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1561—1626）出生於一個靠宗教改革運動起家的新貴族家庭。他12歲就進入劍橋大學讀書。大學期間，他就對當時經院哲學的理論基礎——亞裏士多德的學說不滿，他認為這種學說缺少為人類生活謀福利的實踐效果。在1605年出版的《學術的進展》中，他這樣評論中世紀的學術：經院學者的“智慧禁錮在少數幾個作者的窠臼裏，因為他們的人身就束縛在修道院的小天地裏；他們對自然和曆史都不甚了了，因而他們沒有研究大量的問題，而是無限製地發揮智慧，把在他的書本上苦心編織成的學術之網來束縛我們……他們實際上編織出了學術的蜘蛛網，網絲和編織之精細令人讚歎，但卻是空洞的或無益的”。
然而，培根麵臨的是一個複雜的局麵。一方麵，從總的來說，中世紀的文化是一種標準的蒙昧主義，經院哲學家們認為“知識即罪惡”，因為知識的傳播會導致對神的懷疑。但另一方麵，這種蒙昧主義又有十分精巧的理性外觀，如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培根正是在這兩個方麵對中世紀文化展開了全麵攻擊。在第一個方麵，他提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偉大命題。他認為，知識不是一種思辨，而是一種認識自然和利用自然，為人類造福的力量。他對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的發明作了高度評價，這三大發明引起了無數偉大的變化，以至幾乎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顯赫的人物，對於人類事務曾經比這些變化具有更大的力量和影響。
在第二個方麵，既然知識不是一種思辨，而是一種力量，知識就不應該是一種玄學和教條，而應該做“大自然的仆人”。培根提出了他的“新工具” 。這個新工具就是“實驗”。他說：“一種比較真正的對自然的解釋隻有靠恰當而適用的事例和實驗才能做到，因為在那裏，感官的判斷隻觸及實驗，而實驗則是觸及自然中的要點和事物本身的。”33 也就是說，知識的來源是人們的感性經驗，而且感覺表象愈豐富、愈精確，人們的認識才愈容易、愈順利。
培根集中批判了阻礙人類理解力的各種錯誤。他指出，在這些錯誤中，最有危害性的是“劇場偶像”。這是一種來源於哲學教條的偏見所造成的歪曲現象。比如根據聖經《創世紀》來創立一個自然哲學體係，從某種最終目的出發來尋找現實世界的根據；比如亞裏士多德“以各種範疇鑄出世界”，首先規定了問題的答案，然後再訴諸經驗，將經驗歪曲成與先定的原理一致，用文字來對問題提供答案的渴望遠勝於對事物內在真理的追求；比如煉金術，“在辛勤地和仔細地對於少數實驗下了苦功之後，便由那裏大膽冒進去抽引和構造出各種體係，而硬把一切事實扭成怪狀來合於那些體係”。培根認為，必須堅定而嚴肅地對這些東西棄盡摒絕，讓人類的理解力得到徹底解放和滌洗。
我們對事物進行思辨這件事本身也是比各種發明的一切果實都要更有價值，隻要我們的思辨是如實的，沒有迷信，沒有欺騙，沒有錯誤，也沒有混亂。
培根的理論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科學是人的知識和力量相遇之處，科學的目標就是運用理性征服自然，科學的本質是人類獲得知識和力量的工具。知識就是力量，在人們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人不再是無所作為，隻能等待上帝拯救的可憐造物，他有能力掌握知識，為自身也為世界造福。這仿佛是用魔術從地底下呼喚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得以實現的重要思想前提。“一切知識來源於經驗”，使人們的思維從天上回到了地上，並且，這個命題還把上帝的裁判權還給了人。什麼是應當的，什麼是應該摒棄的，什麼是合理的，什麼是非法的，都隻能依據人的經驗來考察，隻能從人的曆史來判決，這一切在當時都具有革命性的影響。至於對經濟思想的影響，馬克思精辟地指出：“一般說來，英國早期的經濟學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當作自己的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