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意義上，以劉慈欣《三體》為代表的21世紀以來的中國科幻文學寫作代表著一種綜合性的高度。它的出現，既是以往全部（科幻）曆史的後果，同時也是一種現實性的召喚。評論者從不同的角度意識到了這一點：“經濟的高速發展及科技的日新月異讓我們身邊出現了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變化。3D打印、人工智能、大數據、可穿戴設備、虛擬現實、量子通信、基因編輯……尤其中國享譽世界的‘新四大發明’：共享單車、高鐵、網購和移動支付，更是和我們的生活緊密相關，中國在某些方麵甚至已經站在了全球科技發展的前沿。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幻小說對未來的思考，對於人文、倫理與科學問題的關注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流問題，這為科幻小說提供了新的曆史平台。”[4]“以文學以至文藝自近代以來具有的地位和影響而論，置身於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時代，對文學提出建立或者恢複整全視野的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因而浮出水麵。”[5]
雖然劉慈欣一直對“技術”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並堅持做一個“硬派”科幻作家。但是從《三體》的文本來看，它的經典性卻並非完全在於其“技術”中心主義。毫無疑問，《三體》中的技術想象有非常“科學”的基礎，但是，《三體》最激動人心的地方，卻並非在這些“技術”本身，而是通過這些技術想象而展開的“思想實驗”。我用“思想實驗”這個詞的意思是，這些“技術”想象不僅僅是科學的、工具的，同時也是曆史的、哲學的。或者換一種說法，不僅僅是理性主義的，同時也是理性主義的美學化和悲劇化。也就是說，《三體》所代表的科幻文學的綜合性並不在於它書寫了一個包容宇宙的“時空”——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表象，而很多人都在這裏被迷惑了——而更在於它回到了一種最根本性的思想方法——這一思想方法是自“軸心時代”即奠定的——即以“道”“邏各斯”和“梵”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並在此基礎上想象一個新的命運體。如果用現代性的話語係統來表示，就是以“政治性”為思考的出發點。政治性就是，不停地與固化的秩序和意識形態進行思想的交鋒，並不憚於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和建構模式——無論是在想象的層麵還是在實踐的層麵。
三、以科幻文學為方法
在討論科幻文學作為方法之前，需要稍微了解當下我們身處的曆史語境。冷戰終結帶來了一種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也在思想和認識方式上將20世紀進行了鮮明的區隔。具體來說就是，因為某種功利主義的思考方法——從結果裁決成敗——從而將蘇東劇變這一類“特殊性”的曆史事件理解為一種“普遍化”的觀念危機，並導致了對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汙名化。辯證地說，“具體的革命”確實值得懷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卻不能因為“具體的革命”的失敗而遭到放逐，因為對“抽象革命”的放棄，思想的惰性被重新體製化——在冷戰之前漫長的20世紀的革命中，思想始終因為革命的張力而生機勃勃。正如弗裏德裏克·詹姆遜在《對本雅明的幾點看法》一文中指出的，“體製一直都明白它的敵人就是觀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觀念和進行分析的知識分子。於是，體製製定出各種方法來對付這個局麵，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謂的宏大理論或宏大敘事。”意識形態不再倡導任何意義上的宏大敘事，也就意味著在思想上不再鼓勵一種總體性的思考，而總體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後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淺薄化——在某種意義上，這導致了“無思想的時代”。或者我們可以稍微遷就一點說，這是一個高度思想仿真的時代，因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無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後隻能提供思想的複製品或者贗品。
