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父利登布洛克教授住在科尼斯特拉斯街十九號，這是漢堡舊城區裏最古老的一條街道。1863年5月24日，星期天，我的叔父急匆匆地趕回他的那所小住宅。
家裏的女傭瑪爾特以為自己把飯做晚了，因為飯菜剛剛開始在鍋裏吱吱響！
“瞧著吧，”我心裏想，“叔父的性子比誰都急躁，要是他肚子餓了，準會大喊大叫的。”
“怎麼，利登布洛克先生已經回來了？”瑪爾特微微打開飯廳的門，神色驚惶地喊著。
“是呀，瑪爾特，不過午飯沒準備好，情有可原，因為現在還不到兩點呢。聖米迦勒教堂剛敲過一點半鍾。”
“可是，為什麼利登布洛克先生今天這麼早就回來了呢？”
“他可能會告訴我們原因的。”
“他來啦！我得走開了。阿克塞爾先生，你要給他解釋解釋啊。”
於是，瑪爾特又回廚房去了。
我獨自留下來。不過，要向一位脾氣最暴躁的教授作解釋，像我這種性格有些優柔寡斷的人是無法勝任的。於是，為了避免麻煩，我想回到樓上我那間舒適的小房間去。我正要采取行動時，臨街的大門嘎吱一聲被推開了，住宅的主人穿過飯廳，直接朝著他的工作室跑過去了，沉重的腳步踏在樓梯上咯噔咯噔地響。
在他急促地穿過飯廳的時候，他將他那根頭部為星鴉形的手杖丟到房間的角落裏，將他那頂翻毛大禮帽丟到桌子上，又向他的侄子大聲叫道：“阿克塞爾，跟我來！”
我還沒來得及站起來，教授又提高嗓門不耐煩地向我喊道：“怎麼？你還不來？”
我趕快地飛奔到這位令人生畏的主人的工作室。
平心而論，奧多·利登布洛克並不是一個壞人，可是，除非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至死都是個叫人害怕的怪人。
他是約翰學院的教授，講授礦物學。在課堂上，他總要發一兩次脾氣。他一點兒都不理會他的學生是否勤於學業，是否專心聽他講課，日後是否會有成就——這些細節他毫不關心。用德國哲學家的話來說，他是“主觀地”講授，是為他自己講課，而不是為別的什麼人。他是一位自私的學者，是一口科學的水井，但是要從這口井裏打些水上來，是很不容易的。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吝嗇鬼。
像這樣的教授，在德國不乏其人。
有一點是頗為可惜的，那就是我叔父在發音方麵有些欠缺，他在熟人之間閑談還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演講就不行了，作為一個講演者，這個缺點真令人遺憾。因此，在學院講課時，教授常常會突然停下來，他要同某個不易從嘴裏說出來的十分拗口的詞進行鬥爭，這樣的詞會頑強抗拒、逐漸脹大，最後以不太科學的粗話形式脫口而出。每逢這時，教授就會大發雷霆。
在這座城市裏，人人都知道我叔父有這樣一個可以原諒的毛病，等他說到發音困難的地方時，他們就以此取樂；叔父越是火冒三丈，他們就笑得越厲害。這種趣味就連德國人也認為不怎麼高雅。聽利登布洛克講課的人總是很多，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特地來看教授發脾氣的，來尋開心的。
不管怎麼樣，我要實實在在地說，我的叔父是位真正的學者。雖然在檢驗標本時，他有時動作過於粗魯以至將標本弄壞了，但他具有地質學家的天才和礦物學家敏銳的眼力。用起他的錘子、鋼鑽、磁針、吹管和硝酸瓶子來，他真是個行家。任何一種礦石，根據它的裂痕、外表、硬度、可熔性、聲音、氣味和味道，他都能毫不遲疑地指出它在現代科學發現的六百種物質中屬於哪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