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的首席執政官伯裏克利為悼念在和斯巴達人戰鬥中倒下的雅典士兵，走上莊嚴的祭壇，發表了一篇永垂史冊的演說：
我們的憲法沒有照搬任何毗鄰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們的憲法卻成為其他城邦模仿的範例。我們的製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製，是因為城邦是由大多數人而不是極少數人加以管理的。我們看到，法律在解決私人爭端的時候，為所有的人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優先承擔公職所考慮的是一個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會地位，他屬於哪個階級；任何人，隻要他對城邦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貧窮而湮沒無聞的。我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們在私人關係上是寬鬆自在的，但是作為公民，我們是遵守法律的。
……
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城邦是全希臘的學校。
這就是雅典城邦的黃金時代。如果能用最簡單的幾個詞來概括這個階段（公元前461年—公元前429年）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奴隸、移民、商品、民主製。
在伯裏克利時代，雅典公民被稱為自由民，所謂自由，首先是脫離了生產活動，有不從事生產的自由。從曆史的眼光看，雅典人的確沒有辜負這種自由，他們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古代文明。但是，希臘公民的自由是以奴隸們的不自由為前提的。那時，雅典全部人口為40萬人，其中雅典人16.8萬，異邦人3.2萬，奴隸20萬。正是在奴隸製經濟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保證了雅典公民有了參與政治和藝術活動的閑暇。
奴隸製經濟高度發達而引起的經濟思想的最根本的轉變就是對待勞動的態度。荷馬、赫西俄德、梭倫都不輕視勞動，相反，他們都把勞動當作財富的主要源泉。在他們看來，進行勞動並不是有失身份的事情。但在雅典城邦中，人們普遍認為公民如果從事像奴隸般的勞動，生活就失去了高貴的色彩。
然而，自由民充分的閑暇時間並不必然地導致民主。在希臘所有城邦中，斯巴達的貴族和平民所享有的閑暇時間最多，他們將希洛人變成國家奴隸，而所有斯巴達人都寄生於奴隸製經濟，不從事任何生產性活動。當時，希洛人和斯巴達人的比例大約為15：1。但在如此龐大的奴隸製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是貴族專製政體，雅典卻是民主政體。
這個區別是由於四個方麵的原因所致：
一是斯巴達城邦奴隸人數太多，並且表現為一個外來民族對一個本地民族的統治，因此，斯巴達人必須隨時準備拿起武器同希洛人作戰。這樣全體斯巴達人就像生活在兵營中，內部實行高度集權的貴族統治。而雅典城邦奴隸人數相對較少，奴隸的來源大多靠戰爭和海盜式的劫持，不像斯巴達那樣可能麵臨整個民族的反抗。
二是移民及其後果。古希臘曆史學家修西底德曾經談及希臘及其他地方的人們，因為戰爭或騷動或被驅逐，常常逃亡雅典。在雅典他們變為公民。人口越來越多，雅典的人口與地域的矛盾突出，隻有跨海移民向外轉移。在希臘早期的擴張中，海外貿易早於農業移民，希臘人正是通過商人了解到對他們有利的農業地點。殖民者按照希臘本土城邦的方式，在這些地區建立新的城邦和商業中心。更為重要的是從移民中產生了新的社會機製，如湯因比所說：
根據法律和地區的組織原則而不根據習慣和血統的組織原則，最早是出現在希臘的這些海外殖民地上，到後來才由希臘的歐洲大陸部分仿效實行。在這樣建立的海外城邦裏，新的政治組織的“細胞”應該是船隊，而不是血族。他們在海洋上“同舟共濟”的合作關係，在他們登陸以後好不容易占據了一塊土地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把那種關係保持下來。這時在陸地同在海上一樣，同夥的感情會超過血族的感情，而選擇一個可靠的領袖的辦法也會代替習慣傳統。
三是雅典經過梭倫、克裏斯梯裏、伯裏克利的改革，傳統的氏族貴族已經瓦解，這就為民主製的產生創造了前提，而斯巴達的氏族貴族基本上完好無損，這正是斯巴達貴族寡頭政體存在的前提條件。“克裏斯梯裏革命”（公元前509年）使梭倫的事業得到延續。梭倫從“良好的法律”出發，主張一種力量對另一種力量的相對優勢，如2︰1、3︰2、4︰3保證一種可以控製的等級秩序。而克裏斯梯裏從“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出發，認為社會結構的最好比例是1︰1，把分享權利、參與執政的機會平分給所有的公民，用混合和融合的辦法使城邦公民實現政治上的平等。克裏斯梯裏努力回答下述問題：用什麼樣的法律治理城邦在眾多的公民中保持統一，使公民在他們必然具有的差別中保持平等？克裏斯梯裏廢除了舊的以氏族和血親為基礎的部族製度，創建了以地域為基礎的“10部落製度”。在克裏斯梯裏的部落中，不同階層的人們共同選出自己的代表，每個部落各出50人，組成城邦的“500人院”取代過去以4大部族為基礎的“400人院”。而且在一年的10個時段中，各個部落輪流組成“500人院”的常務委員會。這樣，城邦似乎成為一個均質的世界，沒有等級，沒有階層，沒有差異。權力不再集中在一個淩駕於社會之上的人物手中，而是平等地分布在所有公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