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在一所大學裏讀書，在老師講授《資本論》第一卷勞動的二重性時，一種想法劃過腦際：中國為什麼沒有這樣一般化的“勞動”範疇和“價值”範疇。
20年前，我自己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在學校講授《經濟學說史》。我們的《經濟學說史》教科書一般采取一種“後顧式”的寫法，即將“勞動創造價值”作為立論的根據，去評判、剪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產生前的經濟思想史，仿佛思想具有向一個方向自己發展的魔力。
大約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讀到了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這本書《導論》中的一些話對我的教書生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科學分析不單是邏輯上前後一貫的一種過程，從某些初步觀念開始，然後按照直線的方式往上麵增添內容。它不是單純地對一個實體的逐漸發現——例如像剛果盆地的發現那樣。它寧說是與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前輩人頭腦裏創造的東西的一種永無休止的搏鬥；同時，如果它有所“前進”的話，那是以一種縱橫交叉的方式前進的；它的前進不是受邏輯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觀察或新需要的衝擊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與氣質的支配。因此，任何企圖表述“科學現狀”的論述實際上是在表述為曆史所規定的方法、問題和結果，隻有對照其所有產生的曆史背景來考察才有意義。換句話說，任何特定時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曆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曆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
在熊彼特看來，經濟學說史實際上就是研究人們對經濟現象的了解是這樣發生、改進以及怎樣不斷推到原有分析結構的。而人們對經濟現象的觀念既取決於當時的經濟結構，又取決於當時的文化傳承和整個製度結構。經濟觀念的成長就像一片熱帶叢林，而文化就是影響這片叢林的生態環境。因此研究經濟觀念的成長，需要一個文化向度。
人們常把1776年8月亞當·斯密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發表視為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誕生日。本書寫到亞當·斯密之前，即經濟科學的前史。在亞當·斯密之前，西方的經濟觀念依然和與整個社會文化粘連在一起，分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種經濟觀念以及與這些經濟觀念相關的哲學、倫理學和宗教觀念的演變，是一項值得重視的課題。
這本書主要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考慮西方經濟思想的發展曆程。從古希伯來、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這些西方文化的基因中去尋找諸如“勞動”、“價值”、“看不見的手”、“交換”這些觀念的曆史和文化根據，從地理大發現、文藝複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哲學變革中去尋找經濟科學興起的前提與方法，所以筆者將本書取名為“源與流——西方文化中經濟觀念的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