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國民財富，他提出了三種方法：
第一，增加勞動力。配第認為，人口少是真正的貧窮。因為人口少意味著人手少，意味著投入的總勞動量少，而勞動是創造財富的能動要素。因此他主張使社會上各種閑散人口都參加勞動，包括該處死刑的罪犯。將死囚從肉體上消滅變為強製勞動，對社會來說，就增加了人手。
第二，發展分工。他說：比如織布，一人梳清，一人紡紗，一人織造，另一人拉引，再一人整理，最後又一人將其壓平包裝，這樣分工生產，和隻是單獨一個人笨拙地擔負上述全部操作比起來，所花的成本一般較低。他以荷蘭為例，分析了運輸工具的專業化對於降低運輸費用、提高運輸效力的作用。配第關於分工問題的論述，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轉折。以往人們討論分工問題總是從如何使產品做得更好出發，典型例證就是色諾芬關於居魯士國王宴會的論述。而配第的分工觀點不同於古代思想家之處，首先在於強調分工對產品的交換價值的影響，能夠使商品變得更加便宜。“這種觀點——更著重強調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由於分工）所引起的縮短。”這種重視分工的數量方麵的後果的觀念完全是近代的。由於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逐漸形成，競爭越來越成為一般規律，而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價格競爭在各種競爭方式中居於主導地位。正如配第所證明的那樣，如果我的鄰居用少量的勞動生產出許多東西，因而他能賣得便宜，那我也必須設法和他賣得一樣便宜。隻有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在競爭中居於有利地位。
第三，發展工業。配第認為，工業是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他在研究了各個行業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貢獻大小後，得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結論：“工業的收益比農業多得多，而商業的收益又比工業多得多。”在他看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的相對重要性逐漸增強，而農業的相對重要性則逐漸下降。
除此之外，配第還對貨幣和貿易的作用做了深入的討論。他認為：貨幣不過是國家的脂肪，如其過多，就會使國家不能那麼靈活行事；如其過少，也會使國家發生毛病。而且貨幣少與國家窮沒有必然聯係，因為最有錢的人很少或根本不把錢放在身邊，而是把它變成或輾轉變成很能賺錢的商品。因此，關鍵還在於發展生產，擴大貿易，加速流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貿易就是商品交換，可是一般地說，它乃是獲取財富和權力的方法，是幸福的根源。”
然而，根據配第的政治算術，社會經濟質的描述最後都要歸結為量的說明。於是，亞裏士多德在兩千多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又一次擺到配第麵前。那就是為什麼5張床能夠等於1間房。在配第的時代，社會分工和生產分工的發展都很迅速，工業與農業的商品交往日益擴大。問題在於，不同行業、分工的不同方麵所生產的產品在質上有明顯的差異，它們進行交換的基礎是什麼？針對這個問題，配第作出了在政治經濟學史上最重要的貢獻。
在《賦稅論》中，配第在探討穀物價值時，將穀物與白銀比較，假定生產一蒲式耳這種穀物所需的勞動，和生產一盎司白銀所需的勞動相等。這樣：
假如一個人在能夠生產一蒲式耳穀物的時間內，將一盎司從秘魯的銀礦采出來的白銀運到倫敦來，那麼，後者便是前者的自然價格。如果發現了新的更豐富的銀礦，因而獲得二盎司白銀和以前獲得一盎司白銀同樣容易，那麼，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現在穀物一蒲式耳售價十先令，和以前一蒲式耳售價五先令同樣低廉。
在配第看來，一定量穀物之所以能和一定量的白銀相交換，是因為它們耗費了同量的勞動。在這裏，配第實際上將勞動看成價值的源泉。
勞動創造價值理論的提出，具有深廣的曆史原因。在配第的時代，一方麵存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階級的鬥爭，一方麵存在著資產階級之間的競爭。在前一方麵，資產階級用勞動創造價值從而應該占有價值的觀點去反對封建階級的不勞而獲和遊手好閑。在後一方麵，由於生產方式從家庭作坊向工場手工業的轉化以及市場競爭的加劇，重商主義賤買貴賣的賺錢方式越來越困難，生產的重要性空前增加，因而控製成本就成為賺取利潤贏得競爭的核心問題。而在一個流動資本比重大的社會中，構成成本的主要部分就是勞動成本。同時，由於圈地運動，大量的勞動力被拋到市場上來。組織廉價的勞動力進行工業生產，成為新的致富源泉。人們開始把勞動看成是同質的沒有區別的商品。這樣，一般的、抽象的人類勞動，漸漸被認為是生產中主要的和普遍的成本要素了，也是出貨和進貨間價值差別的主要原因，而國家的繁榮（以及個人的利潤），歸根到底就是決定於這一價值差別的。於是，在理論上，重商主義的價格差異轉化為古典學派的價值差異，勞動量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