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再次思考一下清教徒主義。在從各種禮節（它們已失去了意義）中解脫出來時，自然要帶著隻看到極度狂熱的眼光去回顧我們的那段曆史。我們讚成“極度狂熱”這個獨特的短語，它似乎讓人看到英國富有才智的人走進監獄，並用鑰匙把它鎖住。如今，在解放的危險就像製約的苛刻一樣變得顯而易見時，記住存在於清教徒的嚴格教規裏的所有好處，記住它怎樣恢複了我們民族的精神活力，並且促進了公民的自由——這是我們最高的民族特權——如此，將對我們十分有利。一個智力榮耀輝煌的時代，常常以隨後總體衰退的時代為代價。想象一下在斯圖亞特王朝[ 指1603－1649和1660－1714兩個時期。]統治下的英國吧，那時除了都鐸王朝[ 指1485－1603時期。]的新教[ 指由耶穌教徒所信奉的教義。]外沒有任何信仰。想象（不要想到更糟的情況）英國文學以考利[ 考利（1618－1667），英國詩人及散文家。]為代表，而彌爾頓的名字卻不為人知。清教徒像醫生一樣出現。在民族的活力得到極大展示、隨之自然出現疲乏與懶散之際，他帶來了滋補品。遺憾的是——如果你願意這樣說——英國為了其宗教信仰而求助於猶太人的書。我們民族對於狂熱的東方神政突然表現出來的認同，也許並不難解釋；但你不得不希望其虔誠行為采取另外一種形式。後來又有了“出霍德斯迪奇[ 霍恩德斯迪奇是倫敦東端的猶太人居住區。《聖經》中有《出埃及記》，這裏的“出”應含有類似的意義。]”，其中產生了多少的衝突與痛苦啊！然而，這便是靈魂的健康所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滿足於看到它更好的意義。在談到人類時，健康當然總是一個相對的詞。從一個可以想到的文明社會的角度看，信奉清教的英國處於可悲的病態。不過我們必定總會問的，不是人們的狀況更加好了多少，而是更加糟了多少。在所有的神學體係中，最令人信服的是摩尼教[ 3世紀由摩尼創始於波斯的二元宗教。]，它在另一個名稱之下，當然是由清教徒們自己所支持的。我們所稱的王政複辟[ 指英國1660年查理二世統治的時期。]時期的道德——就是說國王與宮廷的道德——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下或許會成為民族的道德，不會有宗教革命的危險。
the set of Christian beliefs that are held by Protestants.
清教徒主義在政治上的作用是無法估計的。當英國再次麵對暴政的危險時，這些作用會被人們更加充滿感情地記住。我此時想到這一危險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由於有此種暴政的危險，我們便產生了在另外一些國家被說成是英國人的假正經的特性，這個指責暗示著，它是對偽善的整個指責中的一部分。據我們當中的一些觀察家說，這種假正經的習性正在消失，它被看作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是一種有益於健康的解放的跡象。如果假正經者指暗地裏邪惡的、表麵上卻假裝極其禮貌端莊的人，那麼務必讓這樣的假正經者消失掉，即使以某種無恥為代價。另一方麵，如果假正經者指某人過著端莊生活的同時，對於人性的基本事實，憑借愛好或原則培養出一種極其微妙的思想和語言，那麼我得說這是在正確方向中出現的一個最顯著的錯誤，而我也根本無意看見其普遍現象減少下去。總之，某些外國人談到英國人的假正經時，想到的是後一種意思——無論如何，正如女人們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它所給予貞潔的汙名，並不如給予自以為是的愚蠢的指責多。一個假正經的英國女人可能像雪一樣沒有汙點。不過她被認為有著雪的其他性質，而同時又是個相當荒唐、無法忍受的人。瞧，區別點就在這裏。語言上的苛求並非是清教徒主義的直接結果，正如我們的文學作品所充分證實的。這是在把清教徒主義所教給人們的最好東西吸收進民族生活裏後，文明社會隨之產生的一種高雅的東西。我們憑借一生的經驗了解英國女人，深知她們小心謹慎地選擇語言，常常表示她們有著相應敏銳的頭腦。英國人在說到自己的身體時拐彎抹角，蘭道[ 蘭道（1775－1864），英國散文家、詩人。代表作為多卷本的散文著作《想像的對話》。]把這看作是一種可笑的特性。德·昆西[ 德·昆西（1785－1859），英國散文家和評論家，以《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聞名。]因這話而責備他，聲稱這證明由於他長期居住在意大利，顯得不那麼敏銳了。不管這個特別的解釋是否有效，在涉及到所談的問題時，德·昆西完全正確。凡牽涉到讓我們想到人身上存在的獸性的一切東西，說話拐彎抹角都是很好的。口頭上表現出的微妙本身，並不會證明一個文明社會是先進的，但文明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確實會有那樣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