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謨對曼德維爾的理論也作出了自己的反應，他認為，“追求財富”較之“嫉妒和報複”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點。前者是偶然的，後者是必然的，從而是可預期的。人們追求財富，社會追求利益，造就了可預期的人性和可預期的社會。隨著時代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長，人們的消費及其文化也日益擴展。休謨認為，正是這種工業、技藝以及隨之而來的“享受”，“對自由是相當有利的，它具有一種維護（如果不是產生的話）自由政府的天然趨勢”。而作為工業、技藝和享受主體的工商業者，“自由社會是最優秀最堅定的基礎 ”這就是休謨所喜愛的“新人”。
似乎與此相呼應，18世紀英國偉大的小說家丹尼爾·笛福（1660—1731）也在歡迎這位“新人”的到來。1704年，他在一篇評論中指出：
現在，國家的實力並不是像過去用兵力、勇敢和領導來衡量。國家的財富才是決定國家偉大與否的因素。
他認為，國家的財富歸根到底來源於人的勞動：
每一個勞動者都可以為國家增加財富，增加的數量是他的勞動所得多出他或他的家庭吃用或消費的部分——任何增加都意味著財富總量的增加——因此我認為，從今以後，提高勞動價格就是增加國家財富。
笛福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一反班揚輕視金錢和愛錢之人（即商人）的態度，他認為商人是“最好的紳士”，雖然他們沒有地產，但他們握有貿易，而且“比起任何人來，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他自己就是這種思想的實踐者，雖然從商屢戰屢敗，但他仍鍥而不舍地尋求金錢。
1719年，年近六旬的笛福發表了他的偉大小說《魯濱遜漂流記》。這是西方無數航海冒險故事中的一個。不過，魯濱遜出海遠行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崇高的榮譽，一方麵他的目標很抽象：“在對自然的嗜好中，有某種命中注定的東西”，那種對“上帝和大自然把他安置在那裏的那種狀況”的不滿足，這是他的“原罪”，他的“天命”。一方麵他的目標很實際：給他興旺的巴西種植園再買回一些奴隸，生產更多的產品，賺回更多的金錢。
由於觸礁，魯濱遜獨自一人滯留於荒無人煙的小島。他既不指望出現奇跡，也不絕望和感傷。對他來說：“一個人隻是呆呆地坐著，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東西，是沒有用的”，這就是絕對真理。他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把破船上一切有用之物都搬到小島上的新家裏，一一清點、仔細保管，他把自己落難的小島視為自己的財產，親手建造棚舍，製作適用炊具，打獵覓食，種植莊稼，努力改造自然並為自己服務，他甚至按照商業簿記上“貸方”和“借方”的格式，將自己在荒島上的種種進行打理，將一件事情的“好處”和“壞處”進行理性判斷：
隻要我們對於一切事情都用理性加以分析，加以比較，加以清楚的判斷，人人遲早都可以掌握一種工藝技術。我生平沒有使用過任何工具，然而久而久之，運用我的勞動、勤勉和發明才能，我漸漸發現，我什麼東西都可做得出來，隻要我有工具。
這一切現在都是屬於我的，我是這地方的無可爭辯的君主，對這地方具有所有權，如果可以渡讓的話，我還可以把它傳給子孫，像一切英國的領主一樣。
魯濱遜的傳奇將18世紀英國新人的形象具體化了。
這是一個標準的“經濟人”：出生於安寧和富裕的中間階層，既不會由於揮金如土而身心疲憊，又不會終日勞苦而憔悴不堪；利己、理性、勤奮、謀利以及利用“星期五”做雇傭勞動者。並且，這種經濟人是作為“征服的個人”出現的，“我教他說‘主人’，然後讓他知道，這就算我的名字”。52 魯濱遜既擺脫了傳統的人際關係的束縛，又使自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自然成為他的資源，土人成為他的勞動力。從馬基雅維利開始的作為資產階級的個人的概念在魯濱遜的荒島上找到了歸宿。
馬克思精辟地評論了魯濱遜故事的社會經濟含義。他指出：
實際上，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做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個的人表現為擺脫了自然聯係等等，而在過去的曆史時代，自然聯係等等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麵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麵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