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梭倫對“神的懲罰”也和荷馬、赫西俄德大相徑庭。神的懲罰對於荷馬來說是英雄的流浪，對於赫西俄德來說是瘟疫和歉收，對於梭倫則是法律的失靈而導致的社會秩序的紊亂。於是，一種新的精神從梭倫的立法中悄悄崛起，它既不是神意關懷下的英雄主義（荷馬），也不是倫理關懷下的權力主義（赫西俄德），而是重視個人的城邦精神。梭倫唱道： 我製定的法律，對平民和貴族一視同仁，規定了每個人的真實的正義的精神。
四、始基：對個別利益的遏製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荷馬、赫西俄德、梭倫仍處於神話發生論階段，承認神是世界的本原，是他們的共同前提。而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要求用現世的觀點來觀察世界，以促進人們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這就必然導致思想方式從神話走向自然，從宗教走向哲學。用馬克思的話來說：
哲學最初在意識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從而一方麵它消滅宗教本身，另一方麵從它的積極內容說來，它自己還隻在這個理想化的、化為思想的宗教領域內活動。31
因此，隨著曆史的發展，哲學或遲或早總會跨越宗教的界限，踏入實在的河流。米利都的泰勒士就是古希臘這樣做的第一位哲人。
在古希臘，米利都城是一個繁忙的貿易和商業中心。這個伊奧尼亞的海濱城市東連塞浦路斯、腓尼基和埃及，西接希臘本土和克裏特島，北臨愛琴海和黑海。它的港灣裏千帆相聚，倉庫裏堆積著南來北往的商貨。而貨幣則具有價值儲存和使不同貨物交易的功能。麵對千奇百怪的物品，米利都的哲人們提出“萬物是由什麼造成的”這樣一個問題，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情。
泰勒士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水”。早在泰勒士以前，人們就把海當做最神聖的東西加以崇拜。但是崇拜的對象不是海本身，而是“奧啟安”、“德修斯”——海神。在神話思維中，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和與之對應的神有關。神話詩人們不會去探討自然事物本身，而是專注於事物背後神的力量。而泰勒士從人們的日常直觀經驗出發，宣稱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自然物——水本身是萬物的“始基”和本原。亞裏士多德如此評論：
他之所以得到這個看法，也許是由於觀察到萬物都以濕的東西為滋養料，以及熱本身就是從潮濕中產生，並且靠潮濕來保持的（萬物從其中產生的東西就是萬物的始基）。他得到這種看法，可能是由於這個緣故，也可能是由於萬物的種子就其本性說是潮濕的，而水則是潮濕的東西的本性的來源。
這裏，泰勒士用物質性的水作為萬物的本原來與傳統的神譜係統對立，從神話的陰影中走到自然的陽光下，太陽就是太陽，不是阿波羅，水就是水，不是“波塞冬”。自然由各種自然的物體組成，神明開始退場。“希臘人從來不把單純的自然的東西看做神性的東西。他們有一種明確的看法：是自然的就不是神的。33”這是一種方向性的變革：宇宙的“神話發生論”轉變為“自然發生論”，變幻莫測的神靈鬼怪轉化為人們每天都可以感覺的客觀實體。黑格爾指出：水是萬物的本原，
有了那個命題，這種狂放的、無限紛紜的荷馬式的幻想便安定了，——無限多的原則彼此之間的這種衝突，這一切認定某一特殊對象為自為地存在的真實體、為獨立自為高於其他一切的力量的種種觀念，都取消了；因此確定了隻有一個“普遍”……這個“普遍”立刻與“特殊”、與現象界、與存在界處於直接的關係。
早期的希臘哲人都將始基和個別的關係作為中心論題，這是有深刻的曆史根源的。當原始氏族的始基——血緣關係及其意識形態（神話）趨於瓦解，新的社會實體逐漸形成的曆史階段，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始基。這個始基既要考慮到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又要照顧到由於財產私有化所形成的個別利益。正如梭倫的立法改革以大多數人的意見為原則代替神意一樣，泰勒士所開始的思維變革也以自然來代替神意。
在始基和個別的關係中，以泰勒士為首的希臘七賢（其中包括梭倫）的主要觀點是節製。如梭倫的“勿過分”；克婁布魯的“最好的東西是限度”；畢達各的“有節製的愛”。這些格言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表達了哲人們試圖達到城邦各階層的妥協，在階級鬥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保持城邦統一的願望。因此，當問及“我們將如何過一種最好也最正直的生活”時，泰勒士說了一句流傳後世的名言：絕不做我們譴責他人做的事情。 根據泰勒士的觀點，要維護城邦的統一和興旺，就必須限製個人的愛好和利益。
泰勒士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發展了老師的思想。他認為始基是“無限”，然而卻沒有指明這個“無限”是空氣，是水，還是別的東西。他說：
始基並不是水，也不是大家所承認的任何其他元素，而是另一種不同的本體，這種本體是無限的；從這個始基中產生出一切的天，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