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國啟蒙思想
17世紀末，法國文化學術界掀起了一場廣泛而持久的爭論，這場爭論的主題是古今文化誰優誰劣。爭論的展開，逐步從文化藝術擴展到所有學術領域。豐特奈爾以笛卡爾的理性主義為起點，論證了人類曆史的進步性質。笛卡爾認為，客觀世界是有規律有秩序的，人類隻要采用適當的方法，借助人的理性不斷擴展知識，人類一定有光輝的前途。豐特奈爾則進一步指出，由於人類追求知識並獲取知識，就逐步形成了追求進步的天性。正因為這種天性是無限的，人類獲取的知識也是無限的，人類的進步也必然是無限的。
曆史進步觀念得到了自然科學發展的大力支持。1687年牛頓發表了他的偉大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這本書對萬有引力定律的描述給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以深刻的啟迪。他們相信這個世界不僅存在控製自然的一般法則，也存在控製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按照這一設想，他們開始將理性應用於所有領域，以便發現控製事物的一般規律。他們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製度、所有的傳統都要受到理性的拷問。
法國啟蒙學者的理性不是脫離感性經驗的“真理王國”。正如卡西勒所說，啟蒙學者首先解放的就是理性本身。
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結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簡單的事實，分解所有簡單的經驗材料，分解人們根據啟示、傳統和權威所相信的一切；不把所有這一切分解為最簡單的成分，不把關於這些事物的信念和見解分解為最終因素，它是絕不罷休的。分解之後就開始建設。理性不能在這一堆支離破碎的廢墟前停步；它不得不從中建立起一座新的大廈，一個真正的整體。但既然理性創造了這一整體，並按自身的規則把各個部分裝配到了一起，它就對自己的產物獲得了完備的知識。
於是，理性一方麵成為一柄鋒利的解剖刀，另一方麵又成為一套完善的腳手架。在分析時，理性批判一切流行觀念，尋找現實世界最基本的真實元素；在綜合時，理性從分析中得來的“終極組成因素”出發，自下而上地建設起完善的體係。重農學派的思想家們就是根據這種方法找到了“純產品”這個基本元素，從而建立起反映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經濟表》。從本質上看，他們所用的經濟分析方法與牛頓的力學分析方法沒有多大差別。
理性含義的轉變還有更深刻的社會曆史原因。18世紀的啟蒙運動在本質上體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封建專製製度的對立。因此，它不能滿足於把人驅趕到“我思故我在”的自身理性，它對要求豐富具體、充滿欲望和激情的個人服從抽象的、社會內容貧乏的笛卡爾式的理性懷有一種本能的反感。在啟蒙學者看來，理性應該服從充滿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的主體的需要。
1748年，一本書的出版在法國引起了轟動，在短短的兩年之內，竟連續印刷發行了22版，並很快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這就是孟德斯鳩（1689—1755）的《論法的精神》。在這本著作中，孟德斯鳩激烈地攻擊了封建專製製度，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專製政體的原則是恐怖。”作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認為人類曆史從總體來說是逐漸進步的，並有規律可循。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羅馬盛衰原因論》（1734）中，他這樣寫道：“支配著全世界的並不是命運。這一點從羅馬人身上可以看出來：當羅馬人根據一種辦法來治理的時候，他們一連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當羅馬人根據另一種辦法來行動的時候，他們就遭到了一連串的失敗。有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切偶發事件都是受製於這些原因的；如果偶然一次戰敗，這就是說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毀了一個國家，那就必然還有個一般的原因，使得這個國家會在一次戰鬥中滅亡。總之，一個總的基礎是會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帶動起來的。”這個一般的原因，就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孟德斯鳩將人類社會視為一個有規律的上升過程。那麼，這個規律的核心是什麼呢？或者推動社會的基本動力是什麼呢？孟德斯鳩認為，這既不是知識，也不是理性，而是利益，利益是地球上最大的君主。
由於利益，人們的“這種勞動熱情和這種發財的狂熱，從這一社會階層發展到另一階層，從手藝工匠直到大人先生。誰也不願意比他剛剛看見的，緊接著排在他下麵的那個人更窮。在巴黎你看見一個人，財產足夠生活到裁判之日，還在不停的勞動，冒著縮短生命之險，在那裏積累他所謂糊口之資。”