽光從窗戶裏斜射進來，把時間定格在此時此刻。教室裏彌漫著木頭發出的微微的潮濕氣味，陳舊的木地板在腳底下咯吱咯吱地歎息著。不錯，一切都像預想的那樣，很難再多得到些什麼。讓我心存感激的是，仙台人這麼念舊，他們把魯迅當作自己的光榮。
本來是紅葉的季節，可這次在日本一路上都沒有見到過像樣的紅葉。大阪沒有，京都沒有，東京沒有，仙台似乎也沒有。大家都說，你趕得不巧，今年夏天太熱了，熱的時間太長了，樹葉們都被提前烤幹了，都是地球變暖給害的。
就在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候，卻突然意外地在魯迅先生的教室外邊看見了一片氣勢恢宏的紅葉。就在階梯教室的旁邊，有一座已經廢棄的三層舊樓房。學校的小夥子告訴我們，那是老早以前的物理化學教學樓。意想不到的是，整整一麵舊樓的牆壁都被茂盛的枝藤緊緊地包裹起來，紅葉像瀑布一樣從樓頂傾瀉而下。如水的秋陽，透徹，清亮，灑落在紅葉上，瀑布就變成了火焰的峭壁，一場衝天大火在眼前翻卷，升騰，盤繞，幻化，閃耀……整座樓都在燦爛的火焰裏燃燒，歡呼，仿佛能聽見從火焰裏傳出的狂歌和浩歎：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2007年12月30日寫
2008年2月28日改定於草莽屋
忽然想起白發阿娥
從吳多泰國際中心的窗戶望出去，滿眼所見都是壁立千尺拔地衝天的樓群，擁擠的樓群像起伏的群山一樣，在眼前綿延不絕，樓群的縫隙間露出些山的影子，那些山常常被雲霧遮擋，遠遠的，迷迷蒙蒙的，倒好像是樓群和縱橫交叉的街道的圍牆。到了晚上，壁立千尺的樓群燈火輝煌，在夜色映襯之下一派炫目的璀璨亮麗，會讓你想起“神話”或是“奇跡”這樣的字眼。
從太原到香港轉眼就是一個月。以前是從電影電視裏看香港，現在是從賓館的窗戶裏看香港。一個月的時間，天天麵對這窗外的“奇跡”。可我知道，每到白天，從“奇跡”裏如潮水一般湧到大街上來的人們，被朝九晚五的鎖鏈束縛著，催趕著，步履匆匆，日複一日地討生活，他們是顧不上神話，也顧不上奇跡的。神話和奇跡不解饑渴，草根細民不能靠窗外的風景過日子。
我總想走到神話和奇跡的背後，去看看香港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一個月裏，除了在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的課堂上，和小說創作班的同學們見麵之外，也有過幾次出遊的機會。去了灣仔的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看了香港話劇團毛俊輝先生導演的《新傾城之戀》，親眼看到了在媒體上被人到處傳說的梁家輝和蘇玉華。去了太平山，在登頂的纜車上看到了在電視裏看了無數次的維多利亞海灣。去了香港科技大學，看到了和明信片上一模一樣的海邊上那一片嶄新美麗的校園。總之，都還沒有超出一個旅遊者大致的視線。倒是在這幾次出遊中留下一個很強烈的印象——香港的宗教場所真是密集而又繁多。天主堂，基督堂，佛寺，道觀，天後媽祖廟，黃大仙廟，比比皆是。在鋪天蓋地的樓房和街道的擁擠下，這些教堂、寺廟就好像從海麵上升起來的島礁，頑強地向世人昭示著各自的寄托和信仰。讓我有幾分驚訝的是，在經曆了一個多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的同化之後，居然還是留下了這麼多的本土寺廟，留下了這麼頑強堅韌的本土信仰。不由得就想：這些寺廟的香火旺嗎？趕來祭拜如儀的都是些怎樣的男女？