與此同時，因為“冷戰終結”導致的資本紅利形成了新的經濟模式。大壟斷體和金融資本以隱形的方式對世界進行重新“殖民”。這新一輪的殖民和利益瓜分借助了新的技術：遠程控製、大數據管理、互聯網物流以及虛擬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權、大宗貨品，以及最近十年來在中國興起的電商和虛擬支付。這一經濟模式的直接後果是，它生成了一種“人人獲利”的假象，而掩蓋了更嚴重的剝削事實。事實是，大壟斷體和大資本借助技術的“客觀性”建構了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個人將自我無限小我化、虛擬化和符號化，獲得一種象征性的可以被隨時隨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將世界理解為一種無差別化的存在。
當下文學寫作的危機正是深深植根於這樣的語境中——宏大敘事的瓦解、總體性的坍塌、資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個人的空心化——當下寫作僅僅變成了一種寫作（可以習得和教會的）而非一種“文學”或者“詩”。因為從最高的要求來看，文學和詩歌不僅僅是一種技巧和修辭，更重要的是一種認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義上提供或然性——曆史的或然性、社會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曆史以事實，哲學以邏輯，文學則以形象和故事。如果說存在著一種如讓·貝西埃所謂的世界的問題性[6]的話，我覺得這就是世界的問題性。寫作的小資產階級化——這裏麵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門羅式的文學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學被放大，前者類似於一種小清新的自我療救，後者對秩序的貌似反抗實則迎合被誤讀為一種現代主義的深刻——他們共同之處就是深陷於此時此地的秩序而無法他者化，最後，提供的不過是絕望哲學和憎恨美學。劉東曾經委婉地指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太多怨恨的東西，現在看來，這一現代文學的“遺產”在當下不是被超克而是獲得了其強化版。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認為21世紀的中國科幻文學提供了一種方法論。這麼說的意思是，在普遍的問題困境之中，不能將科幻文學視作一種簡單的類型文學，而應該視作為一種“普遍的體裁”。正如小說曾經肩負了各種問題的索求而成為普遍的體裁一樣，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幻文學因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得其最有可能變成綜合性的文本。這主要表現在1.有多維的時空觀。故事和人物的活動時空可以得到更自由地發展，而不是一活了之或者一死了之；2.或然性的製度設計和社會規劃。在這一點上，科幻文學不僅僅是問題式的揭露或者批判（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優勢），而是可以提供解決的方案；3.思想實驗。不僅僅以故事和人物，同時也直接以“思想實驗”來展開敘述；4.新人。在人類內部如何培養出新人？這是現代的根本性問題之一。在以往全部的敘述傳統中，新人隻能“他”或者“她”。而在科幻作家劉宇昆的作品中，新人可以是“牠”——一個既在人類之內又在人類之外的新主體；5.為了表述這個新主體，需要一套另外的語言，這也是最近十年科幻文學的一個關注點，通過新的語言來形成新的思維，最後，完成自我的他者化。從而將無差別的世界重新“曆史化”和“傳奇化”——最終是“或然化”。
我記得早在2004年，一個朋友就向我推薦劉慈欣的《三體》第一部。我當時拒絕閱讀，以對科幻文學的成見代替了對“新知”的接納。我為此付出了近十年的時間代價，十年後我一口氣讀完《三體》，重燃了對科幻文學的熱情。作為一個讀者和批評家，我對科幻文學的解讀和期待帶有我自己的問題焦慮，我以為當下的人文學話語遭遇到了失語的危險，而在我的目力所及之處，科幻文學最有可能填補這一失語之後的空白。我有時候會懷疑我是否拔高了科幻文學的“功能”，但是當我讀到更多作家的作品，比如這套叢書中的六位作家——陳楸帆、寶樹、夏笳、飛氘、張冉、江波——我對自己的判斷更加自信。不管怎麼說，“希望塵世的恐怖不是唯一的最後的選擇”，也希望果然有一種形式和方向，讓我們可以找到人類的正信。
權且為序。
2018年2月27日 於北京
注釋
[1]王德威：《賈寶玉坐潛水艇——晚清科幻小說新論》，收入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三聯書店2003年。
[2]同上。
[3]李廣益：《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4]任冬梅：《淺析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幻小說的現狀及前景》，《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
[5]李廣益：《論劉慈欣科幻小說的文學史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6]［法］讓·貝西埃《當代小說或世界的問題性》，史忠義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