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王和民族利益的興起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論述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歸宿，神國必然戰勝俗國。因此，他推論神國應該高於俗國，世俗政權必須服從神權。這個推論成為中世紀西歐社會政治權力結構的基本準則。
中世紀初期，蓋拉西教皇發表了“兩劍論”，對奧古斯丁的“兩國論”作了補充和發展。他宣稱，上帝將代表教權的劍和代表政權的劍分別授予教主和人主，要他們互相提攜，互不僭越。直至11世紀，蓋拉西的理論都被認為是教會的基本教義。按照這種教義，任何人都不能兼有宗教的和世俗的權力。
實際上，整個中世紀教會之劍和人主之劍經常發生碰撞，有時甚至火星遍地。不過總的來看，在9世紀以前，人主之劍的光芒更盛。而在9世紀以後，直到16世紀，教會之劍則居於統治地位。
在查理大帝統治時期（768—814），法蘭克王國對基督教會活動的控製最嚴格。國王親自主持宗教會議，宗教會議的決議由國王的《通令》予以頒布。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長按照所轄教區和修道院的規模，為法蘭克王國的軍隊出人出錢。高級神職人員的任命和重要的宗教儀式規範，一律由國王決定。
公元800年，教皇利奧三世為查理曼加冕，封他為法蘭克皇帝。這個事件是國王的權力從強盛走向衰微的轉折點。從表麵來看，國王變成了皇帝，世俗權力格外強大，但世俗權力從此打上了教會批準的印記。為了使這個印記更為深刻，大約在公元850年前後，教皇檔案館出示了被稱為《君士坦丁的贈禮》的著名偽件。據這份“文件”稱，由於教皇西爾維斯特的禱告，君士坦丁大帝才治愈了麻風病。為了表示感謝，他將帝國王冠及對羅馬、意大利以及整個西歐的政權，贈送給教皇，教皇退還了王冠，但保留了統治權力。教皇引用這份“文件”，聲稱世俗君主隻是以教皇代表身份為羅馬教會行使職權。教會之劍隱隱地指向人主之劍。
查理曼大帝去世後，他的帝國迅速衰落，他的子孫既抵擋不住外族的進攻，又不能對教會給予更多的保護。苦難導致人們產生厭世思想，因而使禁欲主義的理想強勁複蘇。公元910年，虔誠者威廉在德國東部的克呂尼建造了一座隱修院。克呂尼隱修院在處理它本身的事務和選擇它的領袖時享有完全的自主；它隻服從教皇，而不服從任何世俗權威。遍及西歐的“克呂尼運動”極大地推動了教皇權威的上升。
教會要求權力的願望還有更深刻的經濟根源。到10世紀前後，教會和教士就已經是大地主了。以當時不算很富的德國聖裏奎爾修道院為例，這個修道院擁有2500處莊園，在市鎮上還有2500幢房屋。要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光有上帝的關懷是不夠的，教會和教皇還必須掌握世俗權力。
1075年，教皇格雷戈裏七世發布《教皇敕令》公開宣稱：一切君主應親吻教皇的腳，教皇有權廢黜皇帝，羅馬教會從未犯過錯誤，也永遠不會犯錯誤。敕令揭開了羅馬教會向世俗君主奪權的序幕。到了13世紀，教皇的權力達到了頂峰。在德國，教皇把皇帝的廢立看做是自己的家務事。在法國，教皇迫使國王同他廢黜的王後複婚。在英國，教皇宣布不服管教的英王失去王位，並對他進行討伐。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這時的基督教國家不是真正的國家，“是基督教對國家的否定”。
托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學大全》中對教皇的權力作了理論的說明。他認為國家起源於人類同伴生活的自然需要，因此是由於人的理性的需要而自然產生的。當然，這種理性是由上帝賦予的。一個社會要長期存在，必須有某種治理規則和控製機構，這就是世俗國家。這樣，理性的根源是上帝，國家的根源是理性，而教會是上帝的代表，於是教權高於俗權就是合理合法的。
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教會一統天下的局麵從14世紀起開始瓦解。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首先是教會本身的腐敗。由於教會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一些神職人員就利用這些權力搜刮財富，他們酗酒、經商、放高利貸、汙人妻女、霸人財富，甚至使女修道院也成為貴族、神職人員的妓院。正如黑格爾說：“由於人與神聖生活的聯係是存在於塵世上的，神聖生活就被人的各種欲望搞得世俗化了。”2 其次，由於教會的橫征暴斂，激起了社會各界的反抗。12世紀和13世紀的德國和意大利，新興的市民階級經常起來造反，14世紀以反對封建神權統治的農民起義在整個歐洲此起彼伏，極大地動搖了羅馬教會的統治。再次，從14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教會分裂，使教會的力量大大衰弱。從1378年到1409年，在羅馬和阿維農同時存在兩個教皇，兩人都自稱正統。當時西歐任何地方神職出缺，兩個教皇同時派人出任。並且，兩個教皇都同時向西歐所有基督教國家征收賦稅。德國、意大利等國支持羅馬，而英國、法國等國則支持阿維農，形成基督教曆史上“西方大分裂”。最後，中世紀晚期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沉重打擊了原來依靠土地收入的教會的經濟勢力。市民階級為了切身利益與封建君主聯合，要求建立廉潔的教會，取消教會的苛捐雜稅，而封建國家為拒絕納貢和爭奪神職任命權，也需要走向中央集權，抵消教會的各種幹預。這些鬥爭進一步削弱了教會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