機會終於來了。
為我們領路的秀珍姑娘指著地鐵車廂上麵的動態路線圖說，就是那裏，我們要去的最後一站就是青衣。
在九龍塘、太子、油麻地、荔枝角、荔景……這些充滿煙火氣的地名中，“青衣”就好像是從燥熱的田野裏冒出來的一股清泉，而且巧合得就像是有意的安排，想看看香港的地方戲，就來到了這個戲劇味十足的地方。秀珍的手上拿著一張彩印廣告，上麵印著通欄標題：青衣街坊聯合水陸各界演戲，恭賀真君大帝寶誕。標題下麵，兩位盛裝打扮的鳴芝聲劇團的演員華麗嫵媚至極。在演員名單的下麵，是從農曆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連續五天的日夜連場戲單。農曆三月十五日真君大帝正誕日上演的三出戲是《賀壽仙姬大送子》《三笑姻緣》《西樓錯夢》，擔任主演的是劇團台柱、著名演員蓋鳴暉和吳美英。單單從這張廣告，就已經看見了滿眼的莊重和熱鬧。
果然，還沒有走到地方，就聽見鼓樂絲竹和著婉轉的唱腔遠遠傳過來，很快從燈火通明處又傳過來香火燒出的陣陣煙香。偌大的一個劇場，總有上千個座位，早已經擠滿了人，連座位後麵的走廊裏也站滿了觀眾。戲台上那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老故事，不知被演了幾十、幾百年，可觀眾們還是興味盎然地盯緊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用那些濃妝重彩的一顰一笑，印證著自己在凡俗的生活當中輕易不肯拿出來示人的浪漫和幻想。戲台正對著真君大帝的神像，前來上香跪拜的人絡繹不絕，整個場地的四周圍滿了用最廉價的化纖織物搭起來的貨棚，貨棚下擠滿了買賣香火和小吃的攤位。人來人往，摩肩接踵，香火的青煙和油炸食物的香味在人群頭頂升騰翻卷。
這個地道至極的鄉土生活的場景，讓我一下子從香港回到內地，仿佛突然置身在山西某個縣城或是某個鄉鎮的廟會上。一模一樣的場景，一模一樣擁擠的香火和食物，一模一樣的跪拜，一模一樣升騰不已、興旺無比的人氣。
不知為什麼，那一刻忽然想起了“白發阿娥”。這個白發阿娥是我的好朋友、香港作家西西女士筆下的小說人物。十八年前，為了我的小說集《厚土》在台灣的出版，西西和幾位朋友忙前忙後。當時，為了書的事情我們曾經相約在廣州見過一麵。十八年後再次見麵，西西已經隻能用左手寫作。隻能用左手寫字的西西，送給我新書《白發阿娥及其他》。書中的那位白發阿娥，幾十年前為了避難全家來到香港，在這個人來人去的碼頭上，含辛茹苦生兒育女，在街頭小店和小攤小販擁擠的攤位上反複計算著一家人的開銷。不意間，死了夫君，長了皺紋，身邊的孩子們一個個長大成人，離開原來的家，建立自己的家，係上了朝九晚五的鎖鏈，在繁鬧的城市中腳步匆匆。白發阿娥在恍惚中受了洗禮，在恍惚中進了醫院，一次，又在恍惚中打開儲錢罐，在亮光閃閃的硬幣上看見男皇帝、女皇帝，一個一個在冰冷的金屬光澤中你來我往……恍惚中滿頭的青絲終於變成滿頭的白發，恍惚中看著自己越來越難以理解的城市和生活，白發阿娥越來越像一個無助的孩子。
燈光下麵，擠滿了觀眾的座位上人頭攢動，時不時地會有一顆白發蒼蒼的頭從擁擠之中顯眼地跳出來。我忽然很堅定地相信，其中一定會有西西筆下的那位白發阿娥正襟危坐，伴著起伏的絲竹，有板有眼地在對照舞台上的《西樓錯夢》。
2006年4月15日傍晚
寫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