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蘇格拉底將“自然”轉化為“心靈”，那麼，柏拉圖就把老師的“心靈”轉化為“理念”。這種轉變具有重要意義。在心靈中，一般和個別沒有分離，理念是一般；心靈要以客觀事物為前提，而理念卻先於客觀事物，並且是客觀事物存在和變化的理由。在蘇格拉底那裏，認識你自己，就是要認識心靈，認識自身的局限性。而在柏拉圖看來，認識你自己，就是要認識理念，理念是不可窮盡的範型。從方法論上看，理念具有重大的批判性功能。柏拉圖正是通過理念的概念，力圖為一個處於解體邊緣的偉大文明，重新確立一種思想和行為的準則。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K．波普爾在談到柏拉圖的“理想國”時指出的那樣：“一個理想的國家不是一個幻想，不是一個夢，不是‘我們心中的觀念’，而是由於它是恒定的，因而它比那些在流變中的並且容易在某個時候消失的衰敗社會更為真實。”
在柏拉圖的晚年著作《法律篇》中，他指出人類曾經經曆過一個自然世紀，那時，人類作為牧人生活於獨居的家庭生活狀態，當時並沒有使用多種多樣的技藝。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說，“在我看來，城邦的起源從這樣一個事實就能看出：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自給自足，相對於我們自己的需要來說，每個人都缺乏許多東西。”正因為人們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房，所以至少需有農民、織工、鞋工和建築工。可是這“四工”不會自己製造自己所需要的工具，因之就須有專為這“四工”製造工具的匠人，於是鐵匠、木匠等等就產生了。以上這些需要在一個城邦裏難以滿足，因此就需要從其他城邦輸入物品，這就產生了商人。專門從事輸入物品經營的商人不能空手出國，便攜帶了一些對方需要的產品，這樣本城邦的居民就還得為其他城邦生產，於是國際貿易發生了。而國際貿易一方麵滿足了對精通航海的人們及造船的需要，另一方麵又產生了對國際通貨——貴金屬的需要，從而又需有專門從事采礦的匠人。這種“匠人的城邦”產生的基礎是“單純的個人”：“一個人在適當的時機從事與他品性相適應的工作，而不去從事其他職業……”，即使具有多種潛能，他也充當一種角色。這種城邦是健康的，同時也是原始的。
他們自己要造房子，一般說來，夏天幹活老是赤膊光腳，冬天則穿很多衣服，著很厚的鞋。他們用大麥片、小麥粉當糧食，煮粥、做糕點、烙薄餅，放在蘆竿或幹淨的樹葉上。他們坐在簡陋的小床上，床上鋪著苔蘚和桃金娘葉，跟兒女們歡宴暢飲，頭戴花冠，高唱頌神的讚美詩，兒女的人數不多，免得供養不起，陷入貧困或戰爭。
這裏沒有調味品、沒有香料與歌妓，也沒有戲劇和高檔家具。因此在貴族看來，這是一個“豬的城邦”。如果滿足了上述需要，在柏拉圖看來，這是一個“發高燒的城邦”。這個城邦最大的特點就是人們已經不會節製自己的欲望，需求遠遠地超過生活必需品的界限，於是戰爭由此起源：“如果我們想要有足夠的牧場與耕地，我們勢必要從鄰邦那裏搶過來；而我們的鄰邦若是同樣無視生活必需品的界限，無限製地追求財富，那麼他們勢必也要奪走一塊我們的土地。”所以，這樣的城邦需要一個新的階層，於是護衛者出現了。護衛者的工作是區分敵人和朋友，從本質上講這與他們的“哲學本性”相關，即關於何時、何地對何人應當和不應當行使其技藝（攻擊和護衛）的知識本性，而這種本性與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無關，也不是如“四工”的單純的技藝。護衛者“溫和而勇猛”。護衛者需要像經曆“狗”向“警犬”的轉變過程，需要教化。不然，“一旦無人管束，或者饑餓，或者遇到別的情況，它們自己就攻擊和傷害羊群，倒像是豺狼而不像牧羊犬了。” 所以，有智慧的哲學家對護衛者的教化工作負有特殊使命。教化的任務在於使護衛者超越生存之必需，達到愛智慧和愛權利的統一的境界，超越自身的利益，達到為他人而存在。教化的結果產生三個大的階級：統治者、護衛者、手工業者和農民，從而出現了新的、獨特的人類現象：政治的存在。這就是“好和正確的城邦”或“教化的城邦”。
柏拉圖把分工的原則看做是立國的基礎。然而，他認為分工是由人天生的稟賦決定的：“我們之中沒有兩個人按其本性是完全相像的。我們的能力各不相同。有些人適於做這種工作，另外一些人適於做那種工作”。在柏拉圖看來，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金製的、銀製的、銅和鐵製的。其中第一類人的天賦靈魂是理性，最適合執行立法、行政、司法等任務，充任統治者；第二類人的天賦靈魂是激情，最適合從事征戰和防禦，充任武士；第三類人的天賦靈魂是欲望，隻能充當為社會提供產品和勞務以及貿易的生產者、商人。在柏拉圖看來，所謂“正義”，就是以“天然稟賦”為基礎的等級劃分，各司其職，不介入其他部分的事物。馬克思尖銳地指出，柏拉圖的“理想國隻是埃及種姓製度在雅典的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