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重商主義是在特定時代特定的國民富裕程度下，產生的“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學體係。”14 重商主義思想孕育於各國君主對本民族的經濟利益的關切之中。據有關記載，1381年，英國國王理查二世就因王室財政困難專程到倫敦皇家造幣局討教，該局的一位官員艾勒斯伯力稱，由於英國沒有金銀礦，所有金銀都來自國外。“如果允許進口商品的金額低於本國出口的金額，英格蘭的貨幣將會被保留，大量貨幣將從海外進入國內。”15 隨著民族國家的形成，特別是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世界市場的出現，上述說法日益成為西歐經濟思潮的主流。
重商主義一方麵集中體現了當時西歐國家組織發展的特點：它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考慮問題，反映了當時新生的民族國家保持經濟獨立性的渴望；它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全國性政策，這種政策必須依靠一個高度集中的專製政權；它體現著新生民族國家的世俗經濟職能。在中世紀，國王隻滿足於在領地上征稅和通過審理案件來索取罰金，而現在，國家須用強有力的手段組織海上探險與殖民，大規模的對外貿易和貨幣管製，興辦工場手工業，國家成為追逐世俗利益的主要機構。
另一方麵，重商主義又集中體現了西歐的經濟特征。當時的西歐民族國家，從本質上仍屬於農業國家，絕大多數居民仍然靠種地為生。生產率的低下以及國內實物生產方麵的停滯，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普遍的誤解，即認為世界財富的總量是既定的。因此，要獲得更多的財富，隻有從別人的碗裏去奪取。奪取的手段或者是流血的戰爭，或者是不流血的戰爭——商業。柯爾培爾有這樣一句名言：商業是貨幣的源泉，貨幣是戰爭的神經。
如果說哪一條原則在重商主義思潮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話，那就是利用貿易差額來積累金銀。當時，人們認為一個國家的繁榮程度應依據該國所擁有的貴金屬的數量而定。一國占有的金銀越多，政府的稅收也就越多，這個國家也就越富裕、越強大。這種思想在西班牙的繁榮中得到證實。西班牙的成功看來是從美洲殖民地源源不斷運來的貴金屬的直接結果，西班牙人利用殖民地和商業壟斷，獲取大量的貴金屬，這些貴金屬又支撐著西班牙國王和貴族的東征西討，而戰爭和冒險在當時的西歐仍被看做是無限榮光的事業。
於是，如何獲得寶貴的金子，成為各國君主追求的目標。而“到各地追逐黃金使一些地區被發現，使新的國家形成；首先使進入流通的商品的範圍擴大，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遙遠的大陸卷進交換和物質變換的過程。”這樣，重商主義追求貴金屬與古代的積累財金之間就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在古代，人們也想方設法地儲備金銀以應一時之需，而現在，追求貨幣去換回更多的貨幣，將追求財富與流通緊密相連，這顯示了一種新的經濟態度與經濟心理。
流通成為貴金屬的主要來源，而流通的主體——商人，便成為新的經濟世界的英雄。托馬斯·孟在他那本被稱為重商主義的“聖經”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中熱烈地讚頌道：
商人肩負與其他各國往來的商務而被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實在是受之無愧的，這種工作所得的榮譽與所負的責任同樣巨大，應該以極大的技巧和責任心去履行才好，這樣，私人的利益才會常常跟著公共利益而來。因為這種職業的高貴性質或者可以更有力地激起你的願望與努力，去獲得那些可以將它幹好的能力。
托馬斯·孟則自謙地表示，自己才疏學淺，因此，隻能用自己的經驗，民間諺語與生意人的計算方法，來表達大公無私的真理。
重商主義的思想家們也許根本不想構建一個理論體係，他們寫文章和小冊子不是為了一種關於經濟理論的闡述，而是為了實用，但是他們的觀點保持著一貫性。因此，從總體的意義上說，的確有一個重商主義的思想體係。該體係的基本觀點如下：金銀是最重要的財富，隻有真正能實現為貨幣的東西才是財富；生產是創造財富的前提條件，財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領域，因為除采金銀業以外，生產的擴大並不等於一國擁有貨幣數量的增加；國內貿易因為一人所得便是另一人所失，因而不是財富的源泉；隻有在對外貿易中出口商品總值大於進口商品總值，才能帶來更多的貨幣，從而增加一國金銀的持有量，而這種增加是一國經濟繁榮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