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的財務杠杆係數與超額收益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與（Billett，Flannery，and Garnkel，1995）的發現一致。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財務杠杆係數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增加4%的超額收益。這是因為，財務杠杆係數是衡量企業財務風險水平的指標，該係數越高，企業財務風險越高，股票投資者需要較高的風險溢價以補償風險。此外，我們發現，企業的托賓Q值與超額收益顯著負相關，Q值越大，事件區間內股票超額收益越低。托賓Q值是衡量企業的成長機會的指標，Q值越大，表明企業的成長性越好。托賓Q值與超額收益負相關反映了事件區間內的超額收益隨公司的成長性變化而變化，成長性越好的公司其事件區間內超額收益越低。這是因為，與成長性好的公司相比，成長性較差的公司其未來獲得現金流與股東收益的能力較低，因此，持有成長性較差公司的股票未來成長能力較差，投資者要求較高的股票收益作為風險補償。
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對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的影響受兩種效應的影響（沈紅波、張春與陳欣，2007）。一種是優序融資假說（Myers and Majluf，1984），另一種是自由現金流假說（Jensen，1986）。優序融資假說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外部投資者（股票持有人）對公司自由現金流的狀況有“認知偏差”。如果自由現金流較多的公司發布銀行貸款公告，投資者會認為公司的自由現金流不如之前認為的那麼好，對該股票的意願支付價格降低。因此，優序融資假說認為，自由現金流越多的公司，其貸款公告事件區間內的超額收益越低。自由現金流假說則認為，與股權融資不同，公司向銀行貸款需要定期支付貸款本息，在此約束下，經理人浪費公司自由現金流的可能性降低。因此，自由現金流假說認為，自由現金流越多的公司，其貸款公告事件區間內的超額收益越高。由於兩種假說的結論相反，因此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對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的影響要取決於兩種效應哪種占據主導地位。我們研究發現，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對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為負，但結果不顯著，傾向於支持優序融資假說，這一結果與（沈紅波、張春與陳欣，2007）的發現不同。自由現金流對貸款公告事件區間內的超額收益的影響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
我們發現，在我國信貸市場上，貸款利率對超額收益的影響與國外的發現不同。國外的文獻發現，較高的貸款利率會帶來較低的超額收益，這是因為較高的貸款利率增加了公司的融資成本，減少了未來現金流（Corvoisier，S，and R.Gropp.2002）。而我們發現，在我國銀行信貸市場上，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對貸款利率的高低不敏感，這是由我國金融市場的特殊性決定的。一方麵，長期以來，我國融資市場是間接融資占據主導地位，信貸資源很稀缺，在這種融資結構下，股東更關心是否能夠獲得貸款，而對貸款利率的高低並不敏感。另一方麵，由於我國銀行貸款利率在2004年10月之前受到一定程度的管製，商業銀行自主定價的空間有限，樣本內利率波動較小，這也影響了回歸結果。
此外，我們還對其他公司特征與貸款特征對超額收益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貸款期限對時間區間內超額收益有顯著的負麵影響，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長期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要低於短期貸款。此外，公司性質對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沒有顯著的影響，也即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對超額收益沒有影響，這是因為我們的樣本數據都是上市公司，規模較大，知名度較高，企業性質對獲得貸款沒有太大影響。同時，我們發現，貸款銀行的規模、公司貸款額度對超額收益沒有顯著影響。
六、小結
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在我國銀行信貸市場上，企業變換其貸款銀行存在轉移成本，而且轉移成本隨公司特征與貸款特征變化而變化。本文發現，（1）將全部銀行貸款分為新貸款與續新貸款兩類，在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續新貸款帶來的股票超額收益顯著性地高於新貸款。由於續新貸款體現了銀行的監督效應，反映出公司與銀行建立良好的信用關係有助於提高公司價值與股東收益。續新貸款與新貸款在公告的事件區間存在超額收益差異，間接地證明了轉移成本的存在性。（2）在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的超額收益隨著貸款企業的特征而變化。企業的成長性越差，未來獲取現金流的能力下降，股東要求的風險補償越高，進而在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超額收益越高。企業的財務風險對超額收益有正向關係，財務風險越大，股票超額收益越高。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我國銀行信貸市場上，公司的成長性與風險程度對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超額收益的影響與美國市場一致。但是，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對超額收益的影響與之前的研究不一致，這是因為，自由現金流與超額收益的關係在理論上有兩種不同的假說形成截然相反的預測。因此，在實證研究上會有不一致的現象。（3）在貸款公告的事件區間內，股票的超額收益隨著貸款特征不同而變化。我們研究發現，貸款期限對時間區間內超額收益有顯著的負麵影響，長期貸款公告的超額收益要低於短期